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人口与财富
我们想象一下，坐在小舟中的罗马人看见浪花卷着已经凋谢的城市之花时会作何感想？当我们想着一位演说家说出“年轻人就像春天一样”时，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当我们听见美洲的猎人和战士在听见了家族、民族荣誉得到维系时的欢呼声时；我们不得不意识到，人类为了保卫同胞、促进同胞繁殖这一目标，会不惜付出一切。利益、情感和政策观念一起推动了这一目标。只有错误理解自己优势的暴君、忙于和自己有关的指控和变得腐败以至于把自己的同胞当作利益上的敌人和财富角逐的竞争者的腐败人民才会完全对此视而不见。
在原始社会和忙于经常性争夺的小社会之中，保卫成员和增加人数是最重要的目标。美洲人根据自己损失的人数来衡量自己的失败，或根据抓住了多少战俘来评估自己的胜利；而不是根据其是否仍然控制这块土地或是被敌人驱逐出了该块土地。对他来说，这样的人是最珍贵的财富：同这个人一起可以追求任何目标，他可以将其看作朋友；在其身上，他可以倾注情感，在奋斗中，他能得到其帮助。
即使某些人之间不可能结成友谊，但一个希望组建一个保卫国家、抵御外敌的政党的社会最看重的目标就是增加人口了。人可以收养俘虏，可以为公众而养育任意性别的小孩，并将此视为给敌人最大的伤害。罗马人允许被征服者分享城市的特权，劫掠萨宾妇女，以及之后和萨宾人的结盟，这在人类历史上都不是特例。同样的政策也被一些国家的人遵守，或被看作自然和再明显不过的，这些国家的强大被认为取决于一些人之手，人的价值在于其自身而并不取决于地产和财富。
因此在原始岁月里，尽管人类平等地生存，但如果地球上人口并不多，那么这种缺陷就不会出现在那些并不在乎人数多少的国家里。甚至有可能被当作增加物种最有效的办法将会是限制国家之间的联合或要求人类在小团体内行动，从而使得维持人类的数量成为他们关心的最主要目标。事实上这点本身还不充分：我们或许必须加紧鼓励家庭繁衍，人类在一个有利的政策下以之为乐；还要补充进他们归于艺术实践的生存方式。
母亲不愿生儿育女，或不能很好地养育他们，她在寻找食物时不得不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在北美洲，我们知道她们要进入寒冷或适度温度的自然区，她要考虑到这种艰难，从而十分节制。在她的理解中，把一个孩子带到一个吃鹿肉、追踪足迹的环境中来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事关良知的问题，此后她在林中穿梭要经受更大的负担。
在温暖一点的纬度，或许因为气候赐予的温度不同以及维持生存的条件更好，人类数量增加了，目标本身却被忽略了。人们性交不是为了生育，做爱仅仅是为了放纵。在一些地方我们知道野蛮人的政策里还有这样的目的：要战胜或克制本性的动机。在宝岛，男性在40岁之前禁止结婚；女性如果在36岁之前怀孕就要被市政官命令堕胎，而市政官使用的暴力会危及母亲和小孩的生命。[13]
在中国，允许父母杀婴或弃婴意味着对大量子女负担的一种缓解。尽管我们听到了一个如此震撼人心的行为，而且也还很可能没有起到限制人口的效果，似乎还危及了人口限制；但就像许多其他的机构一样，这么做可以扭转似乎将要发生的事情。在父母的眼里，他们喜欢这种缓解方式，小孩也因此得救。
然而无论生育的目标被人类看得有多重要，在文明社会史论里很难找到什么睿智而有效的成就仅仅是用来实现这个目标的。原始而脆弱的民族的做法是不足的，不能够应付他们在生活习惯中遇到的困难。产业的增长、人类努力改进自己的技艺、扩大商业规模、保卫财产和确立权利的努力实际上是推动人口增长最有效的方式：但它们是源自一个不同的动机；它们源自对利益和个人安全的考虑。它们旨在维护活人的利益，而不在于谋求其数量的增长。
同时，了解这点很重要：在一个政治建设成功、产业生产顺利的地方，人口也倾向于相应地增长。人们想出来的大部分用于这个目的的其他设施只是用来困扰人类的前景或误导他们的注意力。
在殖民的过程中，在努力弥补瘟疫或战争带来的偶然消耗中，政客的干预或许是有用的。但如果想要寻求人类总体的增长，那么我们就忽视了他们的自由、快乐，我们对人口增长所做的事情就是脆弱而无效的。它们只会引导我们捕风捉影，而我们则忽略了最基本的关怀；在一个行将就木的国家，这会让我们胡乱地安慰自己，而邪恶的根源仍然存在。屋大维复兴或强制执行了和罗马人口有关的法律：但在同样的情形下人们会说他和许多君主在制毒，而他们则在设计解药；屋大维一众给生命的原则带来了湿气和中风，而他们则在努力通过对皮肤的外敷来拯救腐烂而病怏怏的身体的生机。
对人类而言，快乐地活着是重要的目标，但并不是由君主的智慧或一个人的政策决定的。一个民族想要自由，可以为自己找到一种状态，按照天性喜好活着，而不是由国家的议会来设计。当君主、设计师成为这一命题合适的主人时，他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小心不要伤害到他们不能大力推进的利益，以及不要涉足自己不能收拾的地方。
休谟先生说：“当各民族被分成一个个小区和微型社会，在每个人居有其所和自己的土地的地方，每个郡的首府都自由而独立；这是人类多么快乐的环境啊。这对于工业和农业、结婚和生育是多么有利呀！”[14]或许这里没有政客奖励结婚或惩罚单身，也没有欢迎外国人移民或禁止本民族离开的计划。每个公民都能找到一个安定的职业，为后代积累财富，从而不会被压迫或贫乏的暗淡前景弄得垂头丧气。在其他任何自然活动都是自由的地方，建立育婴室就不会受到限制。自然要求最有权力的人变得公正，但她却没有反过来把保护自己作品的权力授予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政客能够为青春的火焰增添什么宝贵财富呢？只要不让他去压抑它，结果便是确定的。在我们一边压迫或蹂躏人类的时候，就像屋大维一样，在另一边却不能阻止婚姻的诱惑和不孕的折磨。从外国请新移民是徒劳的，而那些我们早已经占有的人则要维护住他们不确定的占有权；并且不仅要为众多家人的前景而颤抖，还要考虑到他们那脆弱不定且充满疑问的生存状态。专制君主让这成为臣民的生活状态，把人民的留存说成是强大的自然直觉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他自己的设计。
人类能在几代人之中在环境诱人的地方生息繁衍，并以这种方式向每个国家扩张人口。他们能在将要衰落的环境中成长。罗马人和不少的发达社会经常发生战争，甚至在还没有找到传染病的源头并将其摧毁的时候，奴隶市场也不乏供应，能够流通正常。如果为子孙制定某个议题，就会固定他们所出生的家庭。在为人类准备了更好储备的地方，这些政客通过聘礼、诱惑外国人或通过限制本土居民，认为他已经让人口增长了，这通常就像是在神话里飞翔，自己崇拜自己的成就，自己掌舵，开动马车：他只是促进了已经在行动的东西；他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摇动着桨，乘风而行。
大殖民计划或迅速增加人口的蓝图无论最后多么成功，对人类而言代价也总是昂贵的。我们知道超过10万农民每年就像羊群一样被赶到彼得堡。他们最初只是想要补充在那定居的人口，而随后每年都由于生存的需要有很多人口死亡。[15]印第安人只是想要在车前草旁边定居而已，[16]随着他的家族不断兴盛，他便在道路两旁种上了树。
如果车前草、可可树和棕榈能够养活一个居民，温暖地带的人种就能像森林一样繁衍。但在地球的很多地方，从自然气候和土壤中不会产出东西。生存方式就是劳动和技能的果实。如果一个民族在保持节俭的情况下，扩大产业，改进技艺，他们的数量一定会成比例增长。因此欧洲地区被开垦的土地要比美洲的丛林或鞑靼的平原有更多的人口。
即使忙于聚集财富，人类增长也是有限的。生活之需是一个晦涩但重要的词汇：在原始人那里是一回事，对文明人而言又是另一回事。我们得借助想象力和生活习惯。随着技艺增长和财富增加，随着私人财产或投机诱使他们思考如何确立一个家庭，他们就辛勤起来。但当财产无论多么丰裕却达不到标准，聘礼或嫁妆难以凑足的时候，人口增长就受到限制或开始下降。在公民的理解里，他们回到了原始状态；他认为自己的孩子因为贫困而一定会死；他逃避一个丰富充实的可能，因为他没有预期中的等级或心目中所需要的财富。仅凭聚集财富，这种恶没有最好的补救方式；因为稀缺且昂贵的物质，无论它们是什么都会被不断追求；如果丝绸和珍珠变得普通，人类就开始谋求仅凭财富就能够获得的新装饰品。如果他们沉浸在情绪中，他们的需求就会被不断重复：因为正是不断增长的财富而不是任何别的措施让贪婪的想象保持安静。
人类受利益的驱动而劳动，并被谋利性技艺所诱惑。工人想要保住劳动成果，从而有了独立和自由的希望，公众发现了一个能够维护财富的忠实官员和一位保卫自己所得的忠实管家。政客在这点上和生育问题一样，除了避免造成祸害之外不需要其他建树。如果他在商业开始的时候就知道如何来欺诈，这就很好。如果得以持续，商业就取决于他们自身经验的结果，而最不可能出问题。
原始商人普遍短视、奸诈、唯利是图。在他们技艺成熟和进步之后，视角也就扩大了，慢慢建立起一定的准则。他们变得守时、公允、忠诚、充满进取心。在大规模腐败的时代，除了保卫自己所得的武装力量之外，只有他们还有各种美德。他们不需要国家的帮助，只需要它的保护。他们自己通常是最著名和受人尊敬的成员。即使在中国这个国家，也有人告诉我们，尽管小偷小摸、欺诈和腐败是其他等级之人惯用的伎俩，但伟大的商人也随时能够准备施舍。尽管农民是小心翼翼按部就班的行动者，受无赖的警察管制，但他们也按照商业理性和人类的准则行事。
如果人口与国民财富有关，那么自由和个人安全则是它们重要的基石。如果国家确立了这个基础，自然就会促进成员的财富增长和产业发展。前者是人类精神最有活力的部分，后者被当作心灵最一致和永恒的内容。因此国家政策的伟大目标就是运用商人分散而各自谋利的追求，确保家庭生存和居住的方式，调节警察的管制、人类的社会情绪。
在某个职业、产业或商业的问题上，有经验的执行者是老师，而每位一般性的谈理论的人却是学徒。商业的目的是让个体富裕，得到的越多，为国家积累的财富也越多。如果他们需要保护，就给他们。如果他们犯罪、欺诈，那就一定要惩罚他们。政府在此之外不该要求更多。当熟练的政治家运用手腕时，他只会增多干扰和抱怨的理由；当商人忘记了自己的利益而为国家制订计划的时候，痴心妄想就近了，商业的稳定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或许有人告诉他，他同时也是在追求自身的利益，他并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其商业利益的安全。
法国警察普遍怀有一个想当然的观点，认为玉米出口的增加一定会抽干国家的血液，他们直到晚近还给这个商业部门严格的限制。英国的地主和农民有足够的信誉得到出口奖励，或支持商品出口。历史大事表明，和政府资助相比，私人利益才是商业和充裕社会更好的赞助商。一个民族制订了殖民北美洲的好计划，但不相信商人和短视者的行为；另一个民族让人民自由地寻找自己的位置，只为自己着想。前者活跃的产业和有限的视角促成了殖民的繁荣。后者的伟大计划仍停留在想法阶段。
但我愿意放弃这个我还不是很熟悉，也和我写过的观点不太有关的话题。对商业和财富的评估已经由最有能力的作家给出了（他们让这个题目再没有什么重要的问题可以讨论）普遍警告，不要把这些文章当作创造国民全部幸福或任何国家的首要目标。[17]
法国人在找寻黄金和贵金属的时候，忽视了国内的财富资源，在生活上必须依赖自己的邻人；英国人如此关注改进他们的内部资源和扩大商业，以至于依赖外国人保卫自己的所得。我们从谈话中很难发现商人的利益与我们的推理合拍，也不会看到一个可被当作国民议会中最重要事业的永久性主题，让政府对财产的干预很少使用，或从不超出提供保护所需的范围之外。
我们抱怨社会缺少公共精神，但无论这个错误的实际影响和可预估的影响是什么，这都不是我们的错误。我们永远为公众思考；但不思考的民族经常要比我们的滔滔不绝来得要好。我们会让民族像是商业公司一样，除了增加自己的财富什么都不想；他们聚集起来就是为了讨论损益；并且也像他们一样，把自己的保护权交给自己并不占有的军队。
因为人就像其他动物一样是群居的，在生活需要汇聚在一起、财富储备不断扩大的地方，我们不再考虑快乐以及民族的道德和政治品格。我们对增加牲畜的渴望让我们的注意力锁定在畜栏和草场中。我们忘记了以少胜多的情况；也忘记了对农民而言，没有比积累资金更诱人的事情了；还忘记了一旦自由可以用钱购买，胜者的重剑就会倒向天平的另一边。
无论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实际行动是什么，可以确定的是，为了追求财富和人口增长，我们的许多论据让我们匆忙地进入这样一种环境：人类暴露在腐败之中，不能保护自己的财产。最后他们被征服，并被摧毁。我们已经切断了根，但会扩大叶，加厚叶。
那些认为人的美德就是安全本身的人会把一些注意力转到公共事务之上，但其只会考虑民族的人数和财富。正是因为害怕腐败，有些人才不管其他，只考虑民族美德。人类社会对这二者都负有责任。它们彼此对立是个错误，即使在联合起来时，也不曾强大到能够战胜邪恶的党派，因为他们只关注利益，除了自己的安全和财富的增长，对其他毫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