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容易引起政治奴役
自由在一定意义上就像是有教养民族的一个部分。原始人个人是自由的，因为他毫无拘束地活着，他的行动相对于同类来说都是平等的。野蛮人经常因为同样的环境不断出现而获得独立，或者是靠自己的勇气和刀剑获得独立。但是好的政策能为日常管理提供正义，或者为国家提供武装力量，这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保卫成员的权利。
人们发现，除了一些个案，商业和政治技艺是一起进步的。这些技艺在现代欧洲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决定在时间的次序中哪个更优先，或者哪个从维系其行动的相互影响中得到的好处最多。我已经说过，在一些国家，商业精神旨在获得利润，这会为政治智慧领路。占有财富的人或嫉妒别人财富的人会形成解放的计划，会在新近获得的重要性中进一步要求扩大自己的诉求，或不满于他们的君主所使用的过分的特权。但是我们在一个时代中希望从财富的占有中找出前一代留下来的成果将是徒劳的。财富的大量取得一旦实现，一旦和奢侈一起出现，某种独立感就会让所有者对他的力量感到自信，随时准备反击任何的压迫。钱袋里的钱不是用于个人花销或者满足虚荣心，而是要支持某个党派的利益，或者满足党派更高的激情，让富有的公民足够吓唬那些想要统治他们的人；但是在腐败的时代，创造财富的手段应该产生一样的效果，并不意味着是公平或恰当的。
相反，一旦财富积累到了吝啬之人的手里，并被败家子所浪费；一旦家族的后代发现自己在充裕的状态下手头变紧了；一旦奢侈的渴望让党派的呼声静止了；一旦希望顺从以获得奖励的希望，或丢失已经获得之物的担心让人们处于不安和紧张的状态；一旦财产简而言之不是被当作活跃精神的工具而是变成了一个野心家、富有之人或胆小鬼、暴徒的偶像；自由得以建立的基础可能反过来支持暴君的统治；在一个时代一度让人们自命不凡，或培养出臣民自信心的东西或许在另一个时代里就会让他唯命是从，让钱财用于为他自己的淫邪行为买单。即使那时在活跃的年代可以通过给予人民财产而获得自由的人，也可能在堕落的时候变成塔西佗的格言一样，“对财富的崇拜引出了暴君政府”[9]。
感受到了幸福的人，还有感受到个人权利的人，不容易被教会忍受对这二者的入侵，也不能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忍受屈服。他们可以接受这种让人不快的准备，被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政体实现不同的目的。他们在共和国里沿着一个方向行动，在君主政体和混合政体里面则沿着另一个方向。但是只要国家采用不能保持国民美德的方法有效地保证了自己的安全，接下来就会出现对公共事务的漠不关心；每种有教养民族都会在这个问题上面临危险，这取决于它们曾经享受持续的和平与繁荣的时间长与短。
我们说，自由的结果来自于法律的管理；我们愿意把宪章看作不仅是一个想要自由的民族所作的决定与信条，也不仅是作为他们的权利被记录下来的作品；而是作为一种建立起来保护他们的力量，作为一种让人的贪欲无法僭越的护栏。
一旦一个亚洲的帕夏（basha）想要决定有关自然正义规则的争论，他就得承认他有着无上的权威。一旦一位欧洲的法官来作此决定，根据他对成文法的解释，他比前者受到更多的限制吗？宪章里面的多种话语对良知与心灵的影响要比理性和天性更为强大吗？在有司法程序的国家，公民的权利如果可以公开讨论，统治的基础如果可以通俗易懂地表达，而不是繁琐复杂到只能让专业人士来研究，这样党派的地位是否就不会那么稳定了呢？
如果程序的形式、成文宪章和其他的法律条文不再受到让它们发展起来的精神所强迫；它们只能掩饰而不是限制权力的罪孽：它们可能被腐败的官员尊敬，如果这些条文对他们有利的话；但是如果阻碍了他们则将被践踏：法律的影响（在保护自由上能够有实际影响的地方），不是一个从满载着书本的书架上所取下的魔法般的力量，而实际上是对追求自由之人的影响；也是对那些通过调整法律条文的制定，以便使人们与国家共存，并通过自身的警惕和精神以使法律得以被遵守的人产生影响。
我们学会了在任何政体之下防止权力被滥用，防止权力执行时的越轨。在纯粹君主国里，这种权力通常是世袭的，而且是按照一个固定的宗法秩序传递的。在选侯国，是由命运决定的。在共和国，它只在有限的时间里实行过。在个人或家庭通过选举而获得暂时性尊贵地位的地方，更多的是出于让国家长久的雄心，而不是扩大权力的目标。在世袭君主国，王权已经是永久性的了；每个有野心的国王的目的都是扩大自己的特权。在暴乱时代，共和国和任何形式的政体都处在危险之下，这不是因为有人可以正式地获得委任的职位，而是因为有些人受了野心的驱使或者被党派利益所支持。
对于君主或其他官员来说，享受更多的权力并不比人们心存善意更为有利；一个人不公正也没有什么好处，但是那些信条不只是反对人们的愚蠢和情绪的脆弱安全阀。那些被委任了无论任何形式的影响力的人，都愿意不受约束地除掉别人的反对意见。不只是戴着世袭王冠的君主，在有限时间里掌握着权位的官员也逐渐培养出对尊贵地位的喜好来。这种把自己的地位建立在国王暂时性的欲望之上的大臣，还有那些其个人利益在任何方面都和臣民的利益一致的大臣仍然具有某种弱点，希望能够扩大自己的特权，并且把通过侵犯别人获得的权利看作是自己的，正是这些人让他和他的家族很快发达起来。
即使我们对人类有着最好的动机，我们也愿意认为他们的福利不是取决于他们自己倾向的幸福或者享受他们自己的天赋，而是取决于他们准备顺从我们为他们设计出来的所谓幸福。因此，任何主权国家到目前为止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的美德不只是珍视自己臣民的自由和独立；而是一种其本身足够稀有，非常值得称赞的一种对财富的分配正义不变的关怀，这是一种想要保护或要求减少怨恨，或者推动臣民利益的愿望。正是源于这个目标，塔西佗谴责自己时代的价值观，并判断其使用的合理性。但是用在好人手里却能够保护臣民，能获得迅速而有效的分配正义的手段更容易被一个暴君使用，让无辜之人流下鲜血，取消人民的权利。人性的暂时推进尽管减缓了压迫，但是不能打破民族的锁链：王侯甚至是最能实现他研究过的那种幸福的人；因为自由已经荡然无存，以及因为没有哪个地方的力量反对他的敕令，或阻止他付诸行动。
安东尼不可能了解特拉西、赫尔维蒂乌斯、加图、狄奥和布鲁图的性格吗？他不可能学会理解建立在公平与正义之上的自由政体吗？或者一个臣民的自由依赖于君主国行政的神圣目标吗？[10]他误解了为人类提供他认为是福祉的东西的手段吗？或者是他在一个大帝国里面具备的绝对权力让他不能用脑子来思考国家的幸福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无法赞誉这个君主或者他的臣民。前者不能赋予自由，如果没有倡导这样一种精神，即这种精神很有可能会反对君主的计划，后者也不能获得什么福祉，尽管他们自己享有主人的权利，能够保住这个权利。正义的要求是稳定而蛮不讲理的。我们带着感激和义务感接受好处；但是我们会加强自己的权利，这种自由精神在其运用中不能以恳求或感激的口吻来谈起，不能背叛自由本身。布鲁图对西塞罗说：“你背叛了屋大维，他会原谅那些反对他的罗马公民，如果他不呢？我们会灭亡吗？是的，我们的自由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自由是一种权利，每个人都随时准备着为自己而争取这一权利，那些假装把它当作恩惠来施舍给我们的人，在实际行动中已经背叛了这一权利。即使政治组织看起来可能不受意志和独裁者的支配，它也值得人们依赖它保护自己的自由；它会培育而不是压制坚定而果敢的精神，而这样的精神会让自由的心灵总是随时准备反对亲贵，或者自己保有自由。
如果一个民族因此被一个主权来塑造，就像黏土被交到制陶工人手中一样，这种对实际上已经被奴役之人再恩赐自由的计划或许是所有计划之中最难的，它得悄悄地执行，并有着充分的后盾。人类能否接受这种福祉取决于他们被要求认识自己权利的程度；以及他们对人类正义要求的尊重；还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为了自己而承担政府和保卫国家的责任，是否愿意选择自由的心灵而不是懒散地享受乐趣，或者因为压制和恐惧而苟活于世。
如果我被允许向那些在民族政府组织内部享有最高特权的人表达自己的立场，我会带着尊敬，甚至放肆地说话。实际上国家被奴役并非他们的过错。我们能够要求他们什么呢？除了受人类欲望的驱使，他们本该反对失望，甚至反对拖延：但是他们用以追求自己目标的勇气让他们能够打破阻碍自己事业的障碍。如果成千上万人挡在此人之前，议会是消极的，就像是由一些对自己一无所知或毫不关心的人组成一样；那么自由的防线会站在谁的一边，或者我们应该研究谁的失败呢？对臣民而言，谁玩忽职守，对主权而言，谁只为自己谋私，谁在成员不再质疑他的权力之时，继续不受限制地维护自己的统治呢？
我们都知道，为了保护自由而写的宪章一定由几部分构成：议会、民众集会、法院和不同等级的官员，一定联合起来相互制衡，尽管它们践行、阻碍或制止权力的执行。如果任何一部分太突出了，整个结构就会被束缚甚至毁灭；如果任何成员玩忽职守，另一些就会趁机而入。在由不同天赋、习惯和关注之事的人构成的集会中，有时不只是人能够让他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一致；因为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想要完全避免争论，我们对一致意见的推崇被视作自由最大的敌人。我们希望在其扮演着危险角色的时候，人类的玩忽职守会导致对公共事务的漠不关心；会因贪欲而出卖国家权力；还有其他人的奴性会屈服于让他们心灵受到压抑的领袖。对公共的热爱、对法律的尊重都是人类必定会同意的；但是如果在争论之中任何个人或党派的意志都没有差别了，那么自由就被背叛了。
那些负责管理贫穷而胆怯之人的人一刻都不会停止扩大自己的权力。在法律的执行、国家的每个行动、内政与军事的运作中运用权力，就一定会强化他的权威，把他放在公民的眼里，作为被思考、恐惧和尊敬的目标。那些被设计出来在某一阶段能够限制和引导行政权力的规定在另一个阶段则可能确立基础，并保持稳定；它们会指出它所运行的渠道，不会冒犯别人也不会引起警觉，那些阻碍其入侵的法庭会在腐败的时候帮助它篡夺权力。
独立的热情、对拥有财富的热爱经常有一个共同的来源：不愿意被控制，那些一度和统治者决裂的人，在另一种情况下也不愿意加入平民的队伍。
在一个纯粹或有限的君主国里的君主是什么，根据这个国家的宪法，是共和国的一个党派的领袖愿意成为的人。如果他把这个让人嫉妒的状况变成自己的心愿，或者人类事务的趋势看起来为他称帝的野心打开了大门：但是他不得不在其之内行动的环境却不同于国王所处的环境。他会遇到那些不习惯不平等的人；他应该为了自己的安全尽可能不让宝剑出鞘。当他希望安全时，他可能想要公正；但是如果他心急，就会从滥用权力变成运用独裁权力。国王的继承者不会和臣民发生这样的争论：他的地位是被吹捧出来的；他的心灵不是一般的坏，他不会热爱自己的人民，这些曾经作为他的崇拜者、支持者和他政权装饰物的人民。或许对他而言，没有明显的制度设计能够僭越臣民的权利；但是试图保护其自由的形式在这一意义上并不总是稳稳地在其手上。
奴隶制已经在贪婪野心的肆虐之下强加给了人类，暴君的残忍在嫉恨和恐怖的黑暗时光中犯下了罪行：然而这些万恶之源不一定创造也未必支持独裁的权力。尽管没有政策比罗马帝国在保护国家财富问题上更为有效；然而臣民还有国王则经常认为自由就是一个政府发挥作用的障碍：他们想象独裁权力最适合在公共法庭执行中发号施令和秘密进行；最适于维护他们称为“政治秩序”[11]的东西，或者能够迅速镇压民众的抱怨之声。他们甚至有时承认如果王位的继承能够实现，独裁政府就是人类福祉的最好实现。当他们推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不会责备一个自信能够为好的目标运用权力，并努力扩大权力界限的人；他自己担心的是赶快摆脱阻碍他推理的障碍，以及阻碍他实现友好目标影响的障碍。
这种为独裁做好的准备会让他在自由国家的头上运用他自己武装的兵力，来击碎他自己统治区域内每个角落的明显无秩序；会让他有效地遏制精神的分散和多元性；会让他消除对政府管理的破坏，这种破坏源自不受拘束的性格和臣民的私人利益；会让他聚集起反对敌人的武装力量（通过征税和私人服役获得这些武装力量）：极有可能即使在为了人民福祉的愿望之下，他也会越过自由设置的障碍，建立一个暴君统治，尽管他自我吹嘘他只是按照理智与节制而发号施令。
当我们假设政府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平静，我们有时希望能从中获得好处，这作为最好的结果，并且公共事务在一些立法和执行部门作用下对商业和谋利技艺有着最小的限制；这样的国家就像中国一样，通过把国家事务分成不同的门类，通过阻碍最伟大而自由的心灵发挥作用而让行为存在于细节之中，照本宣科地执行政体安排，这样的国家更像是暴君政府而不是我们期待的那种。
是否镇压、非正义以及残酷行为只是专制政府唯一的邪恶，或许可以分开考虑。同时，我们有必要认为，自由从来没有比我们用国王的赐予或通过我们借助公正的行政而得到的平静来衡量国民幸福时更加危险。主权者可能沉迷在他自己英雄般的能力上；他可以保护臣民享受动物般的欲望和快乐：但是从自由之中生发出的好处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不是美德或善行的果实，而是美德在多数人中间的传播；这种文明社会的分配功能将会给予成员适合自己本性的能力和职位。
政府最好的宪章经常会带来不便；自由的运行可能经常会引起抱怨。当我们愿意改革对自由的滥用，对自由的滥用就会让我们侵入到那些本该产生的问题之中。专制本身就是某种便利，或至少在文明和中庸的时代，能够带来最少的冒犯，并不会引起公众的警觉。这些情况会让人类在改革的精神之下或仅仅因为漫不经心而使用或默许国家政策从事最危险的改革。
但是奴隶制不总是因为错误而被引入；它有时也是靠暴力和掠夺强加的。国王和人民一起腐败；无论专制政府的起源是什么，它的诉求一旦被解释清楚之后，就会引起国王和臣民之间的冲突，只能靠武装力量决定胜负。这些要求对人身、财产和生命都构成巨大威胁；它们唤醒人们心中的热情；它们扰乱了人们的懒散性；它们剥夺了贪赃枉法之人的权力；它们对腐败之人和有德之人宣战；它们只被胆小鬼温顺地认可；但即使对胆小鬼而言，必须获得本来让其害怕的武装力量的支持。这种武装力量是征服者从国外带来的；国内的篡权者努力在其国内的派别中寻找其支持者。
在一个民族习惯了武装力量的时候，一部分人就很难征服整个大众；或者在有纪律的军队建立之前，任何独裁者都很难在少数人的帮助下统治大多数人。但是这些困难有时已经被文明和商业民族的政策有效地除去了；这些困难在政治和军事职业之间建立起了区分，允许不同的人保留享有自由的权利，通过这些，它们为带有军事权力的各党派的危险联合提供了方法，从而反对政体本身和人类的权利。
一个自愿解除这种危险武器的民族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合理的理由和有追求与有武装力量的法庭之上。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人们征引法律，召集议会都是不可能的。那些组成了立法机构的人，还有那些充任国家内政部门的人可能会钻研他们从军营或法院得来的信息；但如果此人就像把屋大维的请愿带给罗马元老院的百夫长一样，露出了剑柄[12]，他们会发现请愿变成了命令，他们自己成了受害者而不是主权所有者。
这部分的反思可能在用于不同面积大小的民族时会有不同的用法。小社区无论多腐败也不会成为专制政府：它们的成员聚集在一起，相继坐上权力的宝座，从不会忘记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他们以熟悉和自由的习惯刺探那些将要统治之人的要求；在对平等的爱、正义感感到失败的地方，他们按照党派、效仿和妒忌的动机行事。被放逐的塔尔坎在罗马自有后来人；如果通过这样的方法他获得了自己的位置，就有可能在行使王权的过程中，他必须和推他到权力顶峰的党派合作。
随着领土的扩大，国家的部分也相应地失去了对整体的重要性。其居民不再看到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很少在任何国家的甚至是派别的计划的执行中联合起来。远离了政治席位，对有诉求的人漠不关心，这让大多数人只把自己看作是臣民，而不是一个政治体的成员。甚至很明显的是，随着个人对公共事务越来越不重要，越来越不能干涉其执政官，领土的扩大实际上就是把国家的事务减小到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并减少了立法过程或其他形式的政府事务中参与咨询的人数。
一个大帝国可能出现的无秩序需要迅速被镇压、随时保持警惕并迅速执行。遥远的省份必须靠军事武装力量慑服；独裁的权力在自由国家里有时被用来镇压叛乱或对付其他经常发生的邪恶，这种权力看起来在某种程度的统治下总是能够有效地平息一个由各部分联合组成的政治体的内部分歧，并通过暴力、突然或秘密的方式迅速镇压。因此，在所有国家富裕且商业发达的情况下，还引发了专制制度建立的情况中，或许没有什么能够像永远扩大领土一样，以如此明确的目的实现这个目标。在每个国家之中，成员的自由取决于其内部各部分的平衡与相互调整；任何人类自由的存在都取决于各民族之间的均衡。在征服的进程中，那些被征服的人据说失去了自由；但是从人类的历史来看，征服和被征服结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