“天地之祠五徙焉”：成、哀年间郊祀改革的兴起与反复
西汉末年的礼制复古运动，自宗庙改革而始，继之以郊祀制度改革，为同一批儒生所发起，指导精神相同。元帝好儒，永光四年（前40）采纳贡禹、韦玄成、匡衡等人的建议，罢废“亲尽”宗庙、郡国庙以及不合礼制的寝园。后因元帝疾病缠绵不愈，于建昭五年（前34）恢复了郡国庙以外的“诸所罢寝庙园”。元帝驾崩不久，匡衡即再度提出罢废“亲尽”宗庙[74]。几乎同一时间，他又提议改革郊祀制度，由此揭开了西汉后期郊祀制度改革的序幕。
（一）匡衡的郊祀改革
成帝即位之初，就建立了南郊郊祀。建始元年（前32）“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建始二年（前31）春正月“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75]。立郊祀之议出自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汉书·郊祀志》对这一奏议有详细的记录[76]。匡衡所提出的改革理由有三：首先，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作为天地重祀，方位不合古制；其次，皇帝祭天地需长途旅行，安全无保障；其三，皇帝为祭祀频繁出行，劳民伤财。结合匡衡及其支持者的其他言论来看，以上所论之二、三两条皆非核心原因。匡衡最强调的，是汉家天地大祀泰畤—后土祠，不合经籍所载“古制”。这一提议下于群臣后引起争论，结果是除“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八人”外，其余五十名参与讨论者都表示赞同。议者引经据典，云[77]：
天地以王者为主，故圣王制祭天地之礼必于国郊。长安，圣主之居，皇天所观视也。甘泉、河东之祠非神灵所飨，宜徙就正阳大阴之处。违俗复古，循圣制，定天位，如礼便。
这段话常被研究者引用，尤其是“天地以王者为主”一句，被认为是郊祀礼的主要理论基础。除此之外，尚有一句值得注意：“违俗复古，循圣制，定天位，如礼便。”所谓“违俗复古”，是以现行制度为“俗”，礼书所追述的上古法式为“古”[78]。它针对的，是反对者所提出的西汉天地祭祀之礼“所从来久远”之说。在争论中，匡衡等人特别拈出“俗”与“古”的对立，以复古为要。从这一角度讲，匡衡及其支持者可称为“复古派”。以支持与反对的人数比例来看，在首次辩论中，复古派占据了绝对优势。
此次郊祀改革提案并非匡衡遽然为之，而是一批学者相当长时间以来的意见。元帝时翼奉已发其议，以为“祭天地于云阳汾阴，及诸寝庙不以亲疏迭毁，皆烦费，违古制”。他甚至认为汉家祭祀制度已积重难返，非徙都成周不足以变更旧制[79]。激进复古、彻底变更现行制度，是复古派的一贯主张。翼奉切谏元帝下决心“一变天下之道”[80]，复归周政。匡衡也曾上疏元帝，建议“宜壹旷然大变其俗”[81]。
自先秦流传至西汉的礼书，以士礼为主。自西汉初年以来，儒生一直未能建立起一套实用的“天子礼”[82]。《汉书·兒宽传》云“及议欲放古巡狩封禅之事，诸儒对者五十余人，未能有所定”[83]，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谓“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84]，皆是其证。至元、成之间，礼学理论有了显著发展，学者始发改革国家礼制之倡议。翼奉、匡衡的言论，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翼、匡二人同事后仓，学出一源[85]。后仓专精礼学，徒众甚盛[86]。翼奉、匡衡之学来自后仓，师丹又师事匡衡[87]。成帝初年主张郊祀改革一派，主要人物多有后仓礼学的背景[88]。
不过，就《汉书》中保存的材料来看，元、成时期郊祀改革的理论尚较为单薄。《汉书·郊祀志》的两段记载，可以证明此点。一是诸儒谈及南郊郊祀之理论[89]，王商及众儒臣引《礼记》《尚书》等文献证明改革的可行性。其论说的层次并不复杂，无非强调天地之祭需从“正位”，要求恢复周制而已。至于具体祭仪，似不在讨论之列。第二段材料为南北郊郊祀获准后，匡衡申请改革泰畤制度，曰[90]：
紫坛有文章采镂黼黻之饰……不能得其象于古。臣闻郊柴飨帝之义，埽地而祭，上质也。……皆因天地之性，贵诚上质，不敢修其文也。……紫坛伪饰、女乐、鸾路、骍驹、龙马、石坛之属，宜皆勿修。
匡衡批评泰畤的装饰与祭祀仪式，并要求去除“紫坛伪饰”。他的意图，是以此为基础导向郊祀礼仪。他引用《礼记·郊特牲》之文[91]，以为上古祭祀“贵诚上质”。泰畤形制华丽、祭品奢泰，与这一原则不符，必须革除逾制的装饰和祭品。不过，匡衡所倡的“上古祭祀”制度如何，并无经典支持，他只能在泰畤已有的基础上作删减。在改革郊祀礼仪的同时，匡衡也修改了祭祀乐歌。《汉书·礼乐志》载[92]：
《惟泰元》七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罢“鸾路龙鳞”，更定诗曰“涓选休成”。
《天地》八 丞相匡衡奏罢“黼绣周张”，更定诗曰“肃若旧典”。
《惟泰元》与《天地》两篇作成于武帝时，皆为礼敬太一、尊享天地的乐歌。匡衡修改这两首乐歌，旨在用于此时已迁至长安南北郊的天地之祭。“鸾路龙鳞”与“黼绣周张”皆为描述泰畤祭品富丽铺张的修辞。有趣的是，两首乐歌中尚颇有形容祭品与祭仪的词句，如《惟泰元》中有“嘉笾列陈，庶几宴享”，《天地》有“千童罗舞成八溢”“璆磬金鼓”等。匡衡所更动的，只有每首乐歌中的四个字。据此可以推测，匡衡并非根据某种理念改写了祭祀乐歌，他所删去的字样，应直接对应他对祭祀礼仪的修正。即南郊郊祀中去除的，唯“鸾路龙鳞”“黼绣周张”而已，其余一本泰畤旧仪。在南郊郊祀建立的同时，泰畤被彻底罢黜，泰畤承担的祭祀被迁至长安南郊。泰畤的祭天礼仪却并未废止，而是作为蓝本，略加改动后成为南郊祭天的礼仪制度。
以匡衡为代表的改革派援引经籍，虽争取到多数人同意，使郊祀改革得以实现。但他们并未提出具体的、符合“礼制”的祭祀礼仪，而是基本照搬原有的泰畤—后土祠祭仪，略施增删。换言之，他们只是迁移了原先天地之祭的位置，其理论支持比较单薄，仪式设定相当粗疏。
这次郊祀改革的后续步骤也值得一谈。天地之祭的“正位”得到确认后，以匡衡、张谭为首的复古派着手清整原有的国家祭祀体系。首先被废除的是雍五畤和陈宝祠[93]：
衡又言：“……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礼之所载术也。汉兴之初，仪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复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礼，郊见上帝，青、赤、白、黄、黑五方之帝皆毕陈，各有位馔，祭祀备具。诸侯所妄造，王者不当长遵。及北畤，未定时所立，不宜复修。”天子皆从焉。及陈宝祠，由是皆罢。
雍五畤在西汉一直位列最高等级的祭祀。陈宝祠是秦人旧祠，至西汉不衰。匡衡因其“非礼之所载”，质疑雍五畤与陈宝祠的正当性，定性为“诸侯所妄造”。陈宝祭祀被蠲除，雍五畤的五帝祭祀归并于南郊郊坛。此时，原国家祭祀中最高级别的泰畤—后土祠、雍五畤、陈宝祠祭祀已全部停止，郊祀改革的第一步至此完成。
建始二年（前31）首次郊祀举行后，匡衡、张谭再次动议，请求罢废其余神祠：“长安厨官县官给祠郡国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应礼，及疑无明文，可奉祠如故。其余四百七十五所不应礼，或复重，请皆罢。”[94]由这一删减标准可见，复古派的重点在于迁移、合并天地之祭，并不试图彻底废除原国家祭祀中的所有神祠。各地神祠虽被废三分之二以上，但国家祭祀以神祠为主体、分布广泛的特征并未变更。对复古派而言，祭祀体系中繁多的神祠在原则上并不违礼，无须全盘废止，只需加以拣选。
《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及《地理志》所载祠畤仅二百余所[95]，与匡衡所云683所相去甚远。史籍失载，已无法一一查证幸存208所祠畤的祭祀对象。从有限的材料来看，这次大清整后得以留存的祠庙，多属名山大川祠及天象祠，如雍地旧祠203所中幸存的“山川诸星”祠15所[96]。西汉前代诸帝新立神祠几乎尽皆罢废，其中武帝、宣帝所立祠庙被废尤多[97]。这些祠庙多由方士主持，或为异象祠，或为仙人、巫鬼祠。废除这些神祠，反映出当时儒生对秦及西汉前、中期皇帝祭祀喜好的反动，以及在祭祀体系中驱除方士影响的努力方向。
总的来说，以匡衡为首力主郊祀改革的一派，多有后仓礼学的背景，以复古为原则，主张正天地之位、返朴上质。受礼书内容限制，他们无法提出完备细密的祭祀理论或具体的祭祀仪式方案，只能在泰畤—后土祠祭仪的基础上加以损益。这次改革的重心在于迁移天地之祭的方位，合并五帝祭祀，统归于南郊，尽可能清除国家祭祀中方士的影响。严格地说，此次改革的思路是修正而非捐弃原有的以神祠为主体的国家祭祀。
（二）刘向的质疑
礼制复古，自元帝就已开端。不过，元成之际才是复古派得势的关键节点。元帝下宗庙之议，大臣们意见纷纭，依违一年方得实施[98]。元帝竟宁元年（前33）五月驾崩，当月诸宗庙寝园再次被废[99]。太子六月乙未即位，当日有司即上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得到批准[100]。既而，匡衡又上南郊郊祀之议，并得以实施。这似乎透露出，复古派借皇位交接之机，迅速地占据了上风。匡衡曾为太子少傅数年，与成帝有师傅之谊。成帝好儒，即位之初也优礼旧臣，匡衡或借此施加影响，加速了改革进程。
由匡衡主导的郊祀改革雷厉风行，在成帝即位后两年内，就完成了祭祀制度的重大变更。这次改革最初声势极大，以压倒性优势占据了廷议主动权。然而，仅一年后形势便急转直下，“匡衡坐事免官爵，众庶多言不当变动祭祀者”[101]。匡衡力倡的祭祀制度改革受到质疑，固与其本人失势直接相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急于实现“大变其俗”的理想，操之过急。一旦失去皇帝的支持，曾被压制的反对意见便出现强烈反弹。比如，在郊祀改革实施之初，刘向就表示过异议。
据《郊祀志》所载，罢泰畤当天有灾异出现，“大风坏甘泉竹宫，折拔畤中树木十围以上百余”[102]。刘向就此作出长篇论述，对宗庙、郊祀改革提出尖锐的反对意见[103]：
家人尚不欲绝种祠，况于国之神宝旧畤。且甘泉、汾阴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应，然后营之，非苟而已也。……祖宗所立神祇旧位，诚未易动。及陈宝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余岁矣，汉兴世世常来……此阳气旧祠也。及汉宗庙之礼，不得擅议，皆祖宗之君与贤臣所共定。古今异制，经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说正也。
刘向进言约在建始二年（前31），匡衡建始三年（前30）坐免[104]，直至成帝永始三年（前14），汉王朝才正式废除南北郊祀，复泰畤—后土祠、雍五畤。但这18年间，成帝亲郊仅建始二年一次而已。永始二年（前15），雍五畤尚未正式恢复，成帝已行幸雍、祠五畤[105]。可见，成帝不属意南郊郊祀，已有时日。刘向进言虽然与成帝正式废南北郊祀之间悬隔十数年，但影响不容小觑，下文试详论刘向此一观点的背景及其意义。
首先，论者多以汉末南郊郊祀改革与儒者逐渐得势密切相关，而忽视了儒者内部的分歧。博学通儒刘向在郊庙改革一事上，观点与匡衡等人完全不同。前文已提及，礼书失记天子之祭的仪式、制度。匡衡等人所提倡的南郊郊祀礼，其仪节全本于西汉原有的天地祭礼，并无经典依据。刘向即就此点对匡衡等人提出尖锐的质疑：“古今异制，经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说正也。”这一考语主要指向宗庙改革，但放在郊祀礼上也同样适用。刘向反对没有经典依据的改制，对匡衡等人不以为然，称其“诬神”。同时，就礼制思想而言，刘向主张“文质相救”[106]，与匡衡所力主的“贵诚上质，不敢修其文也”显然相悖。
刘向与匡衡等人的对立并不限于郊祀制度，他对贡禹、韦玄成及匡衡主持的宗庙制度变革也深为不满。庙制变更与郊祀改革的实质并无差别，是同一批儒者要求严格按“古礼”行事，以使汉家宗庙祭祀合乎上古制度。刘向认为，现行宗庙改革政策是韦玄成、匡衡等人再三权衡妥协后确定的，更动前代制度，又于经无据，缺乏合理性。刘向是汉朝宗室，成帝末年，他见当时灾异浸甚，外家当权[107]，对汉王朝的命运已抱有极深的忧虑。匡衡等人坚持改革汉家旧制的行为，应激起了他极大反感。
再者，刘向与匡衡政见不合。元帝时石显当权，匡衡不敢违逆其意[108]。刘向则对石显等人深恶痛绝，又使外亲上书言地震灾异，后被恭弘、石显发觉，系之于狱[109]。石显事败后，刘向才被重新起用。此事以后，两方已成政敌。
在对经典与礼学的理解上，刘向与匡衡有极大分歧。在政见与个人情感等方面，刘向也与匡衡对立。因此成帝垂询时，刘向的反对意见尤为激烈。
之所以冗言叙述刘向与匡衡的矛盾，是因为匡衡的反对者绝非刘向一人，刘向可以看作是一个群体的代表。在他看来，不但泰畤—后土祠及雍五畤有神祇感应，“非苟而已也”。即便是秦人旧奉的陈宝祠，也是不可随意废弃的“阳气旧祠”。刘向应能代表相当一部分儒者的意见。他们不以南郊郊祀的建立势在必行，更不以为旧祭祀体系不合礼制。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复古派所复之“古”，并无经典支持，难以服人。
刘向与匡衡之间不是个人恩怨，也并非因于一时一事，他们分别代表了政见及学术观点歧异的两个群体。西汉中晚期郊庙改革的主体不能简单地归为“儒生”。这次改革是一个知识背景、政见相近，热衷复古的儒生群体所发起的[110]。以匡衡为首的复古派，在学理上并未占据绝对优势，也未必是多数派。但主持者匡衡位列三公，一呼而应者如云，他们又接连得到了好儒的元帝、成帝的支持，这是郊庙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元帝自为太子时就好儒术，对宣帝的政策不太认可。《汉书·匡衡传》载：“时，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111]元帝即位后全面改革宣帝朝政策，这给了儒生改革的希望，也让投机者看到了机会。元帝朝的宗庙改革，以及成帝初年的郊祀改革，都源于这一次政策的整体转向。
然而，此时郊祀制度还存在着诸多弱点，远未能服众，改革陷入了不断反复。正是在这一次次反复中，旧体系渐次陵夷，郊祀理论日趋成熟。
（三）旧体系的失衡
成帝初年，复古派在郊祀改革中一度成功，但朝中的反对势力始终存在。这一股势力，力主维持现行的祭祀制度，姑称为“现世派”[112]。两派在郊祀改革的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夺。现世派既包括守旧的大臣，也包括在经典理解上与复古派不同的儒生。
永始三年（前14），皇太后（元后王氏）下令废除长安南北郊祭祀，恢复泰畤—汾阴后土祠之祭。《汉书·郊祀志》载其事曰[113]：
后上（成帝）以无继嗣故，令皇太后诏有司曰：“……今皇帝宽仁孝顺，奉循圣绪，靡有大愆，而久无继嗣。思其咎职，殆在徙南北郊。……其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陈宝祠在陈仓者。”天子复亲郊礼如前。又复长安、雍及郡国祠著明者且半。
诏令恢复泰畤—汾阴后土祠的直接原因是成帝无继嗣。刘向进谏后，成帝颇为悔恨，应已有此意。其后，匡衡因专地盗土事发坐免，复古派遭受重创。又逢成帝久无继嗣，现世派以此为据批评郊祀改革，复古派一时无力抵抗。
成帝驾崩不久（前7），长安南北郊郊祀旋即恢复[114]。可以想见，复古派借皇权交替之机施加了一定压力，扳回一局。不过，此时的复古派在理论建设上并未比匡衡时有所推进。如杜邺劝王商恢复南北郊郊祀时的说辞[115]，仍从天地之祭的方位、费用与皇帝个人安全三个角度立论，与匡衡之说几无差别。尽管南郊郊祀制再度回潮，但郊祀理论与实施办法都毫无进步。哀帝建平三年（前4），复古派再度失手，南北郊祀又被废除。复古派与现世派都在争取最高统治者同情，此消彼长，反复拉锯。可以想见，如果郊祀理论与实施细则无明显推进，这种相持局面就难以打破。
当然，匡衡的改革并非毫无成果。虽然南北郊郊祀暂被废止，但郡国宗庙已全部罢废，地方神祠也废黜过半。正是这一时段中复古派对原有祭祀的质疑和冲击，直接导致了汉王朝祭祀体系的真正危机。
成帝永始三年泰畤—后土祭祀恢复不久，方士力量迅速回潮。兼之成帝久无继嗣，更赖方士祭祷求福[116]。哀帝虽一度恢复了南北郊祀，但他体弱多病，亦好鬼神之事，恢复郊祀不久，便下令全面复兴地方神祠[117]。此次重兴的神祠总数有七百余所，数量甚至超过建始二年改革前的683所。哀帝还大量派遣“侍祠使者”以奉祭祀。次年即建平三年（前4），太皇太后（元后王氏）下诏恢复泰畤—汾阴后土祠[118]。此时，泰畤—后土祭祀得以恢复，全国神祠全面复兴，国家祭祀从表面上看几乎恢复宣帝朝旧观。但实际上，以泰畤—后土祠为最高祭祀的神祠祭祀制度，在这两次废而复立的过程中遭到极大的破坏。其表现，在于国家祭祀中礼仪与方术的失衡。
秦汉以来的国家祭祀中，礼仪往往与方术交错难解[119]。大部分祭祀由祠官统领，定时向天地山川群神致礼祈福。这些祭祀对象多数所从来久远、传承相对稳定，往往被认为与国家气运相关。另一部分祭祀则由方士提议修造或负责管理，主要祭祀对象有地方神祇、异象、宝物等，或以求仙、候神为名目，兴废相对随意，祭祀目的往往与皇帝个人命运密切相关。武帝、宣帝时修造的大量祠庙，就多关系皇帝本人的福祉寿考。西汉前半期，礼仪与方术始终能够相互制衡，没有一方占据压倒性优势。文帝、武帝都曾一度信用方士，尤以武帝为甚，但方士及方术在国家祭祀中发挥的功能仍受到一定限制。日常祭祀、行礼等环节主要由祠官主持。泰畤—后土祠、泰山明堂等重大祭祀，在建立过程中虽有方士深入参与，但日常运转则在祠官管辖之下。不过，礼仪与方术在汉王朝国家祭祀中并未分层，方士与祠官平等而立，这种结合内部有其脆弱之处。如果没有君主的控制，这一制度极易失衡。
自匡衡首次郊祀改革以来，礼仪—方术平衡的局面逐渐失控。皇帝放弃南郊郊祀、恢复泰畤—后土祭祀，主要原因都与自身密切相关，或为子嗣不继，或为久病不瘳。因此，每次旧祭祀体系得以恢复，回潮最为汹涌的，是操求祷之术的方士。成帝末年，“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祠祭上林苑中”。哀帝也“博征方术士，京师诸县皆有侍祠使者”[120]。谷永曾长篇上书，切谏勿使方士“窥朝”[121]。当时方士势力之蔓延，可见一斑。再者，成帝恢复旧祭祀体系后，尚能规律地亲祭泰畤、后土祠、雍五畤[122]。至哀帝，南郊郊祀制度又经一兴一废，泰畤、后土祠虽得恢复，“上亦不能亲至，遣有司行事而礼祠焉”[123]。于是，一方面，皇帝疏于亲行天地之祭，祠官掌管的重祭不举；另一方面，方士在短时间内大量涌入国家祭典，旧祭祀体系的威严与平衡受到了极大损害。
成帝初即位（建始元年，前32），即立南郊郊祀。成帝永始三年（前14），恢复泰畤—后土祠。成帝绥和二年（前7）甫一驾崩，皇太后（元后王氏）立即诏复长安南北郊[124]。哀帝建平三年（前4），南北郊再被罢废。每临皇位更替之时，复古派往往成功，迁延数年后，现世派又能扳回一局。国之重祭更动如此频繁，前所未见。自建始元年匡衡初兴郊祀之议，至元始年间王莽议定郊祀制度，班固亦喟叹：“三十余年间，天地之祠五徙焉。”[125]在这频繁的拉锯中，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作为最高祭祀的权威屡遭否定，旧制度的合法性受到极大伤害。皇帝无法规律地祭祀天地，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因此渐渐倾颓。国家祭祀中礼仪—方术并立的局面已难维持。不过，这种反复的局面也说明，匡衡所架构的郊祀制度仍无法彻底替代业已险象环生的旧体系。真正击垮旧祭祀制度的，是王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