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接上一节

4.接上一节

自然法与国家有关的部分是与它和单个的人有关的部分相类似的：它授予集体一种权利保护自己；在不受他人干扰的情况下按自己的方式运行；获取劳动果实；要求人们遵守法律和契约。在暴力事件中，它谴责肇事者并为受害者建立起自卫的权利和获得补偿的要求。但在其适用过程中也允许存在争议，并导致对其理解和人们行为方式的不同。

各民族普遍认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并因此认为应该通过一致认可或通过武力来索要给受害者的赔付。他们总是在某种程度上靠着对合约的信任、自我防卫的能力这一安全且确实的借口而平息下来。他们受到共同担忧的引导，相互之间并不仅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也存在分歧，比如发动战争、俘获、征服和胜利的权利。

一旦一些独立的社会经常发生战争，并宣布结盟或进入敌对状态，那么他们就在彼此交往的过程中采纳为法律和规则奠定基础的习俗，并遵守和盟誓。即使在战争中，他们也会遵循一定体系，为相互之间的毁灭寻求可遵守的形式。

古希腊和意大利从共和政府的本质中得到了战争的行为方式；现代欧洲国家则是从君主国的影响里获得，因为其在世界的这部分非常流行，对各民族有重大影响，甚至在没有建立起这种形式的政府中也有如此影响。关于这种政府，我们可以理解其国家和成员之间存在重大差别，就像国王和人民的差别一样，发动战争只是在执行政策，而不是所有人都存在敌意。尽管我们强调公众的利益，但我们也会宽容私人；我们尊敬和关注这样的人，他们在胜利的氛围中避免流血事件，并在自己的城市友好地对待俘虏。这些习惯被很好地确立起来，很少有任何敌人的呼吁或任何奴役的要求能够原谅打着人性原则的口号入侵别人，或拯救某个犯下了这一罪过而成为众矢之的的领袖。

关于这点，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习惯是相反的。他们依靠摧毁其成员，毁弃其领土，并烧尽其臣民的财产来伤害这些国家。他们只颁布奴役性宪章或让战俘被更庄严地处决；在多数条件下，敌人一旦被解除武装就将被卖到市场上或被杀掉，这样他才不会回去加强自己的党派。一旦这成为战争的主题，我们也就不奇怪战争是在拼命，每场自卫战都会进行殊死搏斗。人类生活的博弈陷入巨大的危险中，遭到一种可怕的狂热的蹂躏。

“野蛮人”这个词在这种状态下就不能被希腊人和罗马人在我们通常使用的这种意义上使用，来形容那些不重视商业的民族；丰富自己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他们在自己对社会的忠诚上是坚定的，在对他人的敌对上则是不可平息的。这（他们历史中伟大而善良的部分）正是他们的性格，而我们却对其加以野蛮或蒙昧的恶名。

有人认为那些杰出的民族声望很大程度上不应该归功于历史真实，而是应该归功于他们已有的习俗，归功于历史学家和作家的能力。他们的故事是被人讲述的，这些人会通过自己的理解和心理描写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而不是真实的细节；他们可以表现人们被人崇敬和被人爱的性格，通过我们现在普遍憎恨或谴责的行为而表现当时的人。比如说荷马，古希腊文学的鼻祖，他们可以让我们忘记对敌人的仇恨、残忍和怨恨这些可怕的事情，他们用勇气、激烈的情绪代表奋发的行为，英雄只是为了朋友和国家才会如此行动。

我们的行为方式如此不同，我们引导自己理解问题的体系在很多问题上是相反的，但这也不会让我们忍受古代民族的实践。假如旅行者记录下这些行为，他们只记录下事件的经过，而不是记录行动者的性格；就像鞑靼史学家，他们只告诉我们血染疆场，城市里有多少人被屠杀了；我们就不能看出希腊人和这些野蛮人有什么区别，也无法想象罗马人的文明性格在他们历史的晚期和帝国衰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无疑，人们会很开心地看到这样的旅行者的记录，正如我们有时会从国外寻找一些人类的行为，在没有历史的帮助下，从希腊人国家的状态或战争行为中找到他们的性格。他或许会说：“这个国家和我们的相比有着贫瘠和荒凉的气质。我看到路上有劳动者的队伍，他们也在战争中服役；但是没有主人和地主的居住地。有人告诉我，住在这个国家是不安全的；每个地区的人们都拥挤进市镇里面寻求保护地。实际上他们不可能是文明的，直到他们建立起常规的政府，拥有正义的法庭来听取他们的控诉。现在每个市镇，哎，我得说，每个村庄都在自行其是，无秩序在四处蔓延。我实际上不爱多管闲事，因为我知道，他们自称自己是各民族，他们以战争为借口无恶不作。

“我并不是想说要从旅行者的自由记录中或从杰出的利利普特[1]作家那里得到什么，但是我无法不和你们交流一下我听了他们讲述自己的领土、军队、税收、合约和联盟时的感受。只有想象海格特和汉普斯特德的狱卒和警官变成了政客和军官，你才会对这个非凡国家有一个还算好的理解。我穿过一个城市，在这里，首都最好的房子不能居住最低贱的劳动者，在这里，贫贱的乞丐不能和国王一起进餐；然而它被视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并有不少于两位国王。我见过他们中的一个，但他是个什么当权者呀！他衣不蔽体；至于陛下的餐桌，他不得不赶到臣民的餐厅。他们没有一分钱；市场上一无所有，我被要求从公众的花费中得到食物。你会想象，一定有好吃的东西供应和服务，等着杰出的外宾；但我的好处就是一堆难喝的粥，由一个裸体的奴隶给我端上来，他让我自己进食因为我认为那样更得体；即使这样我也处在被小孩们抢劫的危险之中，他们随时准备抢夺，他们吃东西的样子就和你见过的最饥饿的疯狗没什么两样。简而言之，整个民族的悲惨境地，以及我身处其中之时的悲惨境地都难以用言语表达。你会想象到他们全部的注意力都在尽可能地折磨自己上；因为不受人喜欢，他们甚至对一位国王表示不满。他当着我的面把牛作为礼物赐给了最喜欢的宠臣，把背心给了另一个人；[2]人们公开宣称以这种方式赢得朋友便是抢夺公共财物。我的主人严肃地告诉我，人不应该接受这样的义务，因为它削弱他对自己国家的爱；而不是形成任何个人的附庸，不能僭越朋友之间的状态和尽可能地与其为善。

“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他们不为了自己让国王管理更多的国家事务呢？他说因为我们想让他们和我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当我发现他们的房屋错乱时，我特意强调我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不修建更好的教堂呢？他说，如果你在石头墙里面能发现信仰，那你是什么？这就能把我噎住无话可说；简单来说，你会相信我并没有长久地靠它来谋利。

“这个地方的人也不是那么傻。有一个相当大的市场广场和一些壮观的建筑；他们告诉我他们在贸易中使用小舟和驳船，同样在一些场合中会聚集成一个舰队，就像市长大人炫耀的那样。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同样从此找到了一个渠道，可以离开这个邪恶的国家。我费了很大力气观察他们的宗教仪式，收集古玩。我复制了很多铭文，正如你在细读我的日记时看到的那样，可以判断出我是否已经收集了足够多的东西来弥补我乏味和糟糕的娱乐生活。至于人民，从我给你的案例中，你会相信他们不可能是非常优越的结合体：尽管贫穷和肮脏，他们仍假装很骄傲；一个不值一匹羊的同伴却值得他为之付出生命。他们赤脚出国，头上不戴任何帽子，睡在你可想而知的帐篷里面。在参加暴力运动和练习的时候，他们扔掉所有的东西，看起来就像是裸体的食肉动物；在这些运动和练习中他们重视残忍和力量。强壮的四肢、长满肌肉的胳膊、整日的睡眠、长跑、享受美食，被视为伟大的成就。他们没有既定的政府供我学习；有时是暴民政治，有时是更好的一种，这要根据他们自己的喜好：他们在公开的场合下大规模集会，很少达成一致。如果一个人太过跋扈，或者大声喊叫，他就是伟大的人物。几年前有一个皮匠负责搬走他眼前所有的东西。他大声责骂别人的所作所为，如此大声地喊出应该怎么做，他最后成功地被派去实践自己的话，扒下敌人的头皮，而不是制作他的皮革。[3]你或许会想象，他是被压迫服役的；不对——他是被送去指挥军队的。他们实际上很少万众一心，除非他们准备骚扰自己的邻居。他们集体行动，抢夺、劫掠，所到之处鸡犬不留。”至此或许我们可以想象出我们的旅行者所记录的；通过回顾这些民族在遥远的历史上获得的荣誉，他或许会补充说：“他不能理解学者、优雅的绅士，甚至妇女可以一起来崇拜这样一个和他们一点都不像的民族。”

从他们在战场上以及在与相邻国家竞争中所形成的品性来判断，我们一定会发现他们在国内也一样。他们在内政上大胆而无所畏惧；随时准备走向极端程序，把争论交给暴力来决定。个人因为自己的精神和活力而凸显出来，而不是通过地产或等级出身。他们的个人晋升建立在平等感之上，而不是优越感之上。一场战争的指挥官在另一个民族的战争中就只是个私人士兵，为自己的等级服役。他们热衷于培养健康的体魄，因为使用武器非常考验士兵的身体及领导者的素质。他们雕塑的遗迹表现了一种人类的伟大，一种率真而淡泊的气质，它们正是艺术家所熟悉的。或许心智是从活力和身体里面获得的信心和力量，他们的雄辩和演讲风格与每个人的姿态都非常相近。理解力很快就在日常事务中培养出来。最受尊敬的名人也会出现在集会之中，他们有多么优越只是取决于行为、雄辩和个人的活力。他们没有固定的表达形式表达对仪式的尊敬。谩骂会演变成咆哮，粗话经常被受人尊敬和颇有成就的演讲家使用。吵架没有规则，只有情绪的即兴发挥，最后的收尾一定是咆哮、暴力和拳打脚踢。他们很幸运地总是不带武器，在和平时代佩戴着宝剑则是野蛮人的标志。当他们在分裂的党派斗争中拿起武器时，影响更广泛的党派则用驱逐对手、陶片放逐和流血的办法获得胜利。篡位者努力用暴力和不断的杀戮维系自己的地位。他反过来则被阴谋和暗杀所困扰，最受尊敬的公民随时准备掏出短剑和他一决雌雄。

这就是他们的精神品质，在这种场合之下就会激起国内的纷争；它通常会以恰当的暴力和武装力量形式来攻击国外的对手和敌人。人性的温和祈求很少被那些忙于战争的人尊敬。城市被摧毁或被奴役；俘虏被卖掉、折磨死或处决。

一旦看到了这一面，古代民族就只有遗憾地祈求现代欧洲居民的尊敬了，他们后悔把和平的文明带入战争的试验场；他们重视赞美不带歧视的仁慈，而不是军事能力或对国家的热爱。然而他们在其他方面则值得受到我们的尊敬。他们对国家的热诚；因为这个原因而对痛苦和死亡的蔑视；他们人性化的对个人独立的理解，这让每一个人即使在摧残性立法和不完美的法律之下，也有保护自己同胞自由的职责；他们的思维活跃；简而言之，他们的洞察力、行动能力和精神力量都为他们赢得了各民族中最高的等级。

如果敌意很大，他们的热情就相应增大；或许他们在我们只会感到遗憾的地方满怀热情；他们在我们不能施展同情心，只能犹豫不决的地方表现得严厉而残酷。总之，人类的美德是由人对自己同伴的真诚与慷慨、对国家目标的热情和对保护政治权利的激情决定的；而中庸的性格只会让人对国家和公共利益麻木不仁，放松个人和公共力量所依赖的神经。

在马其顿和罗马帝国，一个民族被当作国君的财产，一个省份的居民被视作谋利得来的财富，领土的占有而不是摧毁其民众成为征服的目标。在和平环境下，居民不关心主权者之间的争吵；士兵的暴力被纪律所约束。他战斗，因为有人教他使用武器和服从；他有时为了胜利的喜悦而毫无必要地流血；但是除非在内战中，没有什么热情能够刺激起他的斗志，让他整日地战斗。领导人断定一项事业的目标，他们在这些目标实现了之后就放下武器。

在现代欧洲各民族中，在领土范围允许区分出国家和臣民的地方，我们习惯于带着同情之心来思考每个个体，而很少带着热情来思考公众。我们已经改进了战争法，用这种方式来缓和对战争的狂热；我们已经把礼貌和使用剑的习惯混淆了；我们已经学会了在合约和宪章之下发动战争，并相信一个我们朝思暮想要把它摧毁的国家。光荣通过拯救或保护，而不是摧毁和消灭而成功地实现了；所有目标中最温和的在表面上已经实现了；使用武装力量只是为了实现正义，和保护公民权利。

或许这是一种最重要的特征，在其之上，现代国家被授予了文明或开化的称号。但我们已经看到，这并不代表着希腊人的艺术水平就随之而来，也不能和政策、文学与哲学的进步并驾齐驱。它并未唤醒现代人的学识与礼貌的回归；它在我们历史的早期阶段，而不仅在当下，就区分出了不同时代之人的行为，否则他们就是野蛮和没有纪律之人。法兰西国王一旦被帝国俘获，四百年前他就会被有礼貌地区别对待，一位君主在相似的情况下就可以在这个文明时代期待也被如此对待。[4]贡德亲王在德勒被之战（battle of Dreux）中被击败俘获，他晚上睡的床和吉斯公爵是一样的。[5]

如果公众习俗中的道德和美好神话的品位，这些特殊时代的产物或消遣之物也能一样暗示他们的观念和性格，我们就可以假设，我们现在认为战争法、民族法的基础就建立在欧洲人的行为习惯，以及他们在骑士豪侠传奇中表达出的情绪上。我们的战争体系和希腊人的没什么太大区别，远不如我们早期的浪漫小说中最喜欢的人物与《伊利亚特》和古代诗歌中的人物差异之大。希腊神话里的英雄具有超自然力、勇气和演说能力，他利用对敌人的优势来安全地杀死他们；被一种施虐的欲望和一种复仇的原则刺激起，他从不会因为悔恨或同情心而中断自己的进程。荷马在所有诗人里面最了解如何表现暴力的情绪，他很少试着煽动怜悯的情绪。赫克托耳不幸战败了，他的尸体被每个希腊人羞辱。

我们的现代神话或浪漫小说反而不断地把遗憾、软弱、压迫和无力的感觉，掺杂进崇敬、勇敢、慷慨和胜利之中；或者把英雄送到国外而冒险，或者不断地表现其勇气。他因为被这种文质彬彬的礼节充斥了内心，甚至对敌人也是如此；还有过度的荣誉感，这将让他不会用欺骗或突袭等手段来取得优势；他对掠夺毫不热情，他只是想要出名，并把自己的勇气用在拯救悲惨的人，或是保护无辜之人上。如果胜利了，他就因其慷慨和绅士精神以及在军队中表现出的勇敢和无畏而声名鹊起。

在对古代和现代神话的体系进行对比的过程中，很难说出在一样野蛮、一样痴迷战争、一样喜欢军事荣誉的民族中对如此不同、如此相悖的荣誉感的最初理解从何而来。希腊诗歌里的英雄不断地发展自己的敌意和敌对情绪。他的战争格言就和美洲森林里的人一样。他们要求他变得勇敢，但他们允许他在自己的敌人那里使用各种骗术。现代浪漫小说的英雄为一场蓄谋的阴谋而忏悔，但却和一个性格与特点看起来如此相反的人联合；贪婪与绅士精神，嗜血和同情心与脆弱的情绪合而为一。

骑士的体系在完全形成之后就会在同一性别之中取得令人惊奇的尊重和崇敬，它们因战争而确立，通过把英雄主义与神的圣洁结合起来而表现出来。正式的决斗以及一种公正的挑战在凯尔特人中间是广为人知的。日耳曼人即使是生活在森林里面，也忠诚于女性。基督教把这种侠骨柔情和野蛮时代联系在了一起。这些不同的原则联合起来就会成为一个体系的基础，勇气是受到信仰与爱情指引的，好战之心与绅士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当英雄和圣人的性格合而为一之后，基督教的温和精神尽管不总是能够压服战士的野蛮性格，也不能压制对勇气和武装力量的热爱，但却可以确立人们在争吵中，对什么才值得赞颂的理解。

在希腊和罗马的早期历史和传统史中，强奸是战争中最常发生的事情；性无疑在所有时代都无比重要。爱欲是亚洲和非洲最有力的武器；美女作为一种财富或许更应该被荷马笔下的农民重视，而不是那些阿玛迪斯·德·高乐将军和其他欧洲骑士小说作家最重视的东西。海伦出现的时候，老普里阿摩斯说：“各民族为了占有这样的美女而战，有什么奇怪的吗？”这位美女实际上被不同的爱人占有；它是一个现代英雄不断修饰，并看起来会为之咆哮的主题。他站在远处远观，并用自己的勇气获得她的芳心，而不是赢得可怜的财富。凭借勤奋、痛苦和英雄与爱之战，冷酷而不可战胜的圣徒被确立起来，作为一个偶像接受人们的崇拜。

封建秩序，通过把某些家族推到很高的地位上，无疑更喜欢这种浪漫的体系。不仅贵族后代的贪欲如此，而且醒目的城堡也成了战场和灯塔，用来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出对勇敢的主人的女儿或妹妹的爱慕之情，他们的荣誉感是无法达到和攀比的，他们不重视任何美德，除了聪明才智和勇敢之人，和绅士的美德相比，也没有什么语言能够形容了。

最初很好理解的东西现在被浪漫小说作家变得富丽堂皇起来；在骑士的标题之下，他们给出了行动的榜样，甚至在公共事务中也是如此：民族的财产受勇敢之人支配，人们的生活在很多场合里成了装腔作势和愚弄的试验场。战士想要实现自己读到过的小说里的内容，王公和军队指挥官则最大限度地榨取实际或只是想象出来的悲惨之人。

但无论观念的起源是什么（通常如此高贵、如此滑稽），我们不能怀疑它们对我们的行为举止持久的影响。我们的谈话与戏剧里总是在提到荣誉时充斥着对勇气的赞许，而许多这类观点甚至被粗鄙的人用来描述战争行为；他们的观念认为军队的领袖如果被要求参加小说里面描述的战争，一旦他们拒绝就会失去荣誉，这些无疑都是这个可预见的体系的留存：骑士在和我们政策的天赋结合起来之后，或许就能够提出民族法律的一些特例，通过这些特例，现代国家就和古代国家有所区分了。如果我们衡量文明与礼仪的标准是从此而来的，或是从商业技艺的进步而来，人们就会发现我们大大地超越了古代那些值得尊敬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