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优越性和人类事务的衰败
没有民族能如此不幸到认为自己比人类其他种族低级：甚至很少有民族愿意忍受平等的诉求。大部分民族都认为自己是最优越的民族，正如法官和各类人中的模范曾经是第一个形成自己观念的，为他人考虑或尊重他人，只要后者能够接近他们的状态。一个民族没有个人性格，没有学问，只有少数成员；另一个则没有政策、财富、商人、花园和建筑物；那些没有什么可吹嘘之人是空虚的，因为他们很无知。彼得大帝以前，俄国人认为自己享有一切民族荣誉，对所有“木讷的民族”（dumb nations，他们用来称呼欧洲人）抱有鄙视之情。[1]世界地图在中国是一个平面，绝大部分都是这个伟大国家中各省份所占据的地方，只给地图边缘留下很少的模糊的边角，这里面剩下的悲惨的人类应该被驱逐。一位有学问的中国人对欧洲的传教士说：“如果你没有使用我们的文字，或没有我们书本里的知识，你还谈什么文学和科学？”[2]
有教养（polished）这个词，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意义来看，最初指的是国家尊重法律和政府的状态。[3]在它之后的一种用法里，它指的不过就是人们在艺术和技艺、文学和商业上的能力。但无论怎么使用，即使有一个比这个更值得尊敬的名词，似乎每个民族，甚至是最野蛮最腐败的民族也愿意接受它；对他们不喜欢或者不在乎的事物则以相反的词汇来描述。“异族”（alien）或“外国人”（foreigner）这类名词几乎都带有某种显然的不屑。“野蛮人”（barbarian）用来形容一个傲慢的民族，“文明人”用来形容另一个傲慢的民族，且只是用以区分那些语言与礼节不同于自身的其他民族。
即使在我们假装为我们的观点找到理由，或假装我们喜欢一个民族却讨厌另一个民族是正当的情况下，我们经常把自己的尊敬建立在和民族性格无关的事情上，这对于推动人类的福利没有任何意义。征服我们可能称之为伟大的领土，无论有多少人口，多么巨大的财富，无论被如何分配或使用，都只是我们自恋的名号，还有其他民族的自负所依赖的东西，正如我们根据私人的财富和荣誉来评判某个人一样。我们甚至有时宣称谁的首都是人口最多的，谁的国王就有着最绝对的权力，在谁的宫廷里臣民的面包就是靠最没意义的叛乱获得的。这些实际上都是野蛮人头脑里的概念，但是不可能因此判断野蛮人头脑里的概念对人的影响会有多深。
当然，很少有国家通过艺术或政策改进了民族最初的特性，或通过智慧和有效的预谋努力阻止自己的腐败。情感、精神的力量是社会的纽带和力量之源，也是上帝的启迪和人类本性之中最原始的特征。最睿智的民族政策尽管在很少的案例中趋向于（我们不妨猜测）不是保护社会和平或镇压不良情绪带来的外在影响，而是强化心灵对正义和美德向往的品性。它通过介绍多种艺术逐渐锻炼人们的纯真或通过让他们关注不同的追求、研究或关注不同的东西，进而启发他们而不是不断地腐蚀他们的头脑。它趋向于丰富差异和虚荣的要素；通过阻碍人们接受新的个人关注点，从而用贪图自身享乐而取代他们本应该为同类提供的信心和关爱。
这种推测是否公正，我们得找到会支持它或不支持它的情况：如果理解民族的真实幸福是很重要的，那么同样也要知道他们的弱点是什么，以及那些人们借之阻碍幸福而且还会让他们在之前所得的全部外在优势荡然无存的各种恶。
财富、国家权力的扩大都是美德影响的结果，这些优势的丧失则通常是邪恶的产物。
假如我们猜想，人类在发现并运用每种艺术的时候都获得了成功，依靠这些艺术国家得以保存并维护统治；假如我们假设人类已经通过智慧和伟大的性格得到了值得尊敬的成就和文明富裕的人们的各种优势；在随后的历史中按照粗俗的理解，展现了那些成熟的成就，这比之前的历史更值得我们重视和钦佩。
但是，事件并不总是和预期的一样。人们的美德在奋斗的过程中表现出来，而不是在实现了目的之后。这些目的本身尽管是通过美德实现的，但也通常是腐败和恶的诱因。人类在期待民族幸福的过程中用技艺这个增进自己财富的东西取代了那些增进自己本性的东西。他们已经获得了别人对自己的崇拜，被称为“文明”或“有教养”，他们对此本该感到羞耻；甚至在他们已经一度表现出想要最大限度地扩大、激活、保存民族性格的地方，他们也迟早会被他们的目标转移注意力，最后成为不幸或对其原本所追求的繁荣的无视的俘虏。
战争能够提供给人们不知疲倦的精神，这有助于增加他们的财产。尽管它为一个部落或社会找到了通往荣誉、统治之路，但它也给另一个部落带来了屈服，并终结了这个民族辛勤努力的舞台。迦太基与罗马之间著名的冲突史，对双方来讲都是野心、敌意，甚至平等的自然展现。这种领袖的行为和财产有时为悬而不决争取了平衡的时间；但是无论对哪方而言，都意味着伟大的民族将会衰落；帝国或是政府就会被推翻；然后就要看在未来的日子里，叙利亚文或拉丁文是否能成为博学之人的研究对象。
在出现自我腐败的任何征兆之前，甚至在繁荣的状态下，在民族目标最有活力的历史阶段，国家就这样被外国征服了。雅典人在他们野心和荣誉最高的时候，遭到了重创，因为他们太过忙于扩大爱琴海周边的军事权力。因其野心而令人难以对付的，且因其纪律和军事经验而受到尊重的各种民族，在它们的力量或增加或减少之时，会反过来成为罗马人野心和傲慢精神的牺牲品。这样的例子会刺激或警醒贪婪且小心翼翼的国家；类似危险的出现将会考验政客与政治家的天赋；但是单纯的运气因素是历史中的共性，这一运气自从未能给我们带来惊讶之后将持续很久。
如果我们发现民族从最初的起点开始已经取得了进步，具备了让它们征服别人的技艺，进而能够保持自己的优势，这样的优势使得他们有资格获得这些技艺；如果我们发现它们已经在未被打断的幸福状态下不断进步，直到被外在的灾难所中断；或者它们维持了自己的武力，直到更幸运或更有活力的国家崛起，征服了它们；我们研究这个问题就不会有困难了，也不会引起如此多的反思。但是当我们在这些民族中观察到，它们自动回归到粗野和虚弱的时候；当它们尽管经历了永久的危险警报，还是被强国征服（这些强国在此前不可能与之竞争）或被它们已经阻截和鄙视的武力征服时；臣民就会变得小心翼翼，解释这个问题就变得更为困难。
事实本身因为不同的例子而被人们所了解。亚洲的帝国不止一次从大国变成弱国。希腊城邦一度如此好战却感受到了他们热情的松懈，把自己曾在和东方君主国的斗争中取得的优势让位给一个不知名的公国，几年之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人的言行将国家从顶峰带入谷底。罗马帝国曾在多年里一枝独秀；让每个敌人都屈服于自己，没有哪个强国引起的竞争会让它恐惧，最后也沉沦在一个毫无艺术天赋且卑贱的敌人手里。她因为放弃了入侵和劫掠，最后放弃了征服，最终在极盛的时候开始腐败，堕入了无底深渊。她的领土被肢解，整片省份被割让出去，就像年老的树枝凋落了一样，并不需要更厉害的敌人用暴力撕扯。马略（Marius）曾经在此前阻断并击退了蛮族的入侵，军官和军团用以扩大帝国的民兵与正规军现在不复存在了。罗马的伟大在遭遇了每次打击之后，就像其兴起之初一样在逐渐地衰落。它被削减到最初的领土范围，只有一个单一的城市；它在每次围攻战中幸存都是靠运气，在一击之下就被打垮；那一度照亮了世界的火焰最后像插孔里的锥子一样掉了下来。
这样的现象引起了普遍的担忧，人们担心社会进步到所谓的国家全盛时期的状态，要比它回到虚弱和原始的状态之中还要不自然。人们用青年和老年的图像形容各民族；社会就像单个的人一样应被视作生命的一个阶段、漫长路程的一段，它们的一部分体现出一致性和强大的命运，另一部分则因用处不同被削弱而分散；在注定要到来的时代，它们被分割，为接踵而来的那些即将兴起的象征物让位。迦太基曾比罗马古老很多，正如波利比乌斯所说，但也感到了自己的堕落来得如此之快；他也预见到幸存下来的人内心也会有道德感。
表象实际上是相反的，人类的历史使得应用都是相似的。但一个很明显的道理是，各民族和个人的情况非常不同。人类的结构有一个普遍的途径；每个个人都有一个脆弱的构造和有限的持久性；它被实践弄得破旧不堪，被一系列的使用过程所耗尽。在一个社会成员不断更新的社会，种族似乎永远年轻，并不断积聚优势，我们不能借助任何理性以期望找到与年龄相关的缺陷。
这个主题现在不是新主题了，反思也因每位读者而不同。同时，把我们喜爱的概念加之于重要的话题之上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无论反思所花掉的力气多么微不足道，也会影响人类的行为，一个作家最情有可原的错误是将犯错认为是在做一件非常美好的事。但当我们开始考虑行为对其他民族的影响时，我们便开始进一步思考人类文明中不稳定的根源；内在腐化的源头以及由国家造成的阻止文明社会到来的毁灭性腐败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