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产权和利益影响下的野蛮民族

在西伯利亚的游牧民族中流行着一个咒语，即他们的敌人将会活得像鞑靼人，终日忙于愚蠢的教养和照顾牛羊。[26]似乎，在他们的理解里，大自然通过提供木材和游戏所需，为牧人赋予毫无意义的任务，并让他们面临抓获猎物的麻烦。

人类的懒散，或不如说他们对任何直觉和情感无法使用之物的厌恶之情阻碍了人类扩大财富的观念。[27]但是，人们似乎已经发现，即使生存方式相同，公众的财富也仍然是不可分的，这个观念已被用在了其他的命题之中；正如皮毛和弓箭由个人保留，茅舍及其中的家具则归家庭所有。

当父母开始为其子女着手准备更好的资源，不再想和同胞胡乱混用时，当他们把劳动和技能分开使用时，他们就开始在寻求更为排他性的财富，并在土壤及其果实的使用上为自己寻求财富了。

当个人不能再在其同胞那里发现有利于公众的共同目的时，他就开始关注个人财产，并不断地提醒自己：每个人都应满足自己。他既被竞争和妒忌催逼，同样也被必要性的感觉催逼。他忍受着头脑中不停闪出的对利益的考虑，每一个当下的欲望被充分满足时，他就可以关注未来，或不如说寻找一个可以扩大成为竞争主体的自夸对象，一个被普遍尊敬的对象。在这个动机驱使下，一旦暴力被限制，他就能够涉足获利丰厚的技艺，把自己锁定在繁重的劳动之中，耐心地等待着不久的将来他能得到的劳动回报。

这样，人类就程度缓慢地有了各种产业。他被教育着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要得不义之财。通过这种方法，劳动者、技师、商人的行为模式逐渐形成了。从自然的简单产品中获得的储存物，或者兽群，对每一个原始民族而言，都是财富的最初种类。土壤的环境、气候决定了居民是否会从事农业或牧业；他是否会定居或带着财产不断迁移。

在西欧，在纵贯美洲的所有地区（有一些例外），在热带和每一个气候较为温暖的地区，人类都逐渐地开始从事各种农业活动，并倾向于选择定居生活。在东北亚地区，他们完全依赖畜牧业，并不断更换土地以寻找新的牧场。人们逐渐训练出促进其定居的技术，并不断地被欧洲的居民所更新换代。从早期的历史记录中可以看出，那些适应了永久迁徙的人已经几乎和西徐亚人及鞑靼人一样了。他们把帐篷固定在一个可移动的马车里，马则被用于劳动、战争、计程和屠宰，从早先和最近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帐篷构成了游牧民族的财富和装备。

但无论原始民族用什么方式生存，他们对财产的最初印象仍然在很多方面非常一致。荷马不仅和一群处在这个进步阶段的人生活在一起，而且还发现并展示了这些人的性格。塔西佗让他们成了某篇特殊论文的命题；如果这只是人类值得被观察的某个阶段，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收集这些特征上具备天然的优势。这幅画像已被最有能力的手所绘出，站在一定视角来看，也是由最出色的作者写就的，无论它们是分布在历史学家的编年中，还是随机地可从还处在同样阶段的人类实际行为中观察出来。

我现在这么认为，人类在我们刚才描述的阶段中仍保持了他们最初的特征。他们仍然不愿意劳动，执迷于战争，崇拜坚韧不拔的精神，在塔西佗的语言中更嗜血而不是愿意流汗。[28]他们喜欢衣服上绘有绚丽的装饰，努力地在沉迷于暴力的生活中填充进数不尽的中断期，从事危险的运动和冒险的游戏。把奴役性的职业分给妇女和奴隶。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个人现在已经发现了个体利益，社会的纽带变得不再牢靠，国内的无序变得更为经常性。任何社会的成员在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逐渐分等，永久而可知的统治从而建立起来。

因此，这些独特之处就在人类中间发生了，从原始状态到（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野蛮状态的人都是如此。同一个社会的成员开始发生竞争和复仇的循环往复。他们联合起来追随一个领袖，这个人因其财产和出身的优越而与众不同。他们加入了热爱光荣的欲求之中；带着这样的想法：用武装力量得来的东西，合情合理地属于胜者，他们成了人的猎人，并用剑来决定战争的胜负。

这些民族成了一群群强盗团伙，他们无拘无束地从事劫掠，对自己的邻人毫无怜悯之心。阿喀琉斯说，畜群应在战场中获得；爱琴海沿岸因此常被荷马的英雄们毫无理由地劫夺，这其实是因为那些英雄想让自己占有铜铁、畜群、奴隶和女人，他们周围的民族正好可以提供这些。

马上的鞑靼人就是群捕猎的动物，只关心如何找到畜群，还有要走多远才能得到它们。僧侣们一旦让蒙古可汗不高兴了，就不得不前去媾和，许诺教皇和基督教诸侯们会让出全部的牲畜来。[29]

类似的精神毫无例外地散布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野蛮民族之中。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古老历史中，每一位古代诗人的神话中都有这种精神之力量的例子。正是这种精神最初让我们的祖先进入了罗马帝国的省份；之后，或许是为了十字架的荣誉，促使他们到东方去和鞑靼人一起蹂躏萨拉森人。

上一部分的描述让我们更愿意相信，人类在最简单状态下最容易建立共和国。他们热爱平等，习惯于在公共议会中集会，他们对自己所属部落的热情是他们在这种类型的政府之下行动的条件。他们要实现这样的成就，似乎还有几个步骤要完成。他们只需要限制议会能够承载的人数，确立起开会的模式；他们只需要授予能够镇压无秩序的永久权威，并出台一些政策支持那些他们熟知的正义行为，并愿意严格遵守。

但这些过程远不是那么容易建立起来的，它们只停留在转瞬即逝的想法之中。执行的决心需要同胞公民的帮助，执政官需要能够控制他们行为的权力，这远不是简单的人们能够想出来的。或许没有雄辩的演说能够让他们接受这种措施，或让他们体会到这样做的用处何在。

即使在这些民族选择了军事领袖之后，他们也不会给他任何政治权威。加勒比人的首领不能染指任何内政争议，做出决定；诸如“司法”、“政府”这样的词汇在其语言中是不存在的。[30]

在这个重要的变化被认可之前，人类先要习惯于接受等级差异。在认识到屈服是一种选择之前，他们必须恰好已经处在不平等的状态之下。在渴求财产的时候，他们只是希望维持生存：但是那位在战争中起领导作用的勇敢者则在战利品中分得最大的一份。杰出的人想要把荣誉世代传承；大多数尊敬父母之人愿意把自己对他人的尊敬传递给子孙。

职业被代代相传，家族的荣耀随着时间增长日渐凸显。赫拉克勒斯或许是位杰出的战士，他以肉身而成为神灵，他的族人则成为国王和统治者。当财富和出身的差别合而为一的时候，酋长就有了与众不同的身份，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盛宴中。他的追随者选择了屈从的地位；而不是把自己当作社会的一个部分，他们被归到酋长追随者等级，并在酋长的任命下得到自己的任务。他们寻找出了一种公共情感的新目标：保卫这个人，维护他的地位。他们出让自己的物品以组成他的财富，人们被他的一颦一蹙所役使。宫廷作为最高的等级，聚餐中的一份也是由他们自己的供品构成的。

人类之前的状态似乎倾向于民主，这种状态则似乎是君主政府的雏形。但这和之后的岁月中人们所建立起的那个被称为君主制的政府大相径庭。领导人和追随者的区别，诸侯和臣属的区别，仍然还不是特别明显。他们的追求和职业尚无不同，他们的思想也未因教育差异而显得不平等，他们吃着同样的三餐，他们睡在一起，国王的子女以及臣属的子女都在一起看顾畜群。养猪的人正是尤利西斯王庭之中的首相。

酋长和自己的部落开始充分地区分开来，人们开始崇拜他，假意表现出对其高贵的血统的亲昵之情，并竭尽溜须逢迎之意，酋长是他们表现尊敬的对象，而不是嫉妒的对象。酋长被视为众人关系的纽带，而不是主人。他在危险中一马当先，在困难中首当其冲。他的荣誉取决于追随者的数目，以及他非凡的高尚和勇敢。他的追随者在为其服务的过程中随时准备流血牺牲。[31]

战争的历练逐渐强化了社会的纽带，掠夺行为本身则考验人们相互之间的忠诚和勇敢。人类想象中的那些威胁着要毁灭他们、推翻美好性格之物并会从人类社会中放逐正义的要素，并逐渐团结起部族和父系氏族。坚韧不拔实际上使人相互之间怀有敌意，而在社会之中却是忠诚、无私和慷慨的必需品。经常发生的危险、忠诚和勇敢的经历唤醒了对这些美德的热爱，为他们提供了值得尊崇的话题，并使具备这些美德之人备受尊敬。

野蛮人被伟大的热情、对荣誉的热爱、胜利的欲望所激励，被敌人的凶狠所刺激，或被复仇之心所鼓舞，在摧毁和征服的威胁下摇摆不定，把所有休息的时间都用在了懒散的徜徉之中。他们不能屈尊从事产业或手工业劳动：猎捕野兽之人昏昏欲睡；猎人和战士做着春秋大梦，而女人和奴隶则被逼迫着为他们做面包。可一旦告知他们远处有一只猎物，他就变得胆大无畏、性急如火、技艺娴熟、嗜血如命：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止他的暴力行为，没有饥饿能够延宕他的活力。

甚至在这些描述之下，人类对陌生人也显得慷慨好客，在自己的社会中也善良、有爱心、风度翩翩。[32]对他们而言，友谊和敌意都是最重要的词汇：他们并非敌我不分，他们孤立敌人，选出朋友。甚至在掠夺之中，首要的目标也是光荣；战利品只被视作胜利的勋章。民族和部落是他们的猎物：孤单的旅行者（他们从其处仅获得了慷慨的名声）要么不受伤害地通过，要么则被优厚而慷慨地招待。

尽管他们被分入一些在酋长们领导下的小行政区，并在大部分情况下还因嫉妒和敌意被分开；然而一旦受到战争和可怕的敌人威胁，他们有时会组成更大的实体。正如希腊人在远征特洛伊时那样，他们跟着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形成了一个由分散部族组成的王国。但是这样的联盟仅仅是暂时的；即使在其维持紧密之时也更像共和国而非君主国。低一级的酋长也有其重要性，他在平等的氛围之下进入到领导人的议会之中，就像共同进入诸多部落的人民一样。[33]我们能够想象出这些如此相似的、居住在一起的人（他们很少有明显的等级差异）是在什么动机之下放弃个人的情感和意愿，而公然屈从于一个既不会被过分尊敬也不会腐败的领导人吗？

武装力量可被用以榨取或被金钱所收买。鞑靼人对自己王公所做的事正是这些。他会许诺道：“他任由使唤；随叫随到；他会杀死任何他被指派去杀的目标；在未来，他将如宝剑一样，代表国王的喉舌。”[34]

这些词汇都是野蛮人中最顽固的人所使用的，结果便建立起了暴君政治。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人们在商业技术极低的状态下，都会被政治奴役。一旦利益开始充斥人心，君主及其党徒便不能免俗。他们会雇佣武装力量授权他们把人民变成财产，并要求他们的财产为自己的利益和快乐而服务。如果任何民族能把财富当作判断善恶的标准，那他们就要小心他们给予自己君主的权力是否过大。塔西佗说：“富人逐渐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人民因此被解除了武装，并沦为奴隶。”[35]

在这个糟糕的环境中，人类变得卑躬屈膝、利欲熏心、贪婪无比、虚伪血腥。人们为即使不是最难治愈的，也是最让人遗憾的腐败所吞噬。[36]在其中间，战争只是能够让个人更加富有的贪心的试验场；商业成了圈套和横征暴敛的体系；政府如走马灯般，时而专制时而软弱。

人类追逐利益却不受法律管束时会无比快乐。在被分成一个大小适中的民族时，他们发现每个行政区都有一些自然障碍限制了自己的扩张，他们都会遇到足以维持其独立的职业，但不能扩大他们的领地。

在原始的岁月中，人类没有利益不同的等级，不足以让他们的社会组成一个合法的君主政体。在一个范围可观的领域中，一旦团结在首领的领导之下，这些原住民的好战和不安精神足以限制专制和军事力量扩张。在自由尚存之地，王公的权力正如其在欧洲君主国的最初状态一样，是极为不稳定的，主要是依赖个人的性格；相反，在王公的权力超出了人民能够掌控的范围时，他们就愿意脱离法律的束缚。残忍和恐怖变成了行为的最先动机，形成了人类被分割成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种利益群体的特征。

新移民的迁入这一巨大的灾难威胁了欧洲好多年。[37]实际上这发生在亚洲，那里似乎确实发生了征服。甚至没有麻痹弱者，或奴性十足的软弱，而是建立在奢侈之上，也震惊了马车里、跟在畜群后面的鞑靼人。在大陆腹地的这个民族之中，勇敢且有事业心的战士觉醒了。他们通过震慑力或杰出的本领征服毗邻的部族。他们逐渐扩大了数量和力量优势，就像在流动中逐渐汇聚的湍流，强大到任何阻碍都不能对抗其优势。被征服的部族在时间的流逝中，用自己的卫士护卫着王公；当他们被许诺分享战利品时，就成了镇压别人的资源工具。以这种方式，专制和腐败就渗透进了久负自然原始自由盛名的区域之中：这种权力成了让所有软弱的领地都解除武装的恐怖统治，民族的温室自行堕落到万劫不复。[38]

在野蛮民族逃避了这个灾区之后，他们便得到了对外战争的锻炼，得以保持国内的和平。当国外没有敌人时，他们就有了闲暇时间去进行私人复仇，把勇气用在了自己同胞身上，这勇气在战时本来是用来保护国家的。

恺撒说：“在高卢的各个民族、区域、村庄，甚至在每一家之中都有次一级的划分，人们都会找一个主子来保护自己。”[39]在这种利益分殊的情况下，且不论氏族之间的仇恨，家族之间的争吵，即使是个人之间的差异和竞争都得由武力来解决。君主在没有迷信的帮助之下，想要使用司法手段或想要获得一种立法权都是徒劳。在一个习惯于把自己的财产归于暴力所得的民族中，在这个看不起财富本身（没有被冠以勇气之名）的民族中，没有什么仲裁手段，只有用剑说话。小西庇阿利用自己的专断来终止两个斯巴达人的斗争：他们说：“我们早已断绝了关系：我们不会把我们之间的分歧交给别人来评判。即使求助神，我们也只求战神。”[40]

我们早已熟知，欧洲的民族把这种解决问题的程序提高到了全世界闻所未闻的正式程度。民事、刑事法官在多数案件中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列出名单，让不同的派系通过战斗来决定胜负。他们认为胜者在神判的过程中有神的支持。一旦在任何情况下放弃了这种特殊形式的程序，他们就会用其他更为变幻无常的招数来取代它，从中他们同样认为是神在决断。

欧洲的暴力民族甚至喜爱争斗到了将其视为一种练习或某项运动的地步。在没有真正的争吵时，对手相互竞争，考验某种技能，经常有一方为此而死。在小西庇阿叔父的葬礼上，斯巴达人大打出手，通过公开决斗，增加了其庄严程度。[41]

在这个野蛮到无法无天的国度里，纯正信仰的影响力本可以非常可贵而有益，迷信经常因为崇拜勇气而结束斗争。正如古高卢人和不列颠人之中的德鲁伊特人[42]，或一些好望角的神棍们一样，人类的秩序会发现，让人们相信巫术是一种获得权力的方式：他的魔法棒能和宝剑展开竞争；在德鲁伊特人的习惯中，魔法能够较早地让最初级的市民政府品尝一些——或如纳齐兹人中的太阳子孙，鞑靼人里面的喇嘛一样——专制和绝对奴隶制的滋味。

慢慢地，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出人类是怎样在极为不同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习惯和传统中存活下来的。我们更愿意夸大野蛮时代的不幸，我们想象我们自己活在这个我们不熟悉的环境中会遭受痛苦。但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安慰剂和苦楚。[43]在不断的冒犯没有发生的时候，人们友好地交往，甚至在最野蛮的状态下，也是慈爱而喜乐的。[44]在原始时代，人和个人的财富都是安全的；因为每个人都有朋友和敌人；如果一个人能够不受诱惑，另一个人就随时准备保护他；对勇气的尊敬，这个偶尔会助长暴力的性格同样会激发慷慨和荣誉，这样就能阻止错误行为的发生。

人们忍受着政府的缺陷，正如他们忍受着生活习惯中的艰苦和诸种不利一样。战争的预警和艰难成了那些习惯于战争之人必不可少的娱乐，而他们的激情则逐渐超出了不如战争刺激和难熬的场合之外。阿提拉宫廷中的老人在听到他们不能再完成的英雄行为之后就会流泪。[45]在凯尔特人中，一旦年龄让战士不再适合此前的诸种劳战，人们就按照习俗让他死在自己的好友手下，从而中断一个无所事事而又毫无活力的生命。[46]

有了这样残酷的民族精神，西方的原始民族就折服于更为寻常的罗马战争。荣誉，这一被欧洲的蛮族当作个人行为之物，让他们暴露在危险之下。他们在争取荣誉时，甚至在其民族战争中，不愿意对敌人发动突然袭击，或用计谋取胜；尽管每个人都很勇敢无畏，然而像其他原始民族一样，他们在聚集成一群之后，就沉迷在迷信和恐慌之中。

由于意识到了个人的勇气和力量，他们在战争前夕非常乐观；他们以毫无节制的方式对胜利扬扬得意，对灾难则垂头丧气。因为他们愿意把每件事都当作神的裁判，而从不具备一致地运用深思熟虑制胜，或最大限度利用武力弥补不幸或扩大自己优势的能力。

在爱和激情的作用之下，他们对自己的家园慷慨而忠心，对不喜欢的地方则暴躁、难以驾驭，甚至残忍。他们沉迷于声色犬马，故意在国家事务上放纵发泄。在同样危险的情况下，他们伪造军事胜利，或用刀剑来终止国家内部的不合。

在战争中，他们宁死也不愿被俘。罗马无往不胜的军队在突袭村庄，或强制进入之后，发现一位母亲正在杀死自己的孩子，以免其被抓获。父母的短刀沾满了家人的鲜血，并准备最后刺入自己的胸膛。[47]

在所有这些特殊情况下，我们能够看到勇敢的精神，它让秩序本身混乱也可被视为值得尊敬的事。如果人们足够幸运，它还会让他们有能力确立国家内部的自由，同时保持民族独立与自由，对抗外国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