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朝的甘泉宫
武帝元鼎、元狩年间，对甘泉宫持续地大规模建设始发其端。甘泉宫一跃成为西汉最重要的宫室，集神圣与世俗的功能于一身。今试析而言之。
（一）御仙之馆：作为祭祀中心的甘泉宫
《史记·封禅书》载李少君劝说武帝于宫室中画神像以通神，甘泉宫的兴盛从此发端[307]：
〔武帝〕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
此事在元朔五年（前124）。《封禅书》所谓“又作甘泉宫”，指在原甘泉宫基础上翻修扩建。李少君死后不久，又发生了寿宫神君使武帝相会于甘泉之事[308]：
游水发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寿宫神君。
武帝先将上郡能下神的巫师安排在甘泉宫，巫师招来的“神君”显灵后，武帝又奉其于甘泉宫内的寿宫。此事约在元朔六年（前123）。从这两个举动来看，武帝似已有将与鬼神、祭祀相关之事集中于甘泉宫的打算。置寿宫神君后，武帝又对甘泉宫室进行了一番调整，“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309]。《史记·孝武本纪》《集解》引服虔曰：“立此便宫也。”又引臣瓒曰：“宫，奉神之宫也。”[310]武帝新增设宫室寿宫、北宫，皆是用以祭祀。《史记·封禅书》太史公曰：“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311]所谓“神语”，即指寿宫神君所下之神给出的指示：“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312]在《封禅书》篇末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特意拈出寿宫侍祠之事，可见寿宫的下神活动在武帝朝颇为重要。此外，元鼎四年（前113），汾阴后土祠旁出土宝鼎，武帝核实后也祠之于甘泉[313]。这也能证明武帝有将神异的对象集中于甘泉宫的意图。然而，此时的甘泉宫只是各种祭祀集中之处[314]，真正使得其地位产生质的飞跃的，还是元鼎五年（前112）泰畤之立。
元鼎五年，武帝首次亲郊泰畤。甘泉泰畤的祭祀对象“太一”，为地位最高的天神，泰畤也由此成为地位最高的神坛。甘泉泰畤的成立，带动了西汉中期国家祭祀的大变革。泰畤建立后，作为王朝郊祭之所，甘泉宫祭祀中心的地位得以确立。此后，武帝在甘泉宫大兴土木。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天台的建设[315]：
〔武帝〕乃作通天茎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仙神人之属。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
此事在武帝元封二年封禅泰山后[316]。通天台的建成，是甘泉宫大规模建设之始。而通天台本身，更是一处宗教意味浓厚的建筑。既名之曰“通天”，建造的目的便是通神，“将招来仙神人之属”。通天台规模颇大，所费人力可观。《史记·酷吏列传》云：“是时天子方欲作通天台而未有人，温舒请覆中尉脱卒，得数万人作。”《正义》引《三辅旧事》云：“起甘泉通天台，高五十丈。”[317]通天台高五十丈、用数万人作，可想其雄伟壮丽。通天台建成后，便成为甘泉宫室群中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元封二年通天台建成伊始，甘泉宫内生出九茎连叶灵芝，武帝为之作《芝房之歌》[318]。武帝时期每立新祭祀，辄有祥瑞，如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皆有光应，太室山有人呼万岁[319]。九茎灵芝生于甘泉前殿，正可配合通天台之作成，进一步彰显甘泉宫的地位。
伊利亚德曾讨论过关于“中心”的象征体系，他提出，圣山、神庙或宫殿以及“宇宙之轴”共同组成了宗教学意义上的“世界的中心”[320]。武帝着力经营的甘泉宫，就是一个具有这种象征意义的中心：甘泉宫为祭天之所，通天台是通神之轴，甘泉宫内百神毕集，武帝以置神巫下神、绘壁画象神等举措交接神明。如班固《东都赋》所言：“建章甘泉，馆御列仙。”[321]甘泉宫建筑群是武帝新营建的“神圣的中心”，泰畤就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建筑。
（二）起点与终点：武帝巡行中的甘泉宫
元鼎五年泰畤建立后，武帝临幸甘泉宫的频率明显增加，甘泉宫在国家事务中的出现也愈加频繁。整理武帝即位以来的郊祀活动，他共至雍地10次[322]，其中自即位到元鼎五年泰畤成立的29年间共6次，自元鼎五年至驾崩的26年间幸雍祠五畤4次。武帝共至甘泉14次，13次在泰畤成立之后，其中四郊泰畤[323]。因“三年一郊”的汉家成法，从元鼎五年泰畤成立开始计算，武帝郊甘泉泰畤和郊雍五畤的次数大致相等，行幸甘泉宫的次数则远过于雍。
甘泉是秦直道的起点，地理位置关键。《史记·六国年表》始皇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324]皇帝巡行北方边境，往往就从甘泉出发。如前元三年，文帝幸甘泉，继而“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325]。高奴在上郡，即今陕西省延安市东北。文帝先至甘泉，再从高奴渡河至太原。武帝的路线与此相似。《汉书·武帝纪》载元封元年冬十月武帝巡行路线[326]：
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
此次武帝巡行西北边境，意在威慑匈奴，祠祭黄帝，准备封禅。他亦从云阳出发至上郡，历行北边后又返回甘泉。
武帝以甘泉为起点的北巡，还有两次。《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元封元年夏封禅泰山后，“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327]。自九原归于甘泉，所行也是始皇所修直道。《武帝纪》又载：“后元元年（前88）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328]安定即今宁夏固原，武帝应是从甘泉向西北行，走萧关道到达安定。以上所引武帝三次出行路线表明，甘泉是武帝巡行西北线路中的重镇，甘泉宫北可由直道至上郡、九原，西可从萧关道至安定。因此他或由甘泉出发巡行西北，或以甘泉为西北巡行的终点。
除此之外，甘泉还是武帝东行的终点。《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元封五年（前106）泰山增封后至甘泉、郊泰畤[329]；太初元年至于渤海，还而受计于甘泉[330]；征和四年（前89）修封泰山后也回到甘泉宫[331]。武帝数次东行，皆还幸甘泉。与前文所叙的西北巡行不同，这一安排并无直道等交通便利。武帝封禅、修封归来也许还有一些附属的祭祀活动需在甘泉宫举行。
（三）日常政务与私人表达：作为离宫的甘泉宫
以《汉书·武帝纪》所载，除元光二年外，武帝每次行幸雍地，都有“祠五畤”的记载，而至甘泉的目的则更为多样。在武帝朝中后期，作为最重要的行宫，部分行政活动也被安排于甘泉宫。
太初元年武帝于甘泉受计，是史籍记载中甘泉宫作为处理日常政务场所之始。此外，武帝又于甘泉作诸侯邸舍，令其朝觐。《汉书·武帝纪》载：“〔天汉〕四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332]后元二年（前87）春正月，武帝“朝诸侯王于甘泉宫，赐宗室”[333]。太始三年（前94），武帝还“行幸甘泉宫，飨外国客”[334]。自太初元年受计于甘泉起，武帝在甘泉宫处理日常政务、朝见诸侯、宴请外宾、召见宗室近臣[335]。
作为离宫，甘泉宫在武帝朝政务上还有另一种用途。《史记·外戚世家》载：“上居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也。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336]武帝欲立刘弗陵为太子，遂将周公辅佐成王的图画绘于甘泉宫，藉以暗示自己的立嗣意向，微风群臣忠心辅佐少主[337]。这个情节值得强调，它暗示着甘泉宫在武帝朝政治中特殊而微妙的身份。
武帝在甘泉宫绘制图像的记载，还可找到几处。《汉书·金日䃅传》[338]：
日䃅母教诲两子，甚有法度，上闻而嘉之。病死，诏图画于甘泉宫，署曰“休屠王阏氏”。
武帝为嘉奖金日䃅之母，在她死后绘其画像于甘泉宫。此外，《汉书·外戚传上》：“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怜闵焉，图画其形于甘泉宫。”[339]武帝在爱妃李夫人去世后，也将她的图像绘于甘泉宫。前引《史记·封禅书》中还提及武帝：“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340]从这些材料中可见甘泉宫多有图画，内容除鬼神形象外，便是女性画像或传说故事。
西汉其他宫室的图画装饰，除一般的纹饰外，也有人物图像，其中最知名的是宣帝时绘制的十一功臣像。《汉书·李广苏建传》载：“〔甘露三年〕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341]宣帝选择了十一位功臣，图画其形象，悬挂于麒麟阁。麒麟阁在未央宫[342]，即西汉的核心宫殿区中。东汉之“云台二十八将”图像悬于洛阳南宫，也是皇帝日常办公之处。图绘功臣于核心宫室中，是为表示皇帝的郑重，以及对功臣极大的褒奖与追念。《汉书·赵充国传》载[343]：
初，充国以功德与霍光等列，画未央宫。成帝时，西羌尝有警，上思将帅之臣，追美充国，乃召黄门郎杨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
赵充国画像悬于起坐办公之地，成帝才可能睹像而思人，这也正是在未央宫悬挂功臣画像的本意。甘泉宫的图画则与之不同：武帝绘李夫人以寄思念，绘金日䃅之母以示赞许，二人皆为女子，与国家政事无关。武帝使人绘制周公负成王图也非正式谕旨，而是不欲宣之于口的暗示。甘泉宫的绘画并非简单的装饰，更多地表现了武帝作为个人的好恶[344]。从这一角度而言，甘泉宫不是未央殿那样单纯的施政空间，而是有可能寄托、展现武帝情感的带有个人性的空间。
在泰畤正式成立之前，武帝已候神、会神于甘泉宫。再结合武帝对甘泉壁画的经营，似可推断，甘泉宫也是武帝寄托个人喜好的地方。对他而言，对甘泉宫的经营修造中有游离于君主身份的、更为私人的表达。理解这一点，有助于解释甘泉宫对于武帝本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