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原始状态有关的问题
自然之物都是逐渐发展成形的。植物长自嫩芽，动物长自幼崽。动物天生具有行动能力，所以会随着力量壮大而逐渐扩大自己的行动范围：它们的行为与所获得的能力均体现出一种进步。而人类的进步程度则远高于其他任何一种动物。这不仅体现在个人从婴儿长大成人，也体现在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因此，我们假设人类发展自其原始状态（the state of their nature）；对于早期的人类是什么样，也有不同的猜想与看法。诗人、历史学家、道德家经常提及这个原始时期；他们用黄金、黑铁来象征某种状态和生活方式之下，人类或堕落或由此取得极大发展。不论基于哪种假设，人性的最初状态一定与其之后阶段中表现出的一切截然不同；即使是最古老的历史遗迹也可被视作新奇的事物；人类社会最常见的构建被归为对自然侵蚀，是一种虚假的、压迫的或一项粗略的发明，这些构建获得了对自然的统治；我们主要的悲伤和幸福都受到了它们同样的限制。
在所有试图辨别人类特性中的最初特征，并指出本性与技艺的区别的学者当中，有些人曾把人类的最初状态描述为：人类仅具有动物性情感，他们没有任何优于野兽的行为能力，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结盟，没有任何解释自己情感的方法，甚至没有任何理解力和热情，虽然他们的声音和手势都很适合表达这些。其他人则把人类原始状态描述为：人类处于不断的战争之中，受到占有欲和利益的刺激，因而每个人都与同类进行争吵，一个同类的出现便预示着打斗。
意图为一项中意的制度或一种期待夯实基础，或许，我们能够借此了解人性的奥秘、探究人类存在的根源，这样的欲望实际上产生了许多徒劳的研究以及五花八门的假想。我们从人类的诸多特性中选取一个或几个特性，以此来建立一种理论；在解释人类在某种假想的原始状态下的情况时，我们忽视了自己能够进行的观察范围内和历史记载中，人一直以来的面目。
然而，在其他一切情况下，自然史学者认为自己有义务收集事实，而不是做猜测。在他研究某个特定动物种类时，他假设它们现在的性情和本能与它们的原初特性是一样的，而且它们现有的生活方式是其最初阶段的延续。他承认，他对物质世界的了解来自于所收集的事实，或者，顶多是一些来自观察与实验的一般原理。只有在涉及其自身时，或在最重要、最容易知悉的问题上，他才用假设来取代事实，并把想象和理智、诗歌与科学相混淆。
但是，如果不深究有关我们知识的类型或来源的道德或物质问题；如果不轻视对每一种情绪细致的分析以及对每一种存在方式的追根溯源，我们就可以肯定：人类目前的特征以及这种动物目前的幸福所依赖的人类自身及其知识体系的规律，都值得我们去重点研究；并且，有关这个主题或其他任何主题的普遍原理仅在下列条件下才有用，即：这些原理基于恰当的观察并能引向具有重要影响的知识，或者这些原理能使我们成功地把自然所赋予的智力或体力运用于实现人类生活的伟大目标。
如果来自地球每个角落的最早与最新的记载都把人类描述成群居动物；个人总会因为反对一个群体而加入另一群体；会回忆和预想；愿意与他人交流情感；这些事实必须作为所有与人类有关的推理的基础。人的复杂性情包含友谊和敌意、理性、使用语言以及清晰的声音，如同其躯体的形态和直立状态，这些都将被看作是人性的诸多特性：它们应出现在对人的描述中，就像描述鹰的翅膀和狮子的爪子一样，也像不同程度的凶猛、警惕、胆怯或速度在各种动物的自然历史中占一席之地一样。
假如问题可以这样问：如果任其自由发展，没有任何外界事物的引导，人类的心智会如何表现？我们将在人类历史中寻找答案。或许，那些曾在确立其他科学原理时甚为有效的实验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并不重要或新颖：要了解每个人的历史，我们应该着眼于其在成长环境中的行为，而不是他在任何被迫或不寻常的情形下的表现；因此，一个野蛮人，身陷丛林，远离同类，这只是个特例，而不能作为研究任何总体特征的样本。正如通过解剖从没见过光的眼睛或从未感受过声波的耳朵，可能会发现这些器官自身的结构缺陷，因为它们并未被应用于其应有的功能上；所以，但凡这类特殊例子都只能表明，理解与情感的力量在未被运用时，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存在，以及一颗从未感受到自己属于社会的感情的心，它的缺陷和愚昧之处又将是什么。
研究人类应该用群体的视角，因为他们一贯如此存在。个人的历史只是其在人类视野下的情绪与思考的一个细节，每个与这一主题有关的实验都应该在整个社会中进行，而不是针对个体的人。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做这样的实验：我们假设将一群来自育婴室的孩子与世隔绝，不进行教育和规训，我们将仅能得出重复性的结论，这一结论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已经得出过了。这个小社会的成员能够吃喝、睡觉、聚在一起玩耍，会有自己的语言，会有争吵、有分歧，将彼此视为最重要的事物，而且，他们会出于友谊与竞争的热忱而忽视个人遇到的危险，也不顾及自我保护。人类不就正像这群来自育婴室的孩子吗？谁引导了他们？他们听到了谁的指导？或者他们学了谁的样？
因此，我们假定自然赋予了每种动物自己的生存方式、性情和生活方式，赋予人类的也同样如此；研究某个物种特性的自然史学家现在可能会在每篇文章中对某物种的特性长篇大论，正如他之前一样。然而，使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一个特性，有时反而在关于其本质的描述中被忽略，或者误导我们的注意。对其他动物种类而言，个体从幼崽成长到成年，在其独自生活的范围内，获得了其本性所能实现的全部特征：但是，对人类而言，其整体与个体均有一个发展过程；他们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前一阶段打下的基础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挥、完善自身的才能，而这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和许多代人的共同努力。[1]我们观察他们所取得的进步；我们清楚地记录其诸多足迹；我们能追溯到久远的古代，那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也没有留存任何纪念物让我们了解这些精彩场面开始的情形。结果是，我们未能专注于人类的特征，这些具体的特征有最权威的佐证，我们努力在未知的时空中追踪它们；我们也未能假定人类故事的开端仅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瞥，却认为我们有权排斥现有的框架和条件，并视之为外来的、有别于我们的本性的东西。人类从假想的动物感性状态进步到理性阶段、会使用语言、具备社会习惯，这具有想象的成分，而且，人类的进步过程是大胆的假设，这将诱使我们承认诸多史料当中的想象成分，并认为一些动物与我们的样子极为相似，它们也具有人类最初状态的特征。[2]
如果我们宣称马的品种与狮子全然不同，并以此作为一项发现，这将是很荒谬的。然而，与优秀的学者笔下的结论相反，我们必须指出，人类与其他动物种类相比，显然是一个更高级的种类；无论是相似的器官、相近的外形、会用手[3]以及与人这样优秀的艺术家持续的联系，都不能使任何其他物种将自身的本性与创造和人相提并论；即使在其最原始的阶段，人也要比其他动物高级，而且，无论人怎样退化，也退化不到其他动物的程度。简而言之，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将其与动物类比完全得不出对人性的理解。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人，就必须观察他，观察其生活的方向和行为的连续性。对人类而言，社会与单个的人同龄，人类使用语言就像使用手脚一样普遍。如果有那么一段时间，人类与自己的同类相识并获得能力，那么，这将是一段没有记录留存的时间，我们与此相关的观点将既不中用，也缺乏佐证。
我们往往试图进入这些无边无际的无知或猜测的区域，即通过幻想而不是纯粹记住其呈现出来的形式：人类具有难以捉摸的愚蠢性，而这导致我们的知识产生缺陷，它填补有关人类本质的一些知识空白，自以为能使我们更理解生存的本源。基于一些观察，我们容易觉得，这个秘密将可能很快被揭开，而且，被冠以智慧之名的东西，其实质可能指的是自然力量的运动。我们忘了自然力量的连续运用并加之以有用的目的，恰好构成了这一切均源于设计之证据，而我们正是以此来推断上帝的存在的；这个“真理”一旦被接受，我们就再也无法找到生存的本源；我们只能收集自然之主的造物法则；而且，在我们最新和最早的发现之中，我们只能将其看作是一种造物模式或未知的天意。
我们认为技艺有别于本性，然而技艺却是人天然具有的。在一定视角来看，人就是自身躯体和财富的创造者，从诞生伊始就注定要不断地发明创造。人将其天赋运用于各种目的，并在不同情形下有着几乎相同的行为。他总会改进自己的行为对象，不论是到人口稠密的城市还是了无人烟的森林，人都会带着这个意图。尽管人似乎能适合各种环境，却因为这个原因而难以安定下来。人既固执又易变，抱怨创新，也从不满足于创新。人总忙于改革，且一直犯错。如果人住在洞穴中，他就会将其变成茅屋；如果已经建好了房屋，还会将其扩大。但是人从来就不想做快速而仓促的转变；其步伐渐进而缓慢；其力量犹如弹簧之力，默默地压制任何阻力；有时，在找到原因之前，结果就已产生；因具有制作的天赋，其作品往往在计划出笼之前就已完成。或许，拖延或加快人类的步伐都同样困难。如果计划者抱怨自己拖沓，道德家就会说他不安分；无论他的动作是迅速还是缓慢，人类事务都是在人的操作之下才会改变。这就像一条流淌的溪流，而不是死水塘。我们或许想把人对改进的热衷引向恰当的目标，我们或许希望行为保持稳定；但如果我们期望劳动终止或是一种静止场景，那就是误解了人性。
人在不同环境下的劳作表明他们有选择的自由和不同的意见，还受到多样需求的驱使。但是他们或快乐或痛苦，或敏感或迟钝，所有情形下均如此。从他们所占据的里海和大西洋沿岸来看，尽管占有时间不同，但是闲适程度却是一样的。一方面，人类与土地联系紧密，似乎适合定居和城市生活：他们给民族和土地起名字也是一样的。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迁徙的动物，随时准备在地球表面任何地方游荡，赶着牲口寻找新的牧场和合适的季节，按照阳光照到的地方改变每年的迁徙路线。
人类的住所包括洞穴、茅屋和宫殿，也包括丛林、牧场和农场。他拥有不同的身份、装饰和衣着。他设计出常规的政体和复杂的法律，或裸体穿梭在丛林里。后者虽然没有高贵的勋章，但是他四肢有力、头脑聪明；行为上没有规则只有选择，与同类之间的联系仅限于情感、伙伴和对安全的渴望。他们足以创造出多种伟大的技艺，这却并不依赖特定的自我保护方式。无论技艺有多么娴熟，他似乎只是为了享受适合自己本性的便利，为自己注定要生存的地方创造出这一环境。奥里诺科河岸边的一棵树被一个美洲人[4]选作庇护所和住处，这对他而言就是一个便利的住处。而沙发、拱顶还有回廊并不会让土著居民更满意。
因此，如果有人要问：自然状态到哪里去找？我们会说，在这里找吧；关键不在于我们的话在大不列颠岛、好望角和麦哲伦海峡能否被人理解。虽然这种充满生机的动物总是在运用自己的天赋影响周围的世界，但是所有情况都是自然而然的。如果有人告诉我们，邪恶是违背自然的；我们就会答道，还会更糟呢，它是愚蠢和可悲的。如果自然状态只是相对于人类技艺而言的，那么人类在什么情况下才被认为是对技艺一无所知的呢？野蛮人和公民的生活环境中都有很多人类发明；二者都不是永久的状态，而是人类注定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如果宫殿不是自然形成的，那么茅屋也不是；政治和道德理解的最高程度也不比初次运用情感与理性更具有人类思维加工的痕迹。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能够进步，其自身是有进步的信念和追求完美的欲望的，那么似乎这么说就很不合适了：人类在进步之初，就等于是脱离了自己的自然状态；或者，他和其他动物一样，发现了不符合自己预期的情形，便依照自己的性情并利用自然赋予自己的力量。
人类设想的最新努力只是对某种蓝图的延续，这一蓝图早在世界的最早阶段、人类的最蒙昧状态下就已经开始付诸实施了。原始人在森林里的计划或观察是人类进步的一些步伐，正是这些步伐让更先进的各民族从修筑茅屋到建造宫殿，让人类的思维从感官的认知发展到一般科学结论。
在任何情况下，公认的缺陷都是人类不喜欢谈论的问题。无知和愚钝是被鄙视的对象：洞察力和品行则受人尊敬、仰视。在这些问题上，人的感觉和理解是否会引导他呢？无疑，野蛮人和哲学家都处在这样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尽管取得了不同的成就，但目标却是相同的。西塞罗对文学、口才和公民成就的尊重，并不比一个西徐亚人在自己理解能力所及的情况下对类似才能的看待更为真实。一个鞑靼王公说：“要是我自夸的话，那就是我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因为，一方面我从未屈服于谁：不论是在战争中和调配军队时（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还是在指挥大小部队时；另一方面，我还有写作的天赋，只逊于那些波斯、印度城市里的一些人。其他我不知道的民族我不敢说。”[5]
人类或许会弄错追求的目标，可能会误用自己的勤奋，或把自己的成就用错了地方。如果人类对这些可能性错误有所感知，他们就会找到判断自己行动的标准，并达到其本性的最好状态。人类或许不会在个人或任何民族身上找到这个最佳状态；甚至在大多数人身上或人类主流观点中也无法找到。他必须在其观念理解和心灵活动的最佳状态下去寻找；他必须以此发现自己力所能及的完美程度和幸福是什么。通过审视，他会发现，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人性的恰当状态并未与人类相分离，而是一个他现在可能实现的状态；并不是在他们自身的各种能力得到运用之前就已存在，而是通过恰当地运用这些能力才能实现。
所有我们用来形容人类事务的词语中，“自然”与“非自然”这两个词的含义是最不确定的。与做作、刚愎自用或其他性格缺点不同的是，“自然”是个褒义词；但在用于形容人出于本性的行为时，这个词又无法做出合理区分：因为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其本性的结果。这样的词最多只有一般和常见的意义或关乎人类的实践；每一项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研究，其目的可能通过同样令人熟悉和更为精确的语言来实现。在人的行为中，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什么是快乐或痛苦？在其各种情况中，对人类的善良品质何为有益，何为无益？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得到满意答案的问题；无论人的原始状态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了解我们想要达到什么状态，而不是我们的祖先应该留给我们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