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产权确立之前的野蛮民族
从美洲的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康姆斯恰特卡向西到奥北河，从北海跨过各个国家直达中国、印度和波斯；从里海到红海地区的国家出发直到内陆和非洲西海岸；我们都会遇到我们称其为野蛮或原始民族的民族。地球上广袤的土地有着如此众多的环境、气候和土壤，这将会使其居民的行为展示出多样性，并且由于光照不同，会孕育出不同的生存方式和生命行为。但是关于这个命题的研究都是不成熟的，除非我们预先尝试形成一种对我们物种初级状态的总体概念，并学会如何区分无知和笨拙、没有技艺和无能。
居住在这些地区或居于其他尚未得到充分开垦之地的民族维持生计只是靠打猎、渔猎或土地的自然生产。他们几乎不在意财产，少有统治和管理的迹象。其他一些则拥有畜群，其食物储备主要依赖放牧所得，对贫富有一定概念。他们了解雇主和客户的关系、奴仆和主人的关系，并且要忍受着财产不同带来的分层。这种差异会制造性格上的实质差异，并会培育出两种不同的心智，我将在此基础上思考人类原初状态的历史。原始人还不懂得财产为何物，而野蛮人尽管并不了解法律，但却有关心和欲求的基本对象。
很明显财产是关键。我们需要在历史的产物中的那些特别特殊的事物中找出定义财产的方法。人的欲望随着经验而进步，人们从获得财产或改进产业的行为习惯中产生了各种对未来的预估，从而可以战胜懒散或享乐。这种习惯是慢慢培养出来的，是将原始人与先进的手工业和商业技艺时代做出区分的重要标志。
在一个以渔猎为生的部落里，艺术、工具和皮毛这些由个人持有的东西是个人唯一的财产。明天吃的还在森林或湖中，是野生的，在其被捕获之前还不能利用。甚至一个团体的个人渔猎了一定数量的产品也要充公，并马上用掉，或留作公共储备。
在原始民族（比如美洲的大部分）多少学会了一点猎捕原始农业所需的动物之后，他们仍会按比例严格遵循土壤的产出分配。男人打猎，女人则一起劳动；在他们平分了播种的劳作之后便一起享受丰收的果实。他们耕种的土地就像他们习惯于打猎的地区一样，是整个民族的财产，而不作为小块被分给其成员。他们成群结队地松土、播种和收获。丰收的粮食被收进公共仓储，此后在指定时间分成几份给不同的家庭维持生计。[3]即使有了集市，他们和外邦人做生意的所得也都被带回家里交给部族作为食物储备。[4]
当个人开始私藏皮毛和弓箭之时，房屋和设施也被分给了各个家庭。因为家庭管理由女人承担，所以似乎家庭财产也由其掌控。小孩应归属于母亲，和父亲没有继承关系。男性在结婚之前，仍留在自己出生时的屋子里；但在和异性组成了新关系之后，他们就更换住处，成家立业。猎人和战士被女主人视作其财产的一部分，蓄养他们以备危险之需。在公共议会的间歇中，在打猎、战争的中间期，女人负责照顾他们，他们自娱自乐，懒散地到处游走。[5]
当男性不断鼓起勇气、发挥政治天赋，当战争成就让他们更有价值，这种被当做财产身份的命运就会被转嫁给女性，实际上这是一种征服。不像一些学者宣称的那样：他们获得了某种优越性。[6]正是基于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和困扰，战士们不愿意尴尬地活着。其实这是一种奴役和辛苦劳动，毫无荣誉可言。她们的职权范围让其成为这个国家的奴隶和希洛人[7]。如果两性之中，男人不断沉迷于猥琐且利欲熏心的技艺，那么他们就会长久地奴役女性，建立起残酷的奴役制迫使其顺从。如果在这种脆弱但不平等的联合之中，内心的情感能够让对奴隶的压制稍微缓和些；那么，像在许多情况下一样，我们在习惯中有理由遵从本性的暗示，而不是照修饰过的本性办事。
如果人类在任何情况下都继续使用我们现在占有的财产物品，那么我们很容易看出哪些是被旅行家们不实报道的内容：没有等级或条件的分别，没有因功能不同而划分的等级，只是根据年龄、天赋和性格来区分。个人的品行让某人在需要表现出这种品行的场合中脱颖而出，但在闲暇时，他却没有权势或特权。战士带领同族的青年屠杀敌人，或者在捕猎中一马当先，从而在部族中高人一等。然而在睡觉或吃饭的时候，就享受不到任何特权了，他睡的地方和吃的东西都不比别人优越。
在不需要管理利益的地方，一个党派对于权威命令的厌恶不亚于其他党派对于永久屈服的反感：“我热爱和平，我热爱伟大的行动，”孟德斯鸠在希拉的特征中指出，“但是我对于和平政府的懒散和高位的荣华富贵并无赞美之意。”他或许已经提及最简单社会状态的流行情感，因为在此处，为利益的蠢蠢欲动，以及不是建立在美德之上的任何高贵地位，都成为被鄙视的理由。
在这种状态下，心智的特征不是源于无知。男人意识到平等，坚守自己的权利。甚至当他们要跟从首领去野外的时候，他们也不能把这种想法扭曲成正式的命令。他们不听从命令，不同于军事行动，而是根据相互之间的忠诚，以及对事业的平等热情。[8]
我们相信，因其财产制度的发展程度不同，不同的民族是有差异的。在加勒比人和其他美洲气候温和地区的原住民之中，首领的尊贵地位是世袭或选举出来的，终身享有：财产的不平等划分开始出现并作为统治依据。[9]在易洛魁人和其他温带地区的民族中间，市政官和臣民，贵族和贱民没有富人和穷人这对二分法为人所熟知。老年人没有任何强制性权力，他们运用自己的天然权威给出建议或推动部落做出决断。军事首领因为其超凡的男性气概和勇敢受到委任；政客之间的差别来源于民众对其注意程度。战士则是根据其带领本民族的青年人冲锋陷阵时的勇气。如果他们的一致行动需要组建某种政体，那则是一种我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政府：权力不外乎来源于智慧的优越性；职位的任免不外乎个人性格的自然实践。尽管社会看起来是有等级的，但在成员心目中没有任何的隔离感。[10]
年龄在会议中地位重要，在战场上年轻、有活力、勇敢让某位成员有了领导的位置，整个社会在有预警的情况下被召集起来。在这些让人愉快且多少有些正式的程序中，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这就是议会、政府和元老院的雏形；这就是古代立法者们那些知名的机构。希腊人的百人大会和拉丁人的元老院从名称看，最初也是由老人组成的。罗马的军事首领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美洲的战士，他们有权宣布征兵，公民则准备战斗，自愿参加。在台伯河岸的人们也遵守自然的启示，这是美洲丛林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克莱格斯和罗慕路斯初步建立了国家机构，在其中，每一成员都能聚集所有的智慧，联合所有的力量。
在美洲民族中，个人都是独立的，但他们习惯性地关心家庭。家庭就像许多分散的部落一样，不服从任何外来的审查和管理。无论家里发生了什么，即便是流血和凶杀也不许外人干涉。与此同时，家庭也是小行政区的一部分，女人集合起来种植玉米，老人参加议会，猎人和战士一起带着村里的年轻人打猎。许多这样的行政区合起来形成了民族议会，执行某种民族事业。当欧洲人最初在美洲殖民的时候发现了6个这样的民族组成的一个联盟，他们拥有一个酋长，通过稳固的联盟和其议会的力量控制了圣劳伦斯河河口和密西西比河河口之间的广大区域。[11]他们似乎能够理解联盟的目的，也理解保持差异的目的所在。他们深谙权力制衡之道。国家的政客观察其他民族的宏伟蓝图和进程，并不断地把部落的影响力扩大到新的高度。他们有自己的盟约，就像欧洲的国家一样，出于国家的理由他们保持、打破盟约。保持和平是出于一种需要和便利，参与战争也是出于受人挑唆或嫉妒。
可见他们在没有建立任何形式的政府，或任何联盟之前，因为一种多少类似于直觉而不是理性的发明，协调自己的行为和国家的力量。外国人在没能发现谁是首领之前，或在一定程度上未能洞悉议会的组成之前，到处都是可以打交道的议会和可以战斗的战士。因为没有政治或强制的法律，他们的内政是按等级来行动的，维系社会安全更需要没有邪恶的性格出现，而不是镇压犯罪。
有时候也会出现无序状态，尤其是在民风日下的时代。一旦毫无节制地饮用刺激性饮料，人们就会极度上瘾，就会把平时对低贱行为的担心忘到脑后。他们点燃了暴力的热情，卷入争吵和流血冲突之中。一旦某人被杀害，凶手很少会立刻伏法，他会和被杀者的家人、朋友进行争斗；如果凶手是一个陌生人，则他要和被杀者的村民进行争斗；如果伤害已经构成了危害社会的程度，则凶手有时甚至会和自己的民族发生争斗。民族、行政区或家庭在同时代的人努力之下，能够平复成员之间的彼此冒犯。人们通过抚慰被激怒的一方，力求防范比最初的无序状态还要危害社区的行为，以及随之而来的冤冤相报。[12]但如果有罪之人仍然怙恶不悛，也很难逃避惩罚。死者的朋友知道如何伪装，尽管不是压抑自己的仇恨，并在许多年之后，一定能够报偿那些带给自己亲属或家族的伤痛。
这些顾虑让他们变得小心谨慎，逼着他们时刻提防自己的情绪爆发，让常规部门带有一种沉着而镇静的氛围，这远超出文明国家的风度。与此同时，他们在举止当中满怀情感，在谈话中相互注意并尊重对方（正如夏莱瓦所说）要比我们文明社会的忏悔仪式还要投入。
这位作家还观察到，他在北美所游历过的民族从不把慷慨或善良当作责任。他们按照自己的情感行动，正如其根据自己的欲望行动一样，完全不考虑结果。当他们做了善事就等于是满足了欲望，完成了一件事之后就很快将其遗忘。他们得到了帮助，不一定表明有友谊的存在：如果不能证明友谊存在，党派之间在感恩的问题上就不能相互达成共识。比如说一方对于义务的定义是礼尚往来，而另一方则将其定义为谴责没有履行好职责之人。他们收受礼物的精神与塔西佗在观察古日耳曼人时所看到的一样：他们喜欢礼物，但不将其视为一件义务。[13]这样的礼物没有意义，除非用作讨价还价或求和的象征。
他们最喜欢的格言是“没有人天生欠别人什么”，因此也就没有义务忍受任何的税赋或不平等的对待。[14]因此，他们在一个冷淡而不好客的状态的基础上确立了正义，并观察到了正义的规则，他们有着任何文明社会都没有的坚定和坦诚。他们真实和假想的与善良和友谊的义务有关的自由只会让心灵更加充实。我们的文明最希望不带任何限制地追名逐利，我们把善良当成一种任务，而义务和友谊得靠严格的规定来维系。我们让别人关注自己的心理需求只会让自己变得更加腐败，而不是改进我们的道德系统。通过苛求别人感激并强迫别人遵守自己的规定，很显然我们误解了这件事的本质。这只表明我们激发对利益的追求的敏感症状，靠这个来衡量友谊和慷慨带来的好处。我们靠这些将商业习气带进了情感的交流中。结果我们经常被迫拒绝别人的帮助，同样的理由促使我们抛弃了奴役的义务或拒绝别人的贿赂。对没有这个限制的原始人而言，任何帮助都可以来者不拒，任何礼物都可以不带保留或反思地接受。
对平等和正义的热爱来源都是一样的。尽管根据不同社会的宪法，不平等的特权会被分配给不同的成员；尽管正义本身需要对这一特权给予恰当的重视；然而那些忘记了人生而平等的人很容易就堕落成了奴隶。或许在主人的役使之下，他并不相信同类生物的权利。这一快乐原则让心灵有了独立的感觉，让人对嗟来之食处之淡然，让人在伤害所带来的代价之下检验这一原则，并让心灵对一切慷慨的情感报以开放心态。这给予未经教化的美洲人坦诚的气质和对他人福利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这会让其举止之中的自大和骄傲更加软化。在自信且和平的时代，没有政府和法律的帮助，他们也可以安全地接近陌生人，往来贸易。
在这类民族中，荣誉建立在出色的能力和伟大的魄力之上，而不是装备和财富之间的差异。受人尊敬的天赋引导着他们运用最精确的国家知识和战争策略。加勒比人的首领在这些特征上经常遭受考验。当要选任新首领时，就会派出一队侦察兵，穿过丛林直达敌国，在这队侦察兵回来之后，候选者得找到其所走过的路线。边境上的小河或喷泉因其而命名，人们希望他能够找到通往某个特殊位置最便捷的通道，并插上路标。[15]他们能够通过细致的观察，追踪到野兽或人的足迹，穿过无路可走的森林，在树木丛生、无可定居的且被惯于不同协助的旅行者所忽略的大陆中找到出路。他们撑着细长的独木舟，穿过多风暴的海洋，像有经验的水手一样身手敏捷。[16]他们凭借有穿透力的眼睛看出他们不得不与之打交道之人的想法和动机；一旦他们打算撒谎，他们就用最精细的人也很难识破的技术来隐藏自己。他们凭借出色的演说在公众会议上侃侃而谈；并在媾和时表现出完美的洞察力，能够看出各民族的不同利益。
作为处理事务的出色人选，他们在特殊场合中能够免罪，他们并不学习科学，也不追寻什么普遍的原则。他们甚至没有远虑，所考虑的不外乎渔猎和战争。他们关心每一季的仓储情况；夏天存储水果；冬天则穿过丛林，跨过覆盖着白雪的沙漠捕猎。他们绝不搞教条主义，这会让下一步发生错误。他们不能领悟情感，不能产生纯真的羞耻感、同情心、悔恨或欲望。他们很少为任何暴力行为感到后悔。同样，一个人事实上也很难在其清醒的情况下考虑到对其在激情之下或在放荡之时所作的行为负责。
他们的迷信是卑下而低劣的。如果这仅仅发生在原始民族中，我们还不足以因此而倍加珍惜礼貌的力量。礼貌是一个各民族不能用来指责其周围民族的问题。当我们想到一个民族迷信时，其实其他民族也好不到哪去。它们只是在重复相似的软弱和荒诞（源于同样的起因），以及对不可见介质的复杂认知（被认为能够指导所有不可捉摸的、人类的视野无法达到的事件）。
在依赖为人所知的、规则的自然之地，人们只相信自己的心灵。但在陌生或非常规的环境中，正是我们自己的困惑制造的假象而不是深思熟虑和勇气，让我们求助于占卜的手段和多种观察，尽管这是非理性的，但却总是更为常用。迷信建立在怀疑和焦虑之上，是被无知和神秘事物培养出来的。同时，其基本准则并不总是和日常生活混杂在一起；其虚弱无力和愚蠢并不总是阻碍观察力、渗透力和勇气，人类习惯于在日常事务中运用它们。罗马人通过鸟的啄食来预知未来，斯巴达国王通过观察野兽的征兆来预知未来，米特里达梯人则通过妇女解读自己的梦境来预知未来，这些例子充分证明儿童般的蠢行是和伟大的军事或政治天赋相伴相生的。
自信作为迷信的后果，在任何时代或任何民族中都不稀奇。即便是富有成就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也很难能够摆脱这一弱点。在其事例中，它不是被文明的最高标准所摒弃的。它只屈服于真正信仰的光辉，或自然研究，通过它们，我们被引导着用一个更为明智的、由物理原因作用的恩典取代了用来吓唬或取悦无知之人的种种魅影。
在美洲的原始民族中，以及人类没有严重腐化的地区，荣誉的关键点是刚毅。但是他们保存这些荣誉的方式却和欧洲民族完全不同。他们常用的制造战争的方式是通过伏击；他们通过长距离出击敌人而努力制造更大范围的屠杀，或制造更大数量的犯人，使其对自己伤害最小。他们将进攻敌人的过程中暴露自己人视作愚蠢，沾染了自己人鲜血的胜利也不被欣赏。他们不像欧洲那样来评价自己，认为在平等的条件下打败敌人才是光荣的。他们甚至夸耀说，他们像狐狸一样接近敌人，或像鸟一样飞翔，还经常说自己像狮子一样吞食。在欧洲，死于战争被视作一种荣誉；在美洲土著中间，则被视为丢脸的事情。[17]他们尽量保持自己的坚韧，以备在被突然袭击时或落入敌手时使用；或在他们被要求保持自己和民族的荣誉之时，或在需要更多耐心而非勇气的诸种折磨之下使用。
在这些情况下，他们不希望停止冲突。避免冲突被视为可耻行为，哪怕通过自愿死亡也不行。给囚犯最大的羞辱是在处决他的时候不让他有尊严地死去。一位老人在受尽折磨时说：“让你的刀斧锋利些吧。或让我死得快些，这样那些狗，你的同盟就会在海的那一边学会像人一样忍受苦难。”[18]通过使用带有蔑视性的词汇，受害者在那些严正的审判中通常会刺激起折磨他的人和自己的仇恨；尽管在其错误的影响之下，在人性上看他受了苦，但我们必须崇敬它的威力。
这种人群通常会自己弥补损失，通过他们这样的做法流行起来。他们把俘虏收留到自己家中，甚至在最后时刻，曾经赞成折磨战俘的人时常又赞成收养这些战俘，以这种方式把俘虏变成了他们敌人的儿子或兄弟，并逐渐开始享有公民的所有特权。在其对待囚犯的时候，他们并不被仇恨或复仇的原则引导：他们在运用和忍受折磨的时候遵守荣誉的原则；并通过陌生的情感和顺从的方式，被指引着做出最残酷的行为，以得到最高的荣誉：胆小者立即就被女人们处死；勇敢者则被处以各种人类发明或使用的被冠以勇气实验之名的刑罚。“这让我享受，”一位老人对自己的猎物说，“我被分到了最勇敢的年轻人；我打算把你放在我外甥的长凳上，他是在那个长凳上被你们国家的人杀害的；我会把我所有的温存都传递给你；在你的陪伴下告慰我的时代；但是你现在看起来残废、手脚尽断，死要比活着更好：准备好像一个男人一样死去吧。”[19]
或许看到了这些展示，或者不如说在我们敬佩他们的坚韧和行为原则之后，我们看出美洲人在年轻时是多么在乎锻炼自己的意志。[20]小孩被教会相互竞争，忍受最残酷的折磨；年轻人在经受了其耐力的暴力证明之后被允许进入成年人的队伍之中；领导人也被要求经过饥饿、火烧或窒息的考验。[21]
或许可以理解为，在原始民族中间，经过如此多困难考验的生存状态中，心灵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再有低下、利欲熏心的精神。然而，反过来也正确。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被本性的欲望所指引，人在最简单的状态下只是在欲望需求的范围之内追求欲望的对象；他们对财富的欲求不超出让自己吃饱的一顿饭之外：他们不理解占有财富的等级究竟有何优越之处，正是这激发起了贪婪、自负或野心的全部习惯性原则：他们不可以被任用在不伴有直接热情的任务中，并对任何不冒险就被称作勇敢、没有荣誉可以获得的职位毫无兴趣。
不只是在古罗马人那里商业和龌龊的心思会被鄙视。同样的精神也在每一个原始而独立的社会之中流行。“我是一名战士，不是商人，”一位美洲人对加拿大总督说（后者想要给他一些货物来交换一些被他们抓走的俘虏），“你的衣服和武器并不能试探我；但是我的囚犯现在在你的武装力量之下，你可以抓住他们：如果你这么做了，我一定会抓住更多的俘虏，或在这样的努力中被消灭；如果这事降临在我身上，我就会像男人一样死去；但是记住，我们的民族会因为我的死而指控你。”[22]带着这样的考虑，他们进行了一次选举，并且没有摆出威严的架势，尽管威严是有教养的民族最推崇的礼节。
他们十分关心自己的民众，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忍受巨大的痛苦之上，以这种方式他们装饰了自己的身体，给出了他们通常点染自己的永久性色彩，或保留这样的画作，不断地修复从而表现出某种优越来。
他们把任何形式的雇佣都视作卑劣行为，这种反感促使他们把大量的时间用在闲散地游荡和睡觉之中。一个追逐野兽或震慑敌人的人会在雪中穿梭过几百个区域，但不会为了获得食物从事任何形式的劳动。塔西佗说：“奇怪的是，同样的人会如此讨厌休息，但又如此习惯于懒散。”
危险的游戏不是文明时代的发明，好奇的人试图从古迹中找出它们的来源，但却徒劳无功。或许它在遥远而又野蛮的古代就有了，那里是历史学家的想象力根本无法触及的。这个原始人把毛皮、武器和珠子带到危险的现实中：他发现这里有繁重的劳动无法刺激起的激情和诱惑力：在标枪被投掷出后，他撕扯着头发，敲打自己的胸脯，带着一种更有作为的匪徒都不时学着克制的野蛮：他经常赤裸着离开自己的队伍，被剥夺了全部财产；或在有奴隶制的地方，把自己的自由孤注一掷以再次得到机会来弥补之前的损失。[23]
因为有这些弱点、邪恶之处，还有值得尊敬的品质，原始状态下的人类种族对社会和友谊之爱、对异性之爱、洞察力、雄辩力和勇气似乎都是其原初的特质，而不是某些设计出来的结果。如果人类有能力改进自己的行为，这个命题就会被自然所修饰；文明的结果就不会激起温柔的情感和慷慨的行为，也不会赋予值得尊敬的性格最基本的要素，而是会避免情绪被不断地滥用，以防止心灵这个在最伟大的力量中被认为是最好的性格之物，不时地变成野蛮的欲望和毫无管束的暴力的牺牲品。
假如克莱格斯再次被任用管理刚才我们说过的物质[24]，他会在许多重要的案例中发现它们，而这些正是自然本身为其准备好、供其使用的。他的财产平等一旦建立，就不会再有穷人和富人因为利益相悖而发生的分裂。他的元老院和人民集会也会形成。纪律在一定程度上会被人民所接受。奴隶身份会通过把任务分配给其中一种性别而被取代。有了这些优势，他仍然有个关于文明社会的非常重要的课程需要教授，通过教授这门课程，很少的人发出命令，多数人来服从：他会竭尽所能防止利欲熏心的艺术、对奢侈的崇拜和对利益的追求侵入到未来之中。他或许还有一个比前一个更为艰难的任务：教会自己的公民控制欲望，对享乐漠不关心，以及蔑视痛苦；教会他们在战斗中保持统一的预防性措施，避免让自己受惊，并努力吓唬敌人。
因为没有这样的优势，原始民族虽然通常会对苦难和饥饿具有忍耐力，虽然痴迷于战争，并能通过自己的策略和勇气震慑更为正规的敌人；但在不断斗争的过程中，他们会输给更胜一筹的技艺和文明民族的纪律。因此，罗马人足以侵入高卢、日耳曼和不列颠人的省份；因此欧洲人会逐渐统治非洲和美洲的国家。
由于坚信某些民族具备一定优越性，他们认为他们有权进行统治。在抱怨不列颠人可能是为了阻止其入侵而向高卢人发出归顺信号，但之后他们却仍然假装为自由而战，并装作反对其对这些地区的统治时，甚至是恺撒也似乎忘了什么是热情，什么是人权。[25]
或许在对人类的整体描述中，有一种情况要比相互鄙视更好一些，那就是各种民族尽管交往的技艺不同，但却相互赠予。那些沉迷于追名逐利，并把自己的环境视作人类幸福标准的民族都假装喜欢对方，并给出其真诚行为的充分证据。即使原始人不如文明人，但他也会避免其被训练过的生活方式：他热爱心灵的自由，这不被限制在任何任务之中，并且具有最高性：无论是受到了和文明民族交往的诱惑，还是想要扩大自己的财富，自由在第一时刻将其再次带回了丛林之中；他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面垂头丧气，不时地打蔫；他不满地游荡在开阔而肥沃的田地之中；他寻找边界和森林，在那里，有一个为其准备好的能使其度过困难和危险情形的体制，他从关心和一个充满诱惑的社会中获得了甜美的自由，在那里没有对行为的任何规定，只有最简单的心灵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