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与环境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考察了各民族的生存环境和行为。尽管主要是从气候环境中得出结论，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于地球任何一部分人类的原初状况。但如果我们打算追溯我们自己种族历史的进一步特征，那么我们很快就会进入会使我们的视野逼仄的主题里面。政治智慧和市政技艺的天才们似乎已经在地球广袤的土地上选择了居住地，而且似乎也已经选择了他们最青睐的种族。
人类有动物性能力，具备在任何环境中生存的本领。他可以在热带的炎炎烈日之下驾驭狮子和老虎，也可以在北极圈之中与熊和驯鹿为友。他那多才多艺的性格让其能够形成接受任何环境的习惯，其对艺术的天赋则使其弥补了自身的缺陷。但是适中一些的环境似乎对其天性更为有利；无论通过什么方式解释这一事实，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动物总是将其物种最崇高的荣誉锁定在温带地区。技艺（这一他在历史的舞台上不断地发明之物），其理性的范围、想象力的丰富，其文学、商业、政治和战争的力量，都足以宣布其在环境中的出色优势及其心智的天然优越性。
实际上，最出色的种族在其成为文明人之前也曾是野蛮的。他们有很多次又回到野蛮的状态之中。我们声称其具有天赋并不是因为其对技艺、科学或政治的实际占有。
世界上存在一种情绪、一种能力、一种心灵的敏感度，既可以作为原始人的特征，也可以作为文明人的特征，同样可以兼作主人和奴隶的特征；并且心灵的同一种力量可以转变成多种目的。一位现代希腊人或许是调皮捣蛋、奴性十足且十分狡猾的，然而同样活跃的气质则造就了其祖先果敢、诚实和无畏的性格，这表现在行军之中和议会之内。一位现代意大利人会因为敏感、动作敏捷和技艺而显得与众不同，而他在处理琐事的时候，则会使用古罗马人的技能；他在目前娱乐的大环境中，以及在对浮华赞美的追求中，展示了格拉古在论坛上所迸发的震撼了一个严肃民族之议会的火焰与热情。
商业和谋利的技艺在某种气候环境下曾是人类的首要目的，曾历经各种灾难得以保存；在其他的气候环境中，甚至历经财富的涨落，最终还是被忽视；而在温带的欧洲和亚洲，它们被尊崇过，也曾饱受轻视。
在一种社会状态下，技艺是无足轻重的，其他的社会正是通过心灵的热情和活跃的原则取得了实践上的巨大成功。人类专注于热情，因国家的斗争和危险而激情四射。尽管号角声响起，社交关系的警钟长鸣，心跳仍然加速，但这是迟钝或卑微精神的标志，意在寻找乐子。追求进步只能提供便利和轻松。
财富可能会反复无常、变化不定，凡是经历过这些的民族都会发展出发达的技艺，这或许是勤劳、具有发明天赋和多才多艺精神的结果，人们通过这些，把民族的每一项诉求都发展到极致。他们把专制帝国的组织结构推到了伟大的高度，在此他们最好地理解了自由的基础是什么。他们熄灭了自己所点燃的火焰；他们或许只能不断地表现最伟大的成就和最低劣的腐败，这些都是人类的心智带来的。
在这一幕中，人类已经两次在历史的罗盘上，从最原始的开端上升到最高等级的华丽状态。在每一个阶段，无论其短暂的性格将用于建设还是毁灭，他们都留下了活跃而躁动的精神的痕迹。罗马的路面和废墟早已被烧成瓦砾，被蛮族的脚步践踏，他们对这些奢华的装饰品带着鄙视肆意踩踏，对那些艺术加以唾弃，这些东西的用处是仅供蛮族的后代们研究和赞叹。野蛮的阿拉伯人的帐篷甚至现在还散落在大都市的废墟之中，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边界的战场废墟或许会再次成为一个年轻民族滋生的温床。阿拉伯部落的酋长正如罗马的创立者一样，或许已经种下了植物的根茎，它们注定要在未来某个阶段盛开，或为一个新的组织奠基，在遥远的未来将会重现它的伟大。
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到目前为止还不为人所知。但是关于革命这一主题，保持沉默足以证明其天才是虚弱的，找不到其他的证据做支撑。地球上所有的热带地区无论其被地理学家所知与否，都只为历史提供了很少的素材。尽管许多地区提供了不可小觑的生活艺术，但热带地区的确没有成熟地孕育出更重要的政治智慧计划，也没能激发出与自由有关、市民事务行动必不可少的美德。
实际上正是在热带地区，由新世界的原住民发现了纯粹的技艺、手工业、制造业，并取得了伟大的进步。在印度以及这半球太阳垂直照射的区域，手工技艺、商业实践是最古老的，在时代的摧毁和帝国的历次革命中，仍以最小的损失得以保存下来。
太阳养熟了菠萝和罗望子，似乎也激发了某种程度的足以缓和专制政府的严酷的温良性格。没有军事征服、蛮族入侵能够像欧洲那样以完全摧毁的方式终止他们对生产轻松和快乐的热爱，这正是东方民族的温顺平和性格的结果。
印度原住民从不激烈反抗易主，他们已经在任何变迁之下都能准备好探求自己的产业，安静地享受生活，获得动物性快乐。征服战争还不足以激怒其党派、孤立那些党派所在的土地。甚至蛮族入侵者也不能打乱那些不曾激怒他们的商业建设。尽管他们是富饶城市的主人，但也只进驻邻近地区，并给后代留有入主的权力，逐渐开始享乐、犯罪及其所得允许情况之下的狂欢：其继承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愿意培育这个“蜂房”，因为他们将会体验到更多的甜头；他们宽恕了原住民，连同其住处一起，他们也转让了畜群和货摊，这些本是他们所有。
现代人对印度的描述是对古代的重复，中国现在的状况起源于很悠久的古代，在人类的历史上罕有其匹。君主的承袭曾发生过变动，但没有革命曾对这个国家有所影响。非洲人和萨摩艾德人在其无知和野蛮的时代也没有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统一过。如果我们相信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曾有过手工业实践和警察的监督，他们的用处只在于规范交通，和运用奴性十足或利欲熏心的技艺时保护他们。
如果我们绕过这些人类的普遍代表进入对这种动物本身更为细致的描述之中，因有着不同的气候，在脾气、内涵、性格上也大相径庭，我们就会找到与其行为的影响和故事的结果有关的多种天赋。
人类的自然机能是完美的，他在感知力上敏捷而精巧，其想象力和反思力广阔而多样。他与同类生物的交往是如此殷勤、有洞察力、难以捉摸，其目标是如此坚定而果决，专注于友谊和敌意，珍视自己的独立和荣誉。他不会为了安全和谋利而牺牲二者。在其全部的腐败或成就之中，他保留了自身天然的感知力而不是武力；其贸易是一种祝福还是诅咒，这要看他的心灵所接受的指引。
但在极端炎热或寒冷的环境下，人类灵魂的活跃程度就会大打折扣。同伴变得无足轻重，或为朋友，或为敌人。在一种极端环境下，他们是蠢笨而缓慢的，其欲望大受节制，其生活是规则而平和的；在另一种极端环境下，他们情绪热烈，判断力虚弱，因为温度炎热而沉迷于动物性快乐之中。二者的心灵都是利欲熏心的，为了幼稚的部族作出重要的让步。二者的精神都是奴性十足的：前者的精神被对未来的恐惧压服；后者现有的感知也不会激发出什么精神。
欧洲民族中那些想要移居或征服自然的民族，无论南方或北方，都将会发现自己不会受到阻碍。他们随意扩大自己的领地，没有限制，除非到了海边或厌倦了征服。因为鲜有战争能让国家变小，俄国的领土渐次地扩张。这个政权的新领土之中有各个部落，这些部落或许从未有过国家的特使，分配不了一系列的几何学家来扩大整个帝国，因此就这样执行了一个计划，在计划中，罗马人应该运用他们的参赞和军团。[1]这些现代征服者经常抱怨叛乱，他们遇到了羞辱；他们很奇怪自己竟被当作敌人，他们到那里只是想索要供品。
但似乎在东海的两岸，俄国人遇到的一些民族[2]会质疑他们统治的权力。这些民族将索要税收视作没有意义的命令。或许可以找到最天才的古代欧洲人，在其贪婪的名声之下享有民族独立的精神。[3]这种精神让其与罗马战无不胜的军队直接发生了冲突，阻止了波斯帝国想要攫取希腊村庄、扩大帝国广大版图的努力。
距离遥远、气候不同的居民之间的巨大差异令人震惊，这差异就像是其他不同地区动物之间的差异一样容易辨识。马和驯鹿是阿拉伯与拉普兰地区的标志。阿拉伯民族就像让这个种族得到盛名的动物一样，无论野生在山林中还是被驯养，在其愿意参加的练习中都是活生生、有灵气和活跃的。这个种族的人在其蒙昧状态下，可以自由地驰骋于沙漠结队巡游，为帝国边境预警，在其所推进的省份中发出各种震慑。[4]当他们被征服的展望所刺激或想要执行一个计划时，他们就分散在其领土之内，他们的想象力跨越了地球的大量土地：当他们占有了财富和定居之地时，他们就为一个活生生的发明树立榜样，在艺术实践和科学研究中表现出优越的天赋。相反，拉普兰人则像是其环境的伴侣一样，慵懒、疲倦、能够忍耐饥饿；与其说是胆小不如说是迟钝；在其土地上随叫随到；不能适应变化。整个民族一代又一代地处于同样的情况之中，以其不可变更的迟钝，将其领土臣服于丹麦人、瑞典人和穆斯科夫人的恫吓之下；忍受其国家变得像个普通国家一样，沿着这点其他民族可以找到他们国家的弱点。
不止极端的环境会让这些差异变得如此明显。人类不断的变化是和环境的变化相一致的，我们假设它们密切相关。尽管某种能力、洞察力和激情不是整个民族的标志，也不是任何民族平庸的财富，然而他们不平等的概率、不平等的水准在不同的国家足以从行为习惯、谈话的语调、商业、娱乐和文学创作的天赋中看出。
我们应该把这一神话的发明和修改归功于欧洲南部的古代和现代民族，那些早期的传统不断地装点着想象的素材和诗人营造的世界。因为它们我们有了骑士的浪漫神话以及一系列理性的模型，通过它们，心灵和想象力被点燃，理解力得以被激发。
工业的成果在北部最为丰富，科学研究在那里取得了最长足的进步。想象力和情感在南方则最为常见，也最为成功。尽管波罗的海因哥白尼、布拉赫和开普勒而著名，地中海则因为诞生了多种多样的天才、被诗人和历史学家以及科学家所包围而闻名于世。
一方面，学识源于内心和想象；另一方面，仍然要受到判断力和记忆力的限制。公开的交往没有任何值得比较的重要性。条约和民族的要求、王公的出身和系谱都是北部国家的文学素材，被大量保存了下来，而理解力的光芒、心灵的感觉却日渐消亡。建立在对私人生活不经意的描写而不是公开状态下的正式交往基础上的人类性格历史和有趣的回忆录；巧妙的幽默，讽刺性的嘲弄，轻柔、伤感或高度雄辩力都曾在古代和现代受到一定限制，只有个别达到了同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一样的高度。
这些自然天赋的多样性如果是真的，则其一定在动物性机能中扮演重要角色。人们常认为葡萄树繁茂的地方人类血液的流动加快，这种好处最不受人欢迎。[5]尽管南部民族是禁止刺激性饮料的，因为其具有毁灭性影响；或出于对高贵的热爱，人们不希望温度太过适宜；他们让北部具有独到的魅力，尽管它们唤醒了思维，给活跃的浪漫和热情的努力制定品位，但这却是气候所不允许的。
在一种气候中发生在两性之间的欲望和热情，在另一种气候中就变成了一种深思熟虑或一种相互厌恶的耐心。这种变化在环地中海地区最为明显，密西西比河两岸、高加索山脉、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直到波罗的海沿岸都是如此。
在路易斯安那边境，女性因为受到迷信和情绪这双料的刺激而淫荡无比。她们是加拿大土著的奴隶，主要因其辛苦劳动，以及她们从事的家政服务而受到嘉奖。[6]
炽热的激情、对宫殿令人痛苦的嫉妒之心一度控制了亚洲和非洲以及欧洲的南部，它们很少产生宗教和文明社会的成就，但却可以减轻气候温度的压力。它们很容易变迁，在同一个范围内时常刺激心灵的暂时性情绪，尽量不让其虚弱，并刺激起浪漫的成就。因为在更北方，它变成了一种勇敢的精神，这里的人更喜欢风趣幽默和想象力而不是心灵，更喜欢阴谋而非享乐；在情感和愿望无能为力的地方替换掉了爱情和虚荣。在其逐渐与太阳分道扬镳之后，同样的激情进一步组成了一种维系国家的习惯，或冻结成一种不敏感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两性很少能够自由地选择与他们的社会发生联系。
实际上，温度与性格的这些差异与从赤道到两极之间的温差并不直接相关；空气的温度也不依赖纬度高低。土壤和方位的差异、距离海洋的远近都是为人所熟知的影响大气的因素，或许也对动物机能构成有显著的影响。
用同样的方式测量美洲的气候，我们发现它与欧洲的截然不同。在那里，广袤的沼泽、大湖、古老而腐烂的密集森林，以及其他标志着未开化国家的诸种环境都会让空气带有沉重而有毒的湿气，这空气给冬天增加了严酷性，在许多个月份里，连续不断的烟雾、雨雪和霜冻，把寒带的诸种不利因素带到了这里。然而萨姆艾德人和拉普兰人也有他们的同类，尽管这些人活在低纬度的美洲沿岸：加拿大人和易洛魁人很像欧洲温和气候地区的古代居民；墨西哥人很接近印度的亚洲人，他们也沉迷于享乐之中，堕落成了娇弱无比之人；在其野蛮而自由的邻居中，他们不得不忍受其软弱，肆无忌惮的迷信以及专制政府的永久性结构。
鞑靼的大部分地区和希腊、意大利及西班牙处于同一纬度；但气候却极为不同。不仅地中海的沿岸，就连大西洋的海岸都因其具有温和的变化和气候的多样性而受人喜爱，欧洲的东部和亚洲的北部则经受着极端气候的困扰。在一个季节中，炎热夏天的瘟疫几乎到达这个结冰的海域，其居民不得不在同样的烟雾之下掩护自己脱离有毒的瘴气。他还必须在一年的另一个时间里，忍受严寒。一旦冬天到来，气候转变剧烈，其严酷程度几乎在所有纬度都是如此，从西伯利亚北部之边到高加索山和印度的边界。
因为气候的不均衡分布，北亚人及其民族性格将被视为低于欧洲人一等，后者也处于同一纬度，温度变化和精神气质基本相似，但是人们观察到，这两个地区的经度不同。南鞑靼包含通古斯人和萨姆艾德人，这种优越性人们所知的某些欧洲民族也有，在环境对二者均有利的情况下还强于他们北部的邻居。
南半球则没有这样值得观察的内容。温带地区还未被探知，人们只知道两处海角：好望角与合恩角，它们在经线的两边延伸到温和的纬度。但是南美洲的原始人，尽管有秘鲁人和墨西哥人的干涉，但仍然很像他们北方的同类；胡腾特人在许多事情上很像欧洲的蛮族：他们对自由有着热情，他们有政治的雏形和民族的情绪，这将其与非洲的其他部落区分开来，后者暴露在太阳垂直的照射之下。
尽管我们在这些观察中只是草率地提出了对人类历史的看法，或者只是对一些居住在地球广大区域上的民族以及他人光环的假设，但我们仍然不能解释气候影响温度的方式或是培育其居民天赋本领的方式。
心灵的习气和心智的运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动物器官的状况，这早已被经验所熟知。人类在生病和健康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在饮食、空气和活动发生变化时也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即使在这些为人所熟知的情况下也不能把因果有效地联系起来：尽管气候因为一系列这样的原因或许在一些常规的影响下会涉及人的性格，但我们也绝不能奢望解释这些影响的方式，除非我们理解了我们或许永远不能理解的东西，这些我们的灵魂与之相联系的精巧的器官结构。
当我们指出，一个民族在一定状况下，环境通过决定他们想要追求的东西来调整他们的习惯以及生活方式；当我们不研究他们器官的物理来源时，我们就将其归结在一定行动上。在这点上，我们说到的因果关系是早已为人所熟知的。比如说，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像萨姆艾德人一样的种族会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或在黑暗之中，或退居进洞穴之中，这在其行为和理解上与那些任何季节都自由活动的民族是大为不同的。再比如那些不在极端的严寒中寻求解脱的人，他们寻找预防措施来对抗酷热的太阳。火与运动都可以帮人抵御寒冷；宁静与荫凉则可以使人不再燥热。荷兰人在欧洲是勤劳的；他们到了印度也变得懒洋洋、无所事事。[7]
或许从道德观点来看，极端的气候无论热冷，对于人类活跃的天赋都是不利的，并且通过介绍类似难以克服的苦难，或是向冷漠慵懒之人介绍强大诱惑，都会阻碍使用天赋，限制人类发展。一些这些环境之中的中等程度的不利条件立即会激发起精神来，带着胜利的希望，鼓舞其努力。卢梭先生说：“正是在最不利的环境之中，艺术得到最大的发展。我可以在埃及表现它们，因为它们随着尼罗河的泛滥而扩展开来；在非洲它们直入云霄，从岩石的土壤到贫瘠的沙地；而在欧洲贫瘠的土地上，它们不能够承载根茎。”[8]
在人类最初在辛苦劳动、忍受困难之后得以存活的地方，人类环境的缺陷就因为这些努力得到弥补。尽管潮湿、肥沃而具有诱惑力的土壤还未被开垦，[9]但人们其实已经通过艰苦的劳动把沼泽抽干，用巨大的阻挡物挡住海水，其所用原料和消耗是他们所得的土壤很少能够支付或补偿的。海湾对外开放，各种船拥挤在港口之中，在那里载着货物的船如果不考虑这种情况就被建造出来，就得不到水和浮力。精致而硕大的建筑物在黏合的基础上被建立起来，在那里自然并未打算接受人类。我们期盼艺术和商业的出现应该是在具有一定自然优势的基础之上，但却徒劳无功。人类在遇到了难以计数的苦难时，能够做出比他们被祝福将会享受的东西更多的内容：贫瘠的橡树与菠萝的阴影相比于棕榈和罗望子对于人类的天赋更为有利。
人们从已有的观察中将会看到那些能够让一个民族从事政治事业和技艺的优势，我们应该反思那些把他们分离出来，并在充满差异和独立的社会中维持自己特性的每一种环境。社会与人的共存在形成个人上的重要性和民族对抗与竞争带给一个国家政治生活原则相比并不具有优先性。他们的战争、和平，他们相互之间的嫉妒促成了超过半数人类职业的形成，并且为最伟大、最有改进意义的努力提供了素材。因为这个原因，被许多自然障碍、大河、山脉和海洋环抱形成的群岛和大陆是最适合形成独立且备受尊敬的民族的土壤。国家之间的差异被清晰地保留，每个地区的首都就像动物体内的心脏一样，轻松地把最重要的血液和民族精神传递给每个成员。
人们总会发现，最值得尊敬的民族总是有一部分被海水冲刷掉的海岸线。这种障碍在野蛮时代是最强的，但他们只关心民族自卫。在艺术最发达的状态下，人们制造了最好的营业范围和商业设施。
充裕而独立的民族就分散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岸。它们环绕着红海、地中海与波罗的海。而一些部落则不然，它们位于印度与波斯交界的山脉上。在里海的溪流和沿岸的原始文明周围，散居着一些难以被称为民族的广阔的亚洲大陆的部落。这一无边无际的平原遍布着游牧民族，这些人总是在移动，或被他们相互之间的敌意所取代和困扰。尽管他们实际上或许从未在打猎或寻找草场的时候聚集在一起，但他们不能忍受民族的分裂，这就发生在他们的领土内，他们对民族的领土有着深刻的热爱。他们以部队形式活动，民族间没有安排和协调一致；他们很容易进入每一个周围的新帝国，或进入中国和俄国，他们同这些人进行着生存方式以及获得取乐材料所必需的买卖。
在一个各民族形成了幸福制度之处，他们并不需要联合，也不依赖自然的边界所形成的政治独立。相互之间的嫉妒之心让权力制衡得以维持。这一原则更像是莱茵河与大洋之间的制衡，而不是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式的制衡；更像是古希腊的温泉关海峡、色雷斯山和萨拉门与科林斯的峡谷。这项原则倾向于延长分裂，这些气候区的居民因为有了它才有了民族幸福、光耀的名声和文明成就。
若我们打算追溯文明社会的历史，我们的注意力必须主要放在这样的例子中，并且我们必须再次对地球上的那些区域说再见，在那些区域中，我们的物种因为气候和环境的影响，民族追求受到限制，心灵不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