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接上一节
在商业技艺进步的过程中，人们似乎为了获得利润而越来越费尽心机，为了改善享受方式变得越来越精益求精；甚至勤劳本身，或者不知疲倦的劳作（得不到任何奖赏），或许也会被看作是人们对利益关注增多的指示，或是存在于对安逸和舒适的享受之中的懦弱的指示。每个个人被教导增加自己财富的一系列的技艺，实际上都是对他私人能力的补充，也是从公众而来在其脑中形成的新职业。
但是腐败并不是源于商业技艺本身；它需要政治形式的辅助；它不是因占据了堕落和好利精神的目标产生出来的，也不是在足以使人沉迷在他们靠任何低贱的性格都能得到的安全感所处的环境中产生。
神意能够让人们完成他们有时必须完成的更好的任务；在这些任务中间他们更容易获得并保持自己的美德。活跃思维的品性在与困难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而不是形成于和平环境之中；洞察力和智慧是经验的果实，而不是来自于闲暇；勇气与慷慨是心灵的品质，它们在与心沟通的场合下被激发出来，而不是反思与知识的产物。国家和政治工作的单纯终止尽管有时被误认为是为了公共的利益；但是没有比这更容易培养出邪恶，或鼓励胆小和利欲熏心之人的软弱的了。
如果政治的普通技艺，或不如说，如果对公共性质的目标越来越漠不关心得以大行其道的话，并在任何自由宪法之下，终止了党派之间的冲突，并平息了分歧的声音（而这却总是与自由相伴相生的），我们就能从国民习惯还有他们停滞了的国民精神之中预感到腐败的出现。这个阶段的到来是在人们不再能够参与公共事务的时候，此时私人利益、动物性的快感就成了主权者关心的目标。当人们从巨大的压力下解脱出来之后，他们就开始关注鸡零狗碎的事情；开始把他们愿意称为“灵敏”（sensibility）和“精美”（delicacy）的东西用在猥琐的休闲上，甚至到了真正的软弱和愚蠢能够达到的地步，他们诉诸情感，从而增加自己的要求，并且收拾那些病态、脆弱之人的心思。
这样一来，人类就逐渐以“礼貌”（politeness）的名义吹嘘自己的糊涂。有人说服他们说，前代人著名的勇气、慷慨和坚忍都和野蛮近在咫尺，或者就是需求的结果，他们根本就没有享受闲适与快乐的方式。他们恭喜自己远离了风暴，不再需要考验这种勇敢的美德；这种自大与人类最低贱的状态相伴相生，他们吹嘘做作、倦怠和愚蠢，并把它们当作人类幸福的标准，并作为装饰理性最恰当的运用。
一个时代将要堕落的最吓人的征兆莫过于人们的心灵变得忽视美德，精神在行为上变得无力，心灵被自己所选择的目标所诱惑。只关心财产的行为被看作是智慧的行动；远离公共事务及对人类漠不关心得到了中庸与美德的赞许。
伟大的坚忍和心灵的提升实际上并不总是被用在实现有价值的目标上；但是它们总是受人尊敬，也总是因为能在更加危险的环境中为人类谋福利而显得非常必要。因此，尽管我们谴责它们被滥用，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它们价值的衰落。一个严肃而小心翼翼的人并不总能注意到自己的谨慎；他也很难认识到他所追求的腐败（通过嘲弄人类灵魂之中伟大和杰出的部分）。
人们或许希望在一个让人无法改造的时代[6]，德摩斯梯尼和塔利的天才即使在马其顿人糟糕的管理之下，或者迦太基人恐怖的事业面前，也不会遭到最严厉的讽刺，讽刺家们眼中有很多内容需要修改，并且把艺术抬升到了如此高的程度：
I，demens，et saevos per Alpes，
Ut pueris placeas，et declamatio fias.[7]
这是一段狭隘的讽刺，被诗人用在了一个领袖的个人行为上，他们通过诗歌所描述的行动中体现的勇气和作为，很好地在大厦将倾时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英雄都是差不多的，这一点我同意，
从马其顿的疯子到瑞典人都是如此。
这个押韵对句，是由另一个很有天赋之人写出来的，他想要贬低一个人，或许他的读者中很少有人会认同他。
如果人们一定要犯错的话，他们所犯的每次错误都是自己的选择，也与他们的品德有关。野心、对个人成就的热爱、对名声的渴望，尽管它们有时引人犯罪，然而却总是让人追求人心之中某些最伟大的品质所支撑的东西。如果杰出是人民追求的主要目标，那至少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种品质会被某个心灵已经真正提升之人所研究。但当公共安全得到了保证，对荣誉的鄙视也就成了智慧的一部分，一个有教养或商业民族的成员就会因为普遍不关心国家目标，而暴露在卑贱的习惯和利欲熏心的性格之下，这会立即证明自由情感最有效的压服性功能，并证明它与一切能使社会持续存在并发展壮大的原则完全相反。
拥有快乐和独立是高贵的，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快乐的性格就是在每种情况下都过得很好；在宫廷里面是如此，在村庄中也是如此；在议会中或在私人领域也是如此。但如果他们影响了任何一个具体的位置，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行动也必然能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们只关注急流勇退作为中庸和美德的一种标志，其也是这个体系的留存物，教士和僧侣在此前时代本来是被封为圣人的；要么因思考的习惯不断进步，给人一种和道德腐败相类似的感觉，也因把公共生活当作一个满足虚荣心、贪婪和雄心的场所而进步；却从未将其看作是为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能让心灵和思维有着恰当而快乐的约束。
竞争、权力欲，不过是公共行为让人遗憾的动机而已；但如果它们成为能让男人们为国家服役的重要动力，任何其流行程度和影响力的减少就是民族习惯的真正腐化；高等级的人们的似是而非的中庸性格也对国家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公共无偏私的爱是一种原则，没有它一些政府宪章则无法存在：但当我们思考为什么它很少成为决定性的情感时，我们没有足够理由将国家的繁荣或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归因于其影响力。
或许在一种政体下，人们会喜欢自身的独立状态；他们会愿意反对别人篡夺权位，对抗任何个人的优越地位。在另一种政体之下，他们则完全可能贪恋自己的等级或荣誉，他们对国家毫无热情，满足于对别人觊觎自己权利的警惕之中。当人们有了某种程度的提升之后，他们就能够相互制止某些错误的发生，并能够在政府宪法允许的不同的情形下行动。但是因为软弱的心灵自身的弱点，无论怎么加以引导，也没有哪个民族的宪法是安全的；国家也实现不了任何的扩大，并确保其政治福利。
在财富、等级和享乐被当作幻想和刺激激情的诱饵的国家里面，公众似乎把政治生活的维护依赖于党派之间相互的嫉妒和嘲弄上。个人喜好与谋利的愿望在公民心中就是他被刺激起来参与公共事务的动机，也是引导其政治行为的考虑。因此对野心和党同伐异以及政治嫉妒的压制或许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一种进步，而是软弱的象征，预示着下贱的追求和危险的愉悦。
在这种行为上的改进前夕，混合政府和君主政府里的最高等级不需要考虑自己。商人和工厂主纵然身处低下的地位，依然坚守本职工作，并必然保持其那些性格（他们依赖这些性格而安然生存并平静享受生活）。但高等级的人如果放弃了国家，如果他们不再具备心灵的勇气和高度，不再为保卫国家和参与管理而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实际上就因为看似具备较高的地位，而被这社会所抛弃，在其中他们曾经扮演着装饰物的角色。他们从最受尊敬、最快乐的成员变成了最腐朽无能的人。在他们接近这个状态的过程中，因为没有工作，他们感觉到了莫名的惆怅和不满：他们在公开享乐时无精打采，或因为在不同的追求和不同的娱乐之间无所适从而表现出被激怒的状态，就像是病人的不安，这不是快乐的证据，而是痛苦的表现。对自己房屋、设备和家具的在意是一个人的选择；另一个人则关心文学和其他华而不实的小说。国家的体育，市镇的赛事；九柱戏[8]，声色犬马都被用于填充一份毫无乐趣和无所事事的生活。他们煞有介事地谈论人的追求；他们关注一些浮夸的职业，就像大有可为一样；他们思考公民的善是什么，就像对他们有利一样；他们出现在每个场合中，在那里需要活力，并且他们可能会被引诱为他们的国家全心效命。我们错误地同情了穷人；最好最正确的是应该用在富人身上，他们是无所事事状态最大的牺牲品，每一个腐败国家的成员在软弱的趋势和罪恶之下都会很快迷失自己。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好色之徒发明了各种娱乐设施，用这些东西来刺激人们的欲望，并在一个低迷的时代培养出更多的堕落来。残暴的欲望和纯粹的淫欲在原始时代要比商业和奢侈的时代更为暴力、可怕。但是在没有这种永久的寻求动物性快感习惯的地方，在欲望被冻结、动物性被摧毁的地方，它倒不会对美德产生致命的摧毁，甚至还会终结懒散而快乐的享乐主义。它或许不会直接引起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或者明确表示国家的腐败，但是却会让很多人的私人生活不再幸福。
在这些反思中，我们不想探明一个精确的方式来让一个已经实现了伟大成就或已经走向腐败的国家得以遏制腐败；也不想描述精神的萎靡、灵魂的软弱、国家的衰败这些将会导致政治奴役的事情；以及可能仍被看作是最需要关心之目标的邪恶，在此之外没有什么问题能灭亡一个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