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山川祭祀承秦考
汉代的山川祭祀格局变迁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西汉王朝建立至武帝前期，第二阶段自武帝中后期至西汉末期。第一阶段中，汉王朝尚未建立自有的山川祭祀格局，以沿袭秦代为主。在第二阶段，“五岳四渎”从礼书中走出，进入国家祭祀的实际操作。第一阶段与秦承续关系较为明确，因附于本节。
高祖二年（前205）刘邦重回关中，下诏“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164]。高祖统一后，对祭祀体系微有调整，主要是在长安重置祠官，以各地巫觋主持祭祀，其中与山川相关的有[165]：
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
秦原祠河于临晋，汉高祖又置河巫，或与故秦祀官功能不完全相同[166]。南山巫主祀长安附近的南山，秦中祠秦二世皇帝，是厉鬼祠的一种[167]。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1）因连年丰收，下令增广祭祀[168]：
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珪币俎豆以差加之。
各重要祭祀的规格皆有提高，山川祠所增唯“华以西”大川中的河水、湫渊以及秦大川外的汉水。不久后的前元十五年，文帝“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尝祀而绝者”[169]。可知此时有大规模复兴山川祭祀的活动。
秦至西汉初年的山川祭祀由国家负责祭祀的太祝主持，《封禅书》云[170]：
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诸鬼及八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已。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
秦朝未有分封，皇帝不亲临祭祀时，诸山川祠或分属各郡县祠官，总领于天子祝官。汉时中央郡县沿用这种制度，诸侯国中山川则属本国管理。汉代名山大川有常祠，其余名山川“上过则祠，去则已”。所谓“去则已”并非没有祭祀，而是指平时由地方祝官领祠，只有在皇帝亲巡时才会提高祭祀规格。总之，汉初山川祭祀的制度与格局，基本因袭秦王朝而来，唯缺省了东方名山大川而已。
同样上承秦人，西汉的政治中心定于关中。高祖统一天下后最初拟定都洛阳，娄敬劝说他[171]：
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高祖不但继承了作为秦王朝政治中心的关中故地，也继承了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的做法。与秦代一样，汉初对东方的控制也尚不稳定。汉初关中与关东之间的对立，是中央王朝与诸侯王国的对立，也是原秦国与六国之间对立的延续。关东原六国故地不但有六国旧贵族的政治势力，也有与关中异质的文化氛围。秦统一的时间太短，将这一问题遗留给汉王朝[172]。从汉高祖到武帝前期，这一形势没有质的变化。
汉代所封同姓诸侯王多在东方，西汉初年所施行的郡国异制的政策[173]，从空间而言，就是东西异制。直到景帝年间，进出关中地区仍有严格的管制，以政府颁发的“传”来控制出入。汉文帝十二年三月曾宣布“除关，无用传”[174]，景帝即位后下诏深美文帝“通关梁，不异远方”[175]。所谓“远方”，即指东方诸国。对文帝政策的赞美与强调，也正反映了东西隔阂之深刻。吴楚七国之乱，东方诸国对中央王朝产生了巨大威胁，景帝于四年春“复置诸关，用传出入”[176]。西汉早期，关东始终有威胁中央政府的能力，中央也始终对其存有戒备之心。
从文帝至武帝，对诸侯王国的政策不断调整，东西对立的局面随诸侯王国力量的削弱与中央王朝的实力增强而在逐渐淡化。武帝元鼎三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177]。将原为东西分界点的函谷关东移，置于今河南省渑池一带。函谷关原为东西分界的隘口，是地理、军事、政治等多重意义上的分界点。武帝意在从事实上改变以故函谷关为界，东西对峙的格局。据应劭注，这一举动的直接动因是：“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以家财给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广阔，于是徙关于新安，去弘农三百里。”[178]杨仆地位颇高，得意于当时，却仍“耻为关外民”，足见东西分立的政治格局给当时人心理的影响。后人对应劭的说法有赞同也有质疑[179]，无论应劭的说法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在汉武帝前期，关外广阔的东方之土与关内王畿有高下之别，毋庸置疑。只有政治地理格局和人们的心理认同发生变化时，山川祭祀格局才会随之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