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山川祭祀的双重内涵
（一）候神与登仙：武帝的山川祭祀与黄帝传说
与前代不同，秦汉的山川祭祀与求仙有密切的关系。高山能够通神，是很多民族与地区的信仰[247]，《山海经》所记名山中多有神灵居住。不过，先秦载籍中少有入山求仙的内容，秦始皇的求仙目的地也皆为海上。至武帝朝中后期，除海上求仙之外，他也期待着仙人从其他地方降临。武帝常使方士候神于山上[248]：
乃拜〔公孙〕卿为郎，东使候神于太室。
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
至东泰山，〔东〕泰山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禅焉。其后令〔公玊〕带奉祠候神物。
武帝屡遣方士至名山候神，所至皆东方神山。他对东方神山的关注，也与黄帝直接相关。《史记·封禅书》公孙卿引述申公之说[249]：
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
公孙卿引述的申公之说提出了另一种山川地理，即求仙名山的分布，武帝“候神”的名山全部在此范围之内。除上文已及的太室、泰山之外，武帝曾于元封六年（前105）专程祭祀首山[250]：
六年冬，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宫。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诏曰：“朕礼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为黄金。”
首山在河东郡蒲反县，《地理志》载蒲反有尧山、首山祠[251]。武帝祭祀首山，应是因为公孙卿宣言这既是黄帝常游会神的名山，又是他采铜铸鼎之处[252]。武帝迷信黄帝故事，方士们也在努力增强黄帝传说的影响力。公孙卿便频频报告仙人在莱山出现[253]：
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
其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
武帝也乐于相信公孙卿之言，甚至亲幸缑氏，冀遇神人。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的百年间，黄帝传说一直在帝王的祭祀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高祖起事时“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254]；《汉书·郦食其传》中陆贾说南越王赵佗时称赞高祖之才能，亦盛言：“此黄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255]到武帝时，黄帝传说最为盛行，方士常常以黄帝事说汉武帝，其中以公孙卿最得信任。武帝悠然神往，感叹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在武帝朝的祭祀活动中，方士但凡谈到“黄帝故事”，武帝几乎言听计从[256]。方士游说武帝，称黄帝曾封东泰山，武帝马上效仿，后因东泰山过于卑小，才转由祠官代理[257]。
秦皇汉武对黄帝的追慕有双重意味，不但自信功业堪与黄帝比肩，更渴盼功成后能脱身登天、成仙不死。因此，武帝时期与黄帝有关的山川祭祀中，都有双重的寄托。比如，封禅作为宣示帝王权威，告成功于天地的山川祭祀活动，在武帝朝也染上了神仙的色彩，并与黄帝相关联[258]：
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
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
方士鼓吹黄帝亦曾封禅，且得与神仙交接，因此成仙不死。武帝封禅中的这种期许，特别值得注意。政治理想与求仙理想相结合，这是武帝时期的山川祭祀与前代最为不同的一点。可再举一例，武帝于元封元年封禅前北巡朔方，《封禅书》载武帝云：“古者先振兵泽旅，然后封禅。”[259]其后，武帝又顺道祭黄帝于桥山黄帝冢。《汉书·武帝纪》则从另一角度记叙此事[260]：
元封元年，冬十月，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
在《武帝纪》的记载中，此次巡行是为加强对北方边境的控制与震慑匈奴。《封禅书》和《武帝纪》从不同角度诠释武帝北巡的用意，正体现了武帝出巡的复杂性。
（二）汉代山川祭祀的政治意味
东周时代山川祭祀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祈求疾患康复。秦汉时代这类祭祀仍然存在，如《汉书·燕剌王刘旦传》记刘旦“惊病，使人祠葭水、台水”。晋灼注引《地理志》曰：“葭水在广平南和，台水在雁门。”[261]二地皆在燕王封内，或即燕国之望。燕王祭祀封内之葭水、台水的目的只是为了祈求康复，与东周时代完全一致。不过，秦汉史籍中对这类行为的记载颇为有限。在西汉，山川祭祀的中心不再是祷病和祈雨，格外突出的是其政治意义。在即将结束对西汉山川祭祀的论述时，这一点值得再次强调。
对山川的祭祀象征着对国家权力的掌控。秦二世即位后，即“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262]。《史记·高祖本纪》载[263]：
六月，立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于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祀之。
高祖二年，刘邦尚未统一天下，但他以正统自居，立太子、行国之大祭、恢复山川祭祀，对重要祭祀的控制本身就宣示着政权的正统性。汉宣帝元康四年的诏书对这一点的强调更为明确：“盖闻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也。”[264]一直辅政的大将军霍光于地节二年（前68）去世。地节四年（前66）七月，大司马霍禹谋反，宣帝除诸霍、废霍后，肃清朝廷中霍氏势力，得以实际掌控政权[265]。此时正是重修山川百祀，昭示自己正统权威的良机。《汉书·郊祀志》即载此事曰[266]：
时，大将军霍光辅政，上共己正南面，非宗庙之祀不出。十二年，乃下诏曰：“盖闻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礼也。间者，上帝之祠阙而不亲十有余年，朕甚惧焉。朕亲饬躬齐戒，亲奉祀，为百姓蒙嘉气，获丰年焉。”
《郊祀志》亦把宣帝重兴祭祀与霍氏败亡联系在一起。祭祀山川已超越致礼诸神，祈求福报，成为君主宣示权威与对国家控制力的象征。
山川祭祀的传统有很强的连续性，更与国家的人文地理格局相关联。东周时代，山川祭祀的仪式与内涵已基本稳定。各国以“望”为本国最高山川祭祀，山川是国家的自然地理符号，也代表着君主及其对领土的控制。秦始皇从天下山川中选出“名山大川”若干，东西二分，首创了统一王朝的山川祭祀体系。至汉武帝时，“五岳”从礼书中走向现实，呼应着武帝时代各项制度的总体改革及“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武帝一朝，除五岳之祭外，其他山川的祭祀也颇为繁荣，于名山候神之风尤盛。至于昭、宣二朝，祭祀求仙之事稍浸。“五岳四渎”作为国家最高山川祭祀，在宣帝朝得以制度化。
西汉末年，南郊郊祀被罢废，国家祭祀体系发生了重大变革。作为国家祭祀的一部分，山川祭祀的地位、仪制，乃至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伴随着国家祭祀在空间上的收缩，中央不再控制名山大川的祭祀权，“五岳四渎”外的绝大部分山川祭祀都进入地方祭祀行列。国家权力退向边缘，地方与民间色彩渐趋浓厚，王莽之后的山川祭祀发展进入了另一阶段[267]。
[1] 殷周山川祭祀的研究，可参朱凤瀚《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下编《宗教礼俗》第一章第四节“山川祭祀”，第322—329页；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二章第二节“周代的天神崇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6—100页。
[2]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191—1192页。
[3]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831页中栏。
[4]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024页上栏。
[5] 《周礼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757页上栏。
[6] 《礼书通故》第十四《群祀通故一》，第680页。
[7] 东周诸国，仅鲁国有行郊祀礼的权力。以目前能见的文献，似还不足以讨论他国望祭与最高祭祀的关系。
[8]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831页下栏。
[9]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868页中栏。
[10]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903页中栏。
[11] 郊祭的时间自古有两说，一说在冬至，《礼记·郊特牲》即持此说，一说在启蛰之后，如上引《左传》及《礼记·月令》等文献。自郑玄以下的礼学家各执一端，聚讼千载。事实上，鲁国每年一郊，时间在周正春正月上辛日，《春秋》中例证甚多，别无疑义，此不赘述。近人对前人诸说之总结可参钱穆《周官作者时代考》，《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319—493页；钱玄《三礼通论》之《制度编：郊社及群祀》，第486—492页。
[12] 《左传》还记载，郊祭的时间在启蛰前后，如桓公五年：“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748页中栏—第1749页上栏）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孟献子曰：‘……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938页上栏、中栏）《左传》所载鲁国郊祭的时间，在正月“启蛰”之后，但不宜将两个时间点的范围及其接续理解得过于僵硬。
[13]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162页上栏。
[14] 《周礼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777页中栏、下栏。
[15] 《周礼正义》，第1592页。
[16] 《周礼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766页上栏、中栏。
[17] 《周礼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789页上栏。
[18]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080页下栏。
[19] 《论语正义》，第219页。
[20]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070页中栏、下栏。
[21] 皆见《左传》昭公十三年。
[22]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133页上栏。
[23] 向山川之神起誓常见于古代文献，可参吕静《春秋盟誓研究》第五章第三节“载书研究——载书格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8—232页。
[24]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950页中栏、下栏。
[25]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131页下栏。
[26] 《礼记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530页下栏。
[27] 《礼记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389页下栏。
[28] 文献中还有不少相似内容，如《国语·鲁语》：“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国语》卷四《鲁语上》，第170页）《礼记·礼器》曰：“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体也。”《礼记·祭义》：“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为醴酪齐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礼记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431页中栏、第1597页下栏）
[29] 关于早期山川崇拜与山川神神格之关系，学者已有一些探讨。如〔日〕森鹿三著，鲍维湘译《中国古代的山岳信仰》，《山岳与象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11页，及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山川崇拜》，《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第50—57页。
[30] 朱凤瀚《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第193—194页。
[31]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736页下栏。
[32]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775页下栏—第1776页上栏。
[33] 姜姓为四岳后的说法多见于文献，如《国语·周语下》：“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国语》卷三《周语下》，第104页）《国语·郑语》：“姜，伯夷之后也。”韦昭注曰：“伯夷，尧秩宗，炎帝之后，四岳之族。”（《国语》卷一六《郑语》，第511、514页）《诗·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毛诗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565页下栏）
[34] 顾颉刚《四岳与五岳》，《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6、37页。
[35]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956页上栏。
[36]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811页下栏。
[37] 《国语》卷五《鲁语下》，第213页。
[38] 章太炎认为：“神国无兵……然名川三百，合以群望，周之守者亦多矣。……方策不能具，及其见并，盖亦摧枯拉朽之势已。”章太炎《封建考》，《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112页。杨向奎对这一观点又有所引申，他认为：“在原始社会以及阶级社会初期，首领居山，实行神职，所在部落即称‘神国’，没有不是‘神国’的国。”参杨向奎著，吴锐整理《论神守国》，《古史考》第八卷，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7页。
[39] 〔清〕俞樾《群经平议》卷二〇，《续修四库全书》第17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17页。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也可参吴锐《从神守社稷守的分化看黄帝开创五千年文明史说——学习第十三批判笔记之六2000年》，《古史考》第八卷，第69—70页。
[40]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023页下栏—第2024页上栏。
[41] 《柬大王泊旱》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95—215页。此处引文编连从陈剑《上博竹书〈昭王与龚之脽〉和〈柬大王泊旱〉读后记》，《战国竹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42]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049页中栏。
[43]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114页上栏。
[44] “景公疥且疟，期年不已。召会谴、梁丘据、晏子而问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与祝佗巡山川宗庙，牺牲珪璧，莫不备具。’”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43页。
[45]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106页上栏、中栏。
[46]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9页。
[47]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733页上栏。
[48]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739页下栏。
[49] 《国语》卷一八《楚语下》，第567页。
[50] 《礼记注疏》，第1268页中栏。《礼记·王制》也有相似的记载：“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礼记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336页上栏、中栏。
[51]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831页中栏。
[52] 《春秋公羊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263页下栏。
[53] 〔清〕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49页。
[54] 《春秋左传注》，第484—485页。
[55]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162页上栏。
[56] 新蔡葛陵楚简中有“江、汉、沮、漳，延至于淮”（甲三268）之语，正与文献相合，可证楚国之望自有成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97页。此处采用宽式释文）。宋华强认为“延至于淮”之“延”，是承接副词，指先望祭江、汉等河，又望祭淮水。参宋华强《新蔡葛陵楚简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7—358页。来国龙则认为，“延至于某”是从积极的一面表现祭祀地域的扩大。此时楚国之祭，已越其诸望。来国龙的解释应是合理的，这一看法，也正与下文论及的“望”的扩展相合。参来国龙《〈柬大王泊旱〉的叙事结构与宗教背景——兼释“杀祭”》，台北：2007年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论文集，第464—465页。
[57] 顾颉刚注《禹贡》，“说明”部分，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1页。
[58]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796页上栏。
[59]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796页上栏。
[60] 《尔雅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618页下栏。
[61] 《左传》文公十年：“春，晋人伐秦，取少梁。”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848页下栏。
[62]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084页中栏。
[63] 参《左传》昭公四年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033页中栏。
[64]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803页中栏。
[65] 《春秋左传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901页下栏。
[66] 如《礼记·礼运》：“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祖庙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傧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礼记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425页下栏—第1426页上栏。
[67] 后代“五岳”地位最高，也与东周时代“望”的情况相似。关于五岳地理的形成，可参唐晓峰《五岳地理说》，唐晓峰、李零主编《九州》第一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60—69页。
[68]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1页。
[69]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1页。
[70] 参林沄《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史学集刊》1993年第3期。我们同意“王祀于天室”之“天室”即太室山，但对祭祀性质是否封禅尚有保留。
[71]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60页。
[72] “〔元封元年〕三月，乃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乃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户凡三百封崈高，为之奉邑，独给祠，复，无有所与。”《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1234页。
[73] 吕品编著《中岳汉三阙》，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22页。《嵩岳太室石阙铭》多见于著录，较详细的考证可参考高文《汉碑集释》，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7—43页。
[74] 《汉书补注》，第726页下栏。
[75]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403页。《汉书·武帝纪》对这次祭祀也有记载：“还幸北地，祠常山，瘗玄玉。”《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04页。
[76]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76页。
[77] 《水经注校证》卷一一《滱水》，第289页。
[78] 可参汤贵仁《泰山封禅与祭祀》。
[79]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91页。
[80] 如《国语·鲁语下》引孔子说云：“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国语》卷五《鲁语下》，第213页）《吕氏春秋·安死》云：“禹葬于会稽，不变人徒。”（《吕氏春秋集释》卷一〇《安死》，第227页）《墨子·节葬下》亦曰：“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墨子间诂》卷六《节葬下》，第184页）《史记·封禅书》则以为禹封泰山、禅会稽，《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61页。
[81]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0页。
[82]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0页。
[83]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39页。
[84]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8页。
[85] 《水经注校证》卷三八《湘水》，第897页。“磊石山”，他本多作“垒石山”。
[86] 《读史方舆纪要》，第3752页。
[87]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8页。
[88] 最近刊布的《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中收录了“秦始皇禁湘山”诏书，载始皇二十六年“登相（湘）山、屏山”，并禁止砍伐树木。然二十六年秦始皇未南巡湘山，整理者认为二十六年之“六”可能是“八”之误。晏昌贵则认为简文误将秦统一元年当作秦始皇南巡江湘之年。参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第57—58页图版，第76—77页注六十八；晏昌贵《禁山与赭山：秦始皇的多重面相》，《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130页。
[89] 湘山当地的地方祭祀仍十分兴盛，相承不衰。后代湘山地区的祠庙祭祀，可参魏斌《洞庭古祠考——中古湘水下游的祠庙景观》，《历史人类学学刊》第十卷第二期，2012年10月。
[90]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57页。
[91] “济水自巨野泽流出之后，其故道在今济南市及其以上地区，大部分为今黄河所占用，济南市以下则流于今黄河以南。它和小清河一道入海，但并不是现在的小清河，只是中间几度为小清河所穿过而已。”史念海《论济水与鸿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至第3期。
[92]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49页。
[93]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2页。
[94] 《元和郡县图志》，第244页。
[95]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〇，《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册1，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
[96] 唐时淮水仍祠桐柏县，参《新唐书》卷一五《礼乐志五》，〔宋〕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0页。
[97]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1372页。
[98] 〔清〕李榕荫撰《华岳志》，“中国名山胜迹志”丛刊第四编，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
[99] “春正月，行幸缑氏。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90页。
[100]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华阴县：“太华山在南，有祠，豫州山。集灵宫，武帝起。”《汉书》，第1543—1544页。
[101] 〔宋〕洪适《隶释》卷二《西岳华山庙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页。
[10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岳庙文物管理处编《西岳庙》，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551、593页，报告称因修进山公路，在黄甫峪口西侧，东距河道约80米，南距山根约100米处发现战国时期祭祀华山的秦骃祷病玉版和玉璧、玉圭等物，以及汉代的“与华无极”瓦当等物，黄甫峪遗址是汉代到明代的古遗址，面积约两万平方米。玉璧、玉圭之介绍及图版也可参刘云辉《陕西出土汉代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2、84、94页。
[103] 李零《西岳庙和西岳庙石人——读〈西岳庙〉》，《万变：李零考古艺术史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93页。
[104] 笔者曾于2010年10月至黄甫峪遗址考察，黄甫峪遗址在今华山东入口下数百米，现为一小型停车场。
[105]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1206页。《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作“薄山者，衰山也”。徐广注已云：“蒲阪县有襄山，或字误也。”《索隐》则云：“薄山者，襄山也。”则衰山当为“襄山”之误。《史记》，第1372页。
[106]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1207页。
[107] 《汉书》卷二七上《五行志上》，第1334页。
[108]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2页。
[109]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33页。
[110] 《水经注校证》卷四《河水》，第110页。
[111] 《汉书补注》，第536页下栏。朱继平认为雷首山与薄山或是一条山脉在不同县界的不同名称。朱继平《〈周易〉“西山”考》，《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5期，第80页。
[112] 参李零《薄山与博山炉》，《中国文化》第55期，2022年，第110页。
[113] 《史记·周本纪》《正义》曰：“《括地志》曰：‘太行、恒山连延，东北接碣石，西北接岳山。’言北望太行、恒山之边鄙都邑也。又‘晋州霍山一名太岳，在洛西北，恒山在洛东北’。二说皆通。”《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30—131页。
[114] 《周礼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862页下栏。
[115] 《尔雅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617页下栏。
[116] 《周礼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791页上栏。
[117]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1207页。
[118] 〔清〕胡渭《禹贡锥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40—341页。
[119] 《周礼正义》，第2669—2670页。
[120]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2页。
[121]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3页。
[122] 《汉书补注》，第536页下栏。
[123]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47页。
[124]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关内道》京兆下武功县，第32页。
[125] “武功山在太白山南，《汉书·地理志》武功县东有垂山。《九域志》武功县有武功山。《雍大记》太白、武功二山在郿县，盖旧武功县地。《一统志》：俗讹为嵍山。”〔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一六，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480页。
[126] 《读史方舆纪要》，第2621页。
[127] 李零《西岳庙与西岳名人》，《万变：李零考古艺术史文集》，第192页；李零《薄山与博山炉》，第109页。
[128]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47页。
[129]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3页。
[130]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1207页。《元和郡县图志》卷二陇州吴山县有吴山：“在县西南五十里。秦都咸阳，以为西岳。”《元和郡县图志》，第45页。
[131] 《新唐书》卷一五《礼乐志五》，第380页。
[132] 《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四》：“肃宗至德二载春，在凤翔，改汧阳郡吴山为西岳，增秩以祈灵助。及上元二年，圣躬不康，术士请改吴山为华山，华山为泰山，华州为泰州，华阳县为太阴县。宝应元年，复旧。”〔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34—935页。
[133] 《太平御览》卷一六四《州郡部下》关西道“雍州”引皇甫谧《三辅黄图》，第797页上栏。
[134] 详本章第三节。
[135]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3页。
[136]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1229页。
[137]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2页。熊长云考证，秦渎山祠或在都江堰附近。参熊长云《秦祀渎山考》，待刊。
[138]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1206页。
[139]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45页。
[140]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2页。
[141] 《汉书·地理志》朝那“有端旬祠十五所，胡巫祝，又有湫渊祠”。《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15页。
[142]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3页。
[143]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1208页。
[144] 《元和郡县图志》，第58—59页。
[145]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49页。
[146]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38页。
[147] 《风俗通义》卷一〇《山泽》，《风俗通义校注》，第457页。
[148]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3—1374页。
[149] 《新唐书》卷一五《礼乐志五》，第380页。
[150]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1页。
[151] 秦人早期活动区域，可参早期秦文化考古联合课题组、赵化成、王辉《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早期秦文化遗址》，《考古》2007年第7期。
[152]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2—1374页。
[153] 《汉书·地理志》扶风郁夷有汧水祠。《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47页。
[154] 《汉书补注》引沈钦韩说：“《武纪》‘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彼鸣泽固在涿郡遒县，此云‘以近咸阳’则非涿郡之鸣泽也。”参《汉书补注》，第537页上栏。雷首山一名蒲山，但此“近咸阳”之蒲山恐非雷首山。
[155]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66—1367页。
[156]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4页。
[157]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0、263页。
[158] 分别为始皇二十九年芝罘山刻辞、二十九年东观刻辞、三十七年游会稽刻辞。《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9、250、261—262页。
[159] 目黑杏子的研究强调东方山川同样具有神圣性，请读者参看。目黑杏子《前漢における上帝·山川祭祀の体系の展開》，《日本秦汉史研究》14，2014年。
[160]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8页。
[161]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第57页。
[162]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6页。
[163] 如旬邑权、两诏大权等器物，皆有二世刻辞与始皇刻辞。两诏大权二世刻辞曰：“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不称成功盛〔德〕。”孙慰祖、徐谷富《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6、20页。
[164]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8页。
[165]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9页。
[166] 《汉书补注》又引宋祁曰：“旧本河作祠”，即“祠巫祠河于临晋”。《汉书补注》，第538页下栏。
[167] 本句标点从辛德勇，参辛德勇《西汉秦中祠疏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1期。
[168]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1页。
[169] 《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27页。
[170]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77页。
[171] 《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716页。
[172] 辛德勇称汉初的形势为“关中本位”：“区别对待关中和关东地区，依托关中，控御关东。”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第79页。
[173] 相关讨论可参陈苏镇《〈春秋〉与“汉道”》，第122—129页。
[174] 《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23页。
[175] 《汉书》卷五《景帝纪》，第137页。
[176] 《汉书》卷五《景帝纪》，第143页。
[177]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83页。
[178]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83页。
[179] 质疑者多以为杨仆地位并不足以使武帝徙关，前引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对此有详细归纳与论述，可参看。
[180] 顾颉刚《四岳与五岳》，《史林杂识初编》，第36、37、45页。
[181] 前引顾颉刚文对先秦的“四岳说”已有详细梳理，此不具引。
[182] 《尚书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26页中栏—第127页下栏。
[183]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55—1356页。
[184] 李零《古人的山川》，《华夏地理》2010年1月号，第58页。
[185] 顾颉刚曾指出：“在《禹贡》里，每州只举出两三个名山大川作为分界点。”参顾颉刚《〈禹贡〉注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第1页。
[186] 《吕氏春秋集释》，第278页。相同的“九山”序列也见于《淮南子·地形》。
[187] 羊肠与孟门都与后代名山的概念不同，并非山峰，而是绵延的太行山脉中的要塞。许维遹注“羊肠”曰：“在太原晋阳县北”，今河南省辉县市薄壁镇有羊肠坂。高诱注《淮南子·地形》之“孟门”曰：“孟门，太行之限也。”羊肠、孟门都为古代要塞，常见于史书，如《史记》卷四四《魏世家》：“昔者魏伐赵，断羊肠。”（《史记》，第1850页）《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有“上太行，入孟门。”《集解》引贾逵曰：“孟门、太行皆晋山隘也。”（《史记》，第1500页）
[188] 《周礼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862页上栏—第863页上栏。
[189] 战国中期或以后九州说的叙述结构较《禹贡》系统更为简单化和抽象化，如《周礼》和《吕氏春秋》中之九州说皆以清晰的方位和地理符号来标识九州，很容易纳入九宫格的格式中，可称之为“模式化的九州说”。参田天《早期九州说的思想史脉络》，《走向世界的中国历史地理学——2012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190] 《尚书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28页下栏。
[191] 巫鸿认为：“‘四方’和‘四岳’说意味着中央权力的现实存在；而‘五行’与‘五岳’说则表明了对未来政权统一的一种期望。”〔美〕巫鸿著，郑岩、王睿编，郑岩等译《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630页。
[192] 顾颉刚《四岳与五岳》，《史林杂识初编》，第41页。
[193] 《周礼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791页上栏。
[194] 《尔雅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617页下栏。
[195] 邢昺说见《尔雅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617页下栏。顾颉刚说见《四岳与五岳》，第44页。
[196] 李零认为没有嵩山的应是秦系五岳说。参李零《古人的山川》，《华夏地理》2010年1月号，第61页。
[197] 除这种态度外，也有为数不多的其他解释。如《周礼·大司乐》贾疏引《尚书·康诰》郑玄注云：“岐镐处五岳之外，周公为其于正不均，故东行于洛邑，合诸侯，谋作天子之居，是西都无西岳，权立吴岳为西岳。”《周礼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791页中栏。
[198] 《尔雅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617页下栏。
[199] 《尔雅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618页中栏。
[200] 《周礼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758页上栏。
[201]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90页。以下所引武帝的山川祭祀活动皆出自《史记·封禅书》及《汉书·武帝纪》，为行文简洁，不再一一标注页码。
[202]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载此事曰：“〔天汉三年〕复至泰山修封，还过祭恒山。”《史记》，第1403页。
[203]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7、1403页。
[204]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400—1401页。
[205] 近人乌以风曾对南岳加以考辨，认为“在秦时，所谓衡山即江北古衡山，而非江南衡甚明。”又以为“潜之天柱山，非霍山县之山”。参乌以风编著《天柱山志》，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110页。乌氏还著有《衡霍今辨》，见《天柱山志》卷三《南岳辨》，第108—129页。
[206] 《风俗通义校注》卷一〇《山泽》，第447页。
[207] 《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第1715页。
[208] 《地理志》长沙国湘南县下曰：“《禹贡》衡山在东南，荆州山。”《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第1639页。
[209] 《周礼》提到的河内冀州之山镇曰霍山，指的是位于今山西省境内的霍太山。
[210] 《尚书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27页下栏。
[211] 《尔雅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2618页下栏。
[212] 《后汉书》卷四〇下《班彪列传下》，第1370页。
[213] 当然，也不能排除后人抄刻时改动李贤注文的可能。
[214] 清代有一些学者认同这种说法，认为衡山是霍山的别名，先秦时代衡、霍本为一山。如杨守敬《衡山考》（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五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30—532页），杨守敬举出了五条证据：一、《战国策》吴起曰“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二、《秦始皇本纪》有始皇自彭城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三、《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吴芮为衡山王，都邾；四、天柱山“中峰小，四围有大山绕之”，与《风俗通义》中“霍然而大”的描述相合；五、《山海经》中的衡山应在江北。第四、五两条皆不能作为证据，可不必讨论。杨氏提出的第二、三两条，其中的“衡山”，事实上都应指秦已设立的衡山郡。《汉书·诸侯王表二》“北界淮濒，略庐、衡，为淮南”（《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二》，第394页）中之“衡”，也指衡山郡。从情理推断，既有“衡山郡”之名，则此地必有一“衡山”，杨守敬所举第一条证据中“衡山在其北”的衡山，或即指此衡山。但是，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霍山（天柱山）曾名为衡山。即便力主这一观点的杨氏，也未能就此点举出任何证据。因此，对霍山是否曾名衡山，只能置而不论。
[215] 《读史方舆纪要》，第1296页。
[216] 〔清〕陈立《白虎通疏证》，第299—300页。
[217] 《白虎通疏证》，第299页。
[218] 《风俗通义校注》，第447页。按，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此条泰山的文字与王利器《校注》略异，此从王利器。吴树平整理本见《风俗通义校释》，第367页。
[219] 吴树平注《风俗通义》时已有此说。他在“南方衡山，一名霍山”下注曰：“衡山、霍山，应劭认为同是一山。其实衡、霍本为两山，相去甚远。”参《风俗通义校释》，第369页，注12。
[220] 《风俗通义校注》，第455页。
[221] 〔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47页。
[222] 《尚书大传》的成书情况也比较复杂，按，《玉海》所引《中兴馆阁书目》所录郑玄《尚书大传·序》，《大传》为伏生门徒所撰。《尚书大传》后代已佚，今只存辑本，难以进行详细讨论。但认为其成书于汉代，受到汉代事实上通行的五岳祭祀的影响，应大致不误。关于《尚书大传》的情况，可参刘起釪《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3—84、403—407页。
[223] 《汉书·贾谊传》：“谊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汉书》卷四八《贾谊传》，第2226页。
[224] 《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第2426页。
[225] 《礼记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336页上栏、中栏。
[226] 可参陈苏镇《〈春秋〉与“汉道”》第三章第一节“汉武尊儒始末”，第207—228页。
[227]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06页。
[228] 如前文所引元封元年诏，武帝直接宣称“至于中岳”，并未有“号曰中岳”之语，可见是直接沿用了儒家典籍的嵩高为中岳说。
[229]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2961页。
[230]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第262页。
[231] 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关于新安县，以故关为弘农县”。把原为东西分界点的函谷关大大东移，置于今河南省渑池一带。除此之外，据辛德勇考证，“大关中”的区域向西北、西和西南面也都有很大扩展。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第82页。
[232] 辛德勇认为：“在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至元鼎六年（前111）之间，大关中区域北部的东界，由以临晋关为标志的黄河一线，向东推进至太行山一线；中部区域的东界，由旧函谷关，向东推进至新函谷关；南部区域的东界，由四川盆地东南缘，向东南推进至柱蒲关、进桑关一线的滇桂、黔桂间山地；与此同时，大关中的西部区域，从北到南，也都有了大幅度扩展。通过增大关中区域的范围，特别是函谷关的东移和太行山以东地区划入关中，大大增强了朝廷依托关中以控制关东这一基本政治和军事地域控制方略的效力。”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第82页。有学者提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中五关所划定的即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关中”，即包括巴蜀在内的崤函以西的西部地区。参王子今、刘华祝《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所见五关》，《中国历史与文物》2003年第1期，第47—50页。
[233] 《礼记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347页中栏、下栏。
[234] 后代，五岳常常与“九州”“天下”意义相同，原因也正在于此。参唐晓峰《王都与岳域：一个中国古代王朝边疆都城的正统性问题》，《九州》第四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04—205页。
[235]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7页。
[236] 建元元年五月武帝诏曰：“河海润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为岁事，曲加礼。”《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57页。
[237]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96页。
[238]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49页。
[239]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50页。
[240] 《汉书补注》，第553页上栏。
[241] 后代五岳四渎之祭又被扩展为“岳镇渎海”之祀。现在在北京的地坛公园，以及先农坛（现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等处，仍可见岳镇渎海之牌位或神龛。
[242]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1206页。
[243]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1207页。
[244]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402页。
[245]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第1234页。
[246]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49页。
[247] 可参〔美〕米尔恰·伊利亚德著，晏可佳、姚蓓琴译《神圣的存在》，第351—356页。
[248]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94、1397、1403页。
[249]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93页。
[250]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98页。
[251]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第1550页。
[252] 齐人公孙卿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94页。
[253]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97、1399页。
[254]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50页。
[255] 《汉书》卷四三《郦食其传》，第2109页。
[256] 如《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中所记便有：“夏，旱。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干封三年。’上乃下诏曰：‘天旱，意干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第1400页）“上还，以柏梁灾故，朝受计甘泉。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第1402页）“其明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命曰迎年’。上许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亲礼祠上帝焉。”（第1403页）
[257] “公玊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巨、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焉。’天子既令设祠具，至东泰山，〔东〕泰山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禅焉。其后令带奉祠候神物。”《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403页。
[258]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85、1397页。
[259] 《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第1396页。
[260]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89页。
[261] 《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第2757页。
[262]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66页。
[263]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72页。《史记·封禅书》载同一事件，曰：“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史记》卷二八《封禅书》，1378页。
[264]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48页。
[265]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51页。
[266] 《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第1248页。
[267] 参田天《东汉山川祭祀研究——以石刻史料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