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郡国庙的创立及其意义
（一）西汉太上皇庙与高庙的设立
西汉的宗庙事务始见载于史籍，也与太上皇庙相关[55]。高祖六年（前201），刘邦尊太公为太上皇[56]。高祖十年（前197）七月，太上皇去世，次月，刘邦“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57]。先尊太上皇，再广立太上皇庙，刘邦的步骤与秦始皇十分相似，模仿的痕迹明显。
刘邦以秦始皇的宗庙制度为蓝本，还基于对秦之速亡的反思。在此，有必要重引贾谊《过秦论》中的论断，“二世不行此术，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贾谊的批评，应能代表西汉初期君臣的共识。秦二世大规模废毁先祖宗庙、建立七庙制，被认为是失败的改革。从贾谊的表述来看，这甚至被看作秦速亡的直接原因之一。而秦始皇在全国县道广立太上皇庙、要求地方官员定期“行庙”的做法，则是彰显权威之举，可能给地方官吏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刘邦正是其中之一。宗庙制度上的“承秦立汉”，所承的，是始皇之秦[58]。
西汉初年的太上皇庙与秦代的也有一些区别，将后来郡国庙的发展导向了不同方向。首先，刘邦需要太上皇庙承担实际的礼仪用途。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去世，在他下葬的次日，太子刘盈至太上皇庙即位为帝，群臣为刘邦上尊号“高皇帝”[59]：
〔高祖十二年〕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
《汉书·高帝纪》所载基本相同，所异者唯刘邦下棺当日，群臣与太子即至太上皇庙：“五月丙寅，葬长陵。已下，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庙。”[60]惠帝在太上皇庙即位、上尊号之举，点出太上皇庙存在的必要性。开国之君刘邦起于布衣，前无可尊之庙，只有立太上皇庙，诸多需在宗庙进行的礼仪才能够进行。西汉立太上皇庙，不仅是对始皇的模仿，也有礼仪运作的实际考量。
再者，刘邦所设立的太上皇庙，在地域分布上局限于诸侯王都。西汉初年太上皇庙的所在，值得略作考察。高祖十年（前197）八月，不计汉没有控制权的闽粤国，此时共有九个诸侯国，八名诸侯王，分别为淮南王（英布）、燕王（卢绾）、荆王（刘贾）、楚王（刘交）、齐王（刘肥）、梁王（彭越）、赵王（刘如意）、代王（有相陈豨，赵王遥领）、长沙王（吴臣）[61]，其中有四个异姓诸侯王国。异姓诸侯王国是否立了太上皇庙？《汉书》既云“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则无同姓、异姓之分。此时异姓诸侯王数量近于半数，梁王、淮南王等人为占据东方要津的骁将。在设立太上皇庙这种敏感事件上区别对待，与当时的形势不符。西汉初年，诸侯王国独立性很强，史籍中往往与“汉”并立对举，至文帝时犹然[62]。刘邦所设的太上皇庙并不局限于刘氏宗亲，而是刻意在非“汉”所属之地设立汉之宗庙。
西汉一代的太上皇庙总数多于高祖十年所设，在此也可一并说明。诸侯王国的太上皇庙，随诸侯国的变动间有增减。如《汉书》载宣帝甘露元年（前53）四月，“中山太上皇庙灾”[63]。中山国设立于景帝前元三年（前154）七国之乱后[64]，中山国的太上皇庙，最早为此时设立。此外，史籍记载郡也设有太上皇庙。如《汉书·元帝纪》载初元二年（前47）三月诏书，曰[65]：
乃二月戊午，地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坏败豲道县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压杀人众。
则陇西郡有太上皇庙，唯修造的时间难以确定。从此可知，太上皇庙在刘邦身后有增补，也不止设立于诸侯王国。不过，高庙建立之后，太上皇庙在国家重大典礼中的地位就被取代了。
刘邦去世之后，惠帝“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66]。景帝前元元年（前156），高庙被奉为“帝者太祖之庙”[67]，地位不同于其他宗庙。“帝者太祖之庙”一名，也与二世为秦始皇庙所上称号“帝者祖庙”极为相似。西汉一代，高庙的地位至尊无两。
自惠帝起，新君即位谒见高庙，成为一定之规[68]。霍光废刘贺时即上奏太皇太后，言[69]：
“宗庙重于君，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臣请有司御史大夫臣谊、宗正臣德、太常臣昌与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庙。
刘贺未受命于高庙[70]，废刘贺又需告祠高庙，可见高庙对于嗣君的权威。皇后亦有谒高庙之礼[71]，加元服、更名等重要礼仪，均于高庙进行[72]。此外，吕后二年（前186）曾重新排定功臣次序，为了保证其权威性，排定的功臣朝位也存于高庙[73]：
二年春，诏曰：“……今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臧于高庙，世世勿绝，嗣子各袭其功位。其与列侯议定奏之。”
王莽篡汉前后，仍在这一语境中利用或镇压高庙的权威。王莽在高庙受禅[74]，是模仿西汉其他皇帝，在高庙接受刘邦认可。新莽后期政权不稳时，王莽“又感高庙神灵，遣虎贲武士入高庙，拔剑四面提击……”[75]总之，在西汉一朝，高庙的功能和地位，事实上实现了秦始皇与二世对始皇庙的设想。
西汉初年的皇帝们继承了秦始皇宗庙的思路，一是通过立太上皇庙领起宗庙序列；二是尊崇“帝者太祖之庙”；最后，就是在大空间范围中广立郡国庙。郡国庙的不断设立，延续至宣帝年间。
（二）何谓“郡国庙”
解明了从秦以来的传统，西汉“郡国庙”的空间分布与地位，还需要再做清理，其意义也有待阐明。
首先需要对“郡国”之所指略作澄清。惠帝即位后，在全国广立高庙。《汉书·惠帝纪》载，惠帝元年“令郡、诸侯王立高庙”。颜注曰：“诸郡及诸侯王国皆立庙也。今书本郡下或有国字，流俗不晓妄加之。”[76]颜注强调，立庙地点为诸郡与诸侯王国，但文本中原无“国”字。不过，《史记·高祖本纪》则明言：“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77]景帝即位后，特尊文帝之位，立文帝为太宗，亦按高庙之制广立文帝庙，制书中亦言庙立于“郡国诸侯”[78]：
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
《汉书》所录诏书文字与之大致相同[79]。阿部幸信提出，武帝之后，“郡国”才成为“天下”的代名词。汉初所谓“郡国诸侯”之“郡国”，指的是郡与侯国。《惠帝纪》中的“郡、诸侯”，乃后人不晓“郡国”之义而妄改[80]。从现有材料看，《惠帝纪》的“郡诸侯”，与《高祖本纪》之“郡国诸侯”含义相同。《史记》《汉书》中的“郡国”，多数仍泛指“天下”，侯国不在其列。如《史记·封禅书》载高祖立灵星祠事，云“其令郡国县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81]。此句至“郡国”应一断，指天下郡国每县均立灵星祠。《史记》中也偶见“郡诸侯”的提法，如《魏其武安侯列传》有“天下士郡诸侯愈益附武安”，《索隐》云“谓仕诸郡及仕诸侯王国者，犹言仕郡国也”[82]。《索隐》增字而解，但断句正确，此句应断为“天下士、郡、诸侯”，“郡诸侯”犹言“郡国”。《史》《汉》所载立于“郡国诸侯”的高祖、文帝庙，应理解为立于郡治与诸侯王都较妥[83]。
除郡国高祖、文帝庙外，本始二年（前72），宣帝尊武帝为世宗，又立武帝庙于武帝曾巡幸之郡国。郡国世宗庙的分布空间较之前有所收缩[84]：
〔本始二年〕六月庚午，尊孝武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献。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国皆立庙。
西汉郡国庙不像秦代那样进入县一级的行政单位，或许与行政成本有关。
此外，郡国庙还包括惠帝所立的两所“原庙”。所谓“原庙”，即“再立之庙”。《汉书》颜注曰：“原，重也。先以有庙，今更立之，故云重也。”[85]第一所原庙立于长安渭北，设立时间不详。惠帝无意间在高祖衣冠出游道上另修了一条复道，叔孙通建议他改换衣冠出游之路，渭北原庙由此而兴[86]。第二所原庙设于沛县，惠帝五年（前190），他“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87]。设立渭北原庙时，叔孙通进言：“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88]叔孙通以为“广多宗庙”可视为大孝之本，并无经典依据，不如说是一种顺应时势的解释。此后的宗庙则不再如此随意，均设于郡国治所。
综上，设立在长安以外的太上皇庙、高庙、文帝太宗庙、武帝世宗庙，以及两所原庙，即西汉人所言之“郡国庙”。至西汉末年，郡国宗庙共167所，《汉书·韦贤传》总结说：“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89]
处理了郡国庙的空间分布，下一个要讨论的问题是，郡国庙与长安宗庙的关系如何？本文认为，郡国宗庙与长安宗庙的区别，仅在于是否有天子亲祀。首先，当郡国庙遭到破坏时，皇帝应对郑重，与对待长安宗庙无别。前元三年（前154）七国之乱中，景帝下诏，指责胶西王刘卬[90]：
今卬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
七国之乱，吴楚与汉在梁地相持，未过函谷关，此处的“宗庙”，应指郡国太宗庙。郡国宗庙被叛军破坏，景帝的应对是“素服、避正殿”。相似的例子还见于宣帝本始四年（前70）夏四月，四十九个郡国发生地震，北海、琅琊两郡的宗庙遭到破坏，宣帝下诏[91]：
诏曰：“……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大赦天下。上以宗庙堕，素服、避正殿五日。
诏书中直言“宗庙堕”，并未区别长安庙与郡国庙。宣帝的应对亦为“素服、避正殿”。素服、避正殿乃皇帝用以应对重大灾异或凶事的礼节，如哀帝因灾异连现而避正殿[92]。汉代几次皇帝素服，多数与宗庙有关，如建元六年（前135）四月，高园便殿失火，武帝素服五日[93]。元凤四年（前77）五月，长安孝文庙正殿失火，昭帝与群臣皆素服[94]。甘露元年（前53）四月，太上皇庙和孝文庙先后失火，宣帝素服五日[95]。这几次失火，均发生在长安宗庙及其附属建筑，皇帝应对的方式均为素服。可见，文帝与本始四年宣帝应对郡国宗庙被破坏的方式，与对待长安宗庙并无不同，甚至略有过之[96]。
其次，郡国庙与长安庙一样属于皇帝所有。前引《史记·吴王濞列传》中使用了“御物”一词，《集解》引如淳曰：“宗庙在郡县之物，皆为御物。”[97]颜注曰：“御物，供宗庙之服器也。”[98]前引文帝时有人盗窃长安高庙座前玉环，张释之也以“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99]。宗庙虽然设在郡国，但仍属于皇帝之“御物”。
最后，郡国庙所使用的祭祀礼仪，也与长安宗庙十分相似。近年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大量简牍[100]，其中有一组简文记录刘贺为昌邑王时的宗庙祭祀礼仪。其仪节程序与《汉书·礼乐志》中记载的皇帝宗庙祭祀礼仪相似度极高。简文的全部状况还不完全清楚，但已足以证明诸侯王在本国宗庙主持的祭祀礼仪，本于皇帝在长安宗庙所行[101]。
（三）西汉中期郡国庙功能的演进
廓清了郡国庙的分布与地位，最后可能也是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西汉的郡国庙是否始终保持着刘邦时代的意义？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回到起点，先讨论何谓“宗庙”。
先秦宗庙的核心因素有三点：祖先崇拜、父系家族、宗法制[102]。按照礼书设计，唯庶人无庙，从天子到士均有庙，唯庙数不同而已[103]。由同一父系血缘系联而成的家族，祭祀共同的祖先，可以看作宗庙祭祀的基本定义[104]。先秦时代的宗庙祭祀，与封建制和宗法制无法剥离[105]。概括地说，宗庙祭祀往往涉及昭穆制度与亲疏关系，即《礼记·中庸》所谓“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106]。关于亲疏关系，《左传》襄公十二年所记可为一证[107]：
秋，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礼也。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是故鲁为诸姬，临于周庙；为邢、凡、蒋、茅、胙、祭，临于周公之庙。
根据亲缘关系的远近，鲁君在不同的地点行哭临之礼。总之，“秩序”是国君宗庙祭祀中的核心概念，其中又包括祖宗排列的顺序、享受祭祀的等级，祭祀的主持者等内容。而君主（或宗主）亲祭于祖宗序列得当的宗庙之中，既符合早期传统[108]，也是礼书所认可的合宜的宗庙祭祀。
在上文所论的基础上，就有可能跳出既往的框架，理解秦县道太上皇庙的意义。县道庙虽然沿用“庙”之名，事实上却重新定义了“宗庙”。首先，秦始皇彻底废止了分封制，宗法制度不复存在，这就取消了先秦宗庙存在的基础[109]。其次，在县道庙这一框架下，理论上每个皇帝死后都可以在全国立庙，这既绕开了庙数问题，也在最大限度上淡化了昭穆序列。最后，主持县道庙祭祀者为地方官吏，与皇帝没有血缘关系，完全违背了宗子亲祭的传统[110]。秦始皇的县道庙，与其说是对宗庙意义的极度扩张，不如说是对先秦宗庙的无限稀释甚至彻底反动。总之，在建国之初，秦始皇重新定义了帝国宗庙。刘邦与惠帝所继承的，就是他留下的帝国宗庙系统：至高无上的“极庙”与由基层官吏管理的县道庙的混合物。
有别于西汉初年对秦的模仿，从景帝开始，立庙已经逐渐失去了融入基层行政、宣告政权存在的意义，而变成了对皇帝道德和功绩的追认[111]。文帝生时立庙，名曰“顾成”[112]。他去世时留下遗诏，要求天下臣民缩短服丧时间，简化一切服丧礼仪[113]。广立宗庙，似与文帝遗诏的精神不符。景帝甫一即位，就盛称文帝功德，要求群臣“具为礼仪”，即制定与文帝的功德匹配的仪式程序[114]。制书最终的决议是[115]：
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
这段文字层次分明，开篇裁定高祖与文帝的功、德，此后的庙号、天子世世献，以及郡国文帝庙，都是与其功德匹配的“礼仪”。此外，景帝的诏书中提及“祖有功而宗有德”，有受儒书影响的痕迹[116]。这提醒我们注意，文帝与惠帝是兄弟关系，属于昭穆中的同一序列[117]。先秦时代的宗庙祭祀中，兄弟相继的君主的位置如何安排常引起争议。景帝很可能也试图通过裁定礼仪，确定文帝在宗庙系统中的地位，预先处理继承序列中的微妙问题[118]。
宣帝为武帝立郡国世宗庙，也同时涉及宗庙秩序与对皇帝功德的认定。宣帝即位之后，首先考虑祖父刘据在世系中的位置问题。本始元年（前73）六月，宣帝下诏：“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119]这一诉求被很可能是以霍光为首的“有司”拒绝了[120]：
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义也。陛下为孝昭帝后，承祖宗之祀，制礼不逾闲。谨行视孝昭帝所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亲史皇孙位在广明郭北。
接着，有司建议给史皇孙夫妇上谥号曰“悼”，陵园规格比诸侯王，置奉邑三百家，给刘据谥号“戾”，仅置奉邑二百家。这一回复坚持武帝以来对刘据的评价[121]，并引用“为人后者，为之子”[122]，强调宣帝是昭帝的继嗣，不鼓励他祭祀自己的祖父一系。有司明确拒绝宣帝追溯父系祖先的愿望。为史皇孙夫妇提高守冢规格，似乎只是一种策略上对宣帝个人情感的安慰。这是西汉君臣第一次就如何处理亲属关系与继承关系出现异见。此后一年即本始二年，宣帝即尊武帝为“世宗”，所巡狩郡国均立庙。考虑到宣帝先为戾太子议谥，不能不推想，立世宗庙之举是一种迂回的做法。宣帝未能为祖父戾太子求得一席之地，只能上溯至更远的祖先武帝，以尊崇武帝的方式确认自己在世系中的位置。此外，在继承关系上，宣帝也面临着与文帝相似的问题。宣帝为昭帝的兄长刘据之孙，与昭帝同属昭穆中的“昭”序列[123]。宣帝为武帝立庙，固然可以是对武帝德行的认可，但似乎也隐含追溯先世、确认自身位置的用意。
宣帝盛称武帝“功德茂盛”[124]、尊为世宗，但仅在他巡幸过的郡国立庙，这很有可能也出于霍光的干预。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昭帝初立时，燕王刘旦曾上书请为武帝立郡国庙[125]：
〔刘旦〕复遣中大夫至京师上书言：“窃见孝武皇帝躬圣道，孝宗庙，慈爱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威武洋溢，远方执宝而朝，增郡数十，斥地且倍，封泰山，禅梁父，巡狩天下，远方珍物陈于太庙，德甚休盛，请立庙郡国。”
刘旦力陈武帝“德甚休盛”，与宣帝所言如出一辙。可见，以广立郡国庙宣扬皇帝的功德，是能够为时人接受的想法。不过，霍光的应对是赐钱三千万，益封三千户，但未准其奏[126]，似对这一提议有所保留。宣帝在行所巡狩的郡国立世宗庙，可能是他与霍光在当时政治形势之下的一种相互妥协。
从景帝到宣帝，郡国庙逐渐变为表彰皇帝功德，与确认他们（或继任者）在世系中位置的手段。先秦宗庙祭祀中反复发生的继承关系与亲缘关系的冲突，渐现端倪。但是，郡国庙显然具有十分有效的缓冲作用，这些与继承制有关的分歧从未给西汉宗庙体系带来真正的冲击。而到了西汉后期礼制改革开始时，先秦宗庙制度中的核心问题——“秩序”再次主宰了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