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导读

弗格森的生活与思想

若只能选择单一的资料了解弗格森的一生，最佳选择莫过于琼·斯莫斯（John Small）的著作《亚当·弗格森传记：爱丁堡大学道德哲学系教授》（Biographical Sketch of Adam Ferguson，LL.D.，F.R.S.E.，Professor of Moral Philosophy in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Edinburgh，1864）。弗朗西斯·埃斯皮纳斯（Francis Espinasse）在《英国人物传记辞典》第六卷（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vol.ⅵ，Oxford，1921～1922）中的文章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信息。还可以参考由总编辑文森佐·梅罗乐（Vincenzo Merolle）和分卷编辑肯尼斯·威尔斯利（Kenneth Wellesley）负责出版的《亚当·弗格森书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Adam Ferguson）［分两卷，即将在《撷取大师》（Pickering Masters）系列中出版］，里面包含了由简·布什·费格（Jane Bush Fagg）执笔的弗格森的生平简介。

20世纪，最先对弗格森产生研究兴趣的是社会学家。在英国历史学家快要把弗格森当作一件古怪的苏格兰纪念品一样束之高阁的时候，他的著作引起了德国学者们的认真关注。其中包括赫尔曼·胡斯（Hermann Huth）在《国家与社会科学研究》（Staats-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Forschungen，Heft cxxv，Leipzig，1907）一书中的“主要基于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亚当·弗格森的18世纪社会和个人主义观念”，奥古斯特·翁肯（August Oncken）在《社会科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cialwissenschaft）1909年第12期第129～216页中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亚当·弗格森”，以及西奥多·布德伯格（Theodor Buddeberg）在《国家经济统计年鉴》（1925）（Jahrbuchfür Nationalokonomie und Statistik）第123卷第609页第35行中的“社会学家弗格森”。威廉·克里斯丁·莱曼（William Christian Lehmann）和赫塔·海伦娜·乔格兰德（Herta Helena Jogland）分别在《亚当·弗格森与现代社会学起源》（Adam Ferguson and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Sociology，New York and London，1930）和《亚当·弗格森社会学起源与基础》（Ursprünge und Grundlagen der Soziologie bei Adam Ferguson，Berlin，1959）中进一步探讨了弗格森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随着关于弗格森政治哲学迄今为止最精彩的两次讨论的出现，德国学者的这一优势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消退。这两次讨论分别是大卫·凯特勒（David Kettler）的《亚当·弗格森的社会与政治思想》（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Adam Ferguson，Ohio，1965）和邓肯·福布斯（Duncan Forbes）自1814年以来首部英文版的《论文集》（Essay，Edinburgh，1966）的导读。凯特勒在名为“关于布尔克和他的时代的研究”（Studies in Burke and His Time 9，1967）的论文第763～738页中阐述了他眼中“亚当·弗格森的政治视野”（The Political Vision of Adam Ferguson）。同样，福布斯在其《亚当·弗格森和社会概念》（Adam Ferguson and the Idea of Community，Paisley，1979）一书中也介绍了类似观点。弗格森与孟德斯鸠（Montesquieu）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也被希拉·梅森（Sheila Mason）在《英国18世纪研究期刊》（British Journal for 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1988年第11期第193～203页的“弗格森和孟德斯鸠：缄默的指责？”（Ferguson and Montesquieu：Tacit Reproaches？）一文中仔细考察过。

约翰·D.布鲁尔（John D.Brewer）以其“18世纪苏格兰的猜测史学、社会学与社会变革：亚当·弗格森和劳动分工”（Conjectural History，Sociology and Social Change in Eighteenth-Century Scotland：Adam Ferguson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一文维护了弗格森作为社会学鼻祖的地位，该文章刊载于由D.麦克龙（D.McCrone）、S.肯德里克（S.Kendrick）和P.斯特劳（P.Straw）共同编辑的《苏格兰的发展：国家、文化和社会变革》（The Making of Scotland：Nation，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Edinburgh，1989）一书中。关于社会学家弗格森的概括性总结可见唐纳德·G.麦克雷（Donald G.MacRae）的“亚当·弗格森（1723～1816）”一文，该文在由蒂莫西·雷森（Timothy Raison）编辑的《社会科学之父》（The Founding Fathers of Social Science，revised edn，London，1979）一书中第26～35页发表。

近来大量关于弗格森著作及其背景的研究分析，可参考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和兹维·巴特夏（Zwi Batscha）对梅迪克的《公民社会历史探究和论文集》一书翻译的德语新版（Essay，Versuch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Frankfurt a.M.，1988）的导读，在其第7～19页。意大利语读者可阅读帕斯夸里·萨尔巫奇（Pasquale Salvucci）的著作《亚当·弗格森：社会学和政治哲学》（Adam Ferguson，Sociologia e filosofiapolitica，Urbino，1972）。

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弗格森

亨利·格雷·格拉哈姆（Henry Grey Graham）的《18世纪苏格兰学者》（Scottish Men of Letter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London，1901）一书尽管出现多处史实错误，但对于了解弗格森当时所处的社会和知识环境仍然颇具价值。对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社会学理论的前沿研究来自格拉迪斯·布莱森（Gladys Bryson）的《人与社会：18世纪的苏格兰探究》（Man and Society，The Scottish Inqui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Princeton，1945）。在近期众多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研究中，最简单易懂的要数N.T.菲利普森（N.T.Phillipson）的“苏格兰启蒙运动”（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一文，该文刊载于《国家背景下的启蒙运动》［由R.波特（R.Porter）和M.太奇编辑（M.Teich）］（The Enlightenment in National Context，Cambridge，1981）一书的第19～40页。爱丁堡学界对于苏格兰当时的社会和知识环境的研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理查德·B.谢尔（Richard B.Sher）的著作《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教堂和大学：温和的爱丁堡学界》（Church and Universit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The Moderate Literati of Edinburgh，Edinburgh，1985）。

约翰·罗伯森（John Robertson）在其《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民兵问题》（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nd the Militia Issue，Edinburgh，1985）一书中将弗格森在民兵运动中的作用放置到了一个广阔的历史和知识的大背景之下。对于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理论的苏格兰式的迷恋，以及对曼德维尔（Mandeville）所设立的主题的苏格兰式的变动，这些都由罗纳德·哈默威（Ronald Hamowy）在《苏格兰启蒙运动和自发秩序理论》（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nd the Theory of Spontaneous Order，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1987）一书中讨论了，该书在哲学历史专著丛书中。

公民传统与政治经济

若不是J.G.A.波科克（J.G.A.Pocock）对于早期现代英国互相媲美的政治语言体系的探索和研究，现代读者几乎很难理解弗格森与休谟（Hume）、斯密（Smith）之间精妙的辩论。在《马基雅弗利时刻》（The Machiavellian Moment，Princeton and London，1975）一书中，波科克将弗格森描述为“最马基雅弗利”（the most Machiavellian）的苏格兰哲学家。《财富与道德：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政治经济的建立》（由伊斯特万·洪特和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编辑）（Wealth and Virtue，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edited by Istvan Hont and Michael Ignatieff，Cambridge，1983）一书的几位作者讨论了公民概念与自然法学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自然法学概念在政治经济学这一新学科中的优先适用性。约翰·罗伯森的“公民传统范围内的苏格兰启蒙运动”（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t the Limits of the Civic Tradition）（同上，第137～178页）一文对巩固弗格森的地位有着特殊的重要性。

邓肯·福布斯在其著作《休谟的哲学政治》（Hume's Philosophical Politics，Cambridge，1975）中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大卫·休谟（David Hume）关于社会和政府的观点。理查德·B.谢尔的“从类人猿到美国人：关于自由、道德和商业的孟德斯鸠与苏格兰启蒙运动”（From Troglodytes to Americans：Montesquieu and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on Liberty，Virtue and Commerce）一文可以让人们了解到孟德斯鸠对苏格兰启蒙运动微妙的影响，该文刊载于由大卫·伍顿（David Wootton）编辑的《共和主义、自由和商业社会：1649～1776》（Republicanism，Liberty，and Commercial Society，1649～1776，Stanford，1994）一书中的第368～402页。

弗格森与其后人

透过法尼亚·萨尔斯伯格（Fania Oz-Salzberger）的《解读启蒙运动：18世纪德国的苏格兰公民论》（Translating the Enlightenment：Scottish Civic Discourse in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y，Oxford，1995）这一著作可以了解到18世纪时弗格森在德国的“读者们”。诺伯特·瓦斯兹克（Norbert Waszek）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与黑格尔对公民社会的解释》（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nd Hegel's Account of Civil Society，Dordrecht，Boston，London，1988）一书中探究了弗格森对黑格尔（Hegel）的影响。阿兰·斯威伍德（Alan Swingewood）在“社会学起源：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例”（Origins of Sociology：The Case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一文中告诉社会学家们，在使用弗格森和他同事的理论时需再三思量，该文刊载于《英国社会学学刊》（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70年第21期第80～164页中。路易斯·施耐德（Louis Schneider）在学报版弗格森《论文集》（Essay，New Brunswick and London，1980）的导读中探讨了弗格森对20世纪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包括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影响。德国绿党党员托马斯·施密德（Thomas Schmid）的“第三！关于苏格兰哲学家亚当·弗格森及其企图：使社会进步”（Tertium Datur！Uber den schottischen Philosophen Adam Ferguson und seinen Versuch，den Fortschritt gesellschaftsfähig zu machen）一文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The History ofCivil Society）一书新鲜的、或许有些令人震惊的政治解读，该篇文章刊载于1987年7月17日的《时代周报》（Die Zeit）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