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主义的进步与消亡
人的堕落并行将灭亡的过程,或进步并实际取得了一些成就的过程通常是缓慢而不为人察觉的。如果在活跃的年代里他们把国家的伟大提升到了一个人类的智慧都无法预见的高度;在松懈和虚弱的时代,他们实际上引起了许多邪念,这些邪念是他们之前没有想象到的,或许他们认为这是进步和繁荣的大潮之下不会出现的。
我们已经看到,在人们懒散而腐败的地方,他们领袖的美德或官员的心思并不在于保护他们的政治自由。对领袖的盲从或权利的行使不受约束,时常会导致合法政权的颠覆,即使他们抱着为人类利益着想的目的。无论这种致命的变革是以何种方式实现的,最终都会导致军人独裁;尽管这是最简单形式的政府,但是也会一步一步地完全实现。在对自由社会内部的成员采取行动的最初阶段,它只是建立了一个基础,而不是完全建立起一种专制主义的政治结构。篡权者用武装力量占领了帝国的中心,他环视四周或许就会看到前一代的宪法已经支离破碎,他会听到不情愿屈服的呻吟声,他会看到许多的危险,他会对这些人施以长剑,但是他们的心思却并未因此屈服,也没屈从于他的权威。
人权的感觉或者特权和荣誉的诉求存在于不同等级的人中间,它们是篡权夺位最好的防护伞。如果他们不能忍受时代的腐朽,厌倦了腐败的增长,他们就必须用暴力才能击碎,任何通往权力之路都是沾满血迹的。即使这样的结果也经常是缓慢出现的。我们知道罗马的精神并不是主人一个接一个地继承前代,也不是完全地采用流血和下毒的办法。贵族和受尊敬的家族想要恢复古代的荣誉:共和国的历史,前一代的作品,伟人的纪念碑还有充满英雄观念的哲学课程,不断地洗刷着疲倦的心灵,塑造高贵的性格,他们的提升和命运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感人的话题。尽管不能反对普遍的奴性的倾向,他们因为自己的倾向成了不被信任和被人厌恶的对象;他们已经为这一主张付出了血的代价,他们默默形成这一主张,且只在内心里为之激荡。
尽管专制在逐渐发展,主权者在选择建立政府的方式时,是按照什么原则呢?因为对自己好处或人民好处的错误理解,或因为他自己在特殊情况下感受到的想要终结任何阻止其意志的欲望。当他做出决定之后,无论谁和他争辩都被他看作敌人;一旦他情绪高昂,无论谁想要更高的地位,或想要为自己而行动,都被他看作对手。他不会在国家留下任何高贵的地位,唯有他自己决定;没有主动的权力,只有暂时性乐趣的表达。[13]依靠像本能一样可靠的感觉来引导,他从不会选错自己的爱憎之物。独立让他厌恶,屈服让他喜欢。他行政的风格就是让不安的心灵安静,并为自己攫取政府更多的功能。[14]当权力足够实现自己的目标时,权力在这些不会预感到终结到来的人手里就像是在那些最好地理解了权力的人手里一样。这二者的权力在使用合理的时候无需争论,但在错误使用的时候,就会得到武装力量的支持。
你必须得死,屋大维在每次审判里面会对求他饶过一命的人如是说。这就是很多他的继承人对每个出身高贵或美德突出之人所说的话。但是专制主义的邪恶只存在于残忍而血腥的方式上,以这种方式新建立起来的秩序能够被实践于暴躁而骚动的人们吗?死亡是对那些被剥夺了所有权利的人类最大的灾难吗?它们实际上经常会存在;但是不信任和嫉妒、个人的自卑感还有因关注可悲的利益而引起的紧张都会占据心灵;每个公民都成了奴隶,吸引社会成员的所有魅力都不复存在。靠武力获得的服从是剩下的唯一任务。如果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足以见证各种卑贱和恐怖的场面,那么死亡就是一种解脱。霍拉旭放下武器可被看作是对解放者朱庇特最恰当的牺牲。[15]
镇压和残忍不一定要被专制政府所使用;即使在现代,镇压和残忍也只是其邪恶的一部分;其建立在腐败之上,建立在镇压所有公民的政治美德基础上,它需要臣民因为恐惧而行动,它会以全人类的代价满足少数人的热情,并会在自由和信心被毁灭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的和平,而这自由和信心本身就足以让人快乐,充满力量,并提升人们的心灵。
在任何自由宪法存在时,同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等级和特权,或对个人权利有自身的理解,但每个社会的成员都会把彼此看作是考虑和尊敬的目标。文明社会的每一实践都需要考验天赋智慧、说服力和勇气,以及权力。但专制政府最高的优点正是能够由少数人统治,并排斥各种技艺,只留下义务。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能够运用并培养人类理解力,唤醒他们的情感,点燃其想象力的机遇就慢慢没有了;人类基于自由地位在社会中所获得的自然荣誉并不比他们在痛苦状态下堕落所取得的成果更为统一,或者说没那么混乱。
感受到来自土耳其或苏丹皇宫里的安静,我们就愿意相信,演讲本身可有可无了。安静的标志足以承担起政府最重要的使命。实际上在恐怖和武装力量相对立的地方,在主权者对所有下属官员负责的地方,不需要用任何技艺来维系地位;也没有任何职位能够在安静和沮丧的环境中赋予人们自由的心灵,人们的心中被嫉妒和小心占据,在这里没有目标,只有动物性的享乐被用来平衡君主本人和臣民的痛苦。
在其他国家里,人们的天赋经常因为他们自己所处地位的锻炼而得到改进;但是在这里,主人或许是最原始最没有教养的动物;他比自己的奴隶还要下作,他蓄养奴隶并给予其信任,并将其推到尊贵的地位。这一原始的率真形成了统治者和其管理人之间情感的熟悉的纽带,在不带任何感情的状态下,率真时常在无知和野蛮之中被伪装出来,而实际上无知和野蛮才是所有阶层的人的特性。或者不如说,在一个专制宫廷之中它缓和了等级差异,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
残暴和情绪都是国王统治的规则。每项权力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授予;一旦他被激怒便会加以打击,或者一旦喜欢便会大加赞赏。在与税收、司法和警察有关的内容中,每个省的总督都像帝国的领袖一样;出入带着让人恐怖的火与剑;其通过武力而不是税收来获得收入。他摧毁或宽恕别人都要看其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目的。一旦反对者的喧闹声,或者以牺牲某个省份为代价获得了珍宝的风声已经上达圣听,敲诈勒索者实际上就要被迫分出一份以免罪,或者被没收所有赃物。但是没有什么补偿会给予受害者;哎,官员的罪行首先糟蹋了民众,之后又被惩罚充公。
在这样的政府与民族政策完全不一致的情况下,显然即使买卖士兵这种情况也被忽视了。对君主的不信任和嫉妒还得到他的无知和无能的支持,这些原因合起来就会毁掉君主政权建立的基础。任何骄兵悍将的起义,即使是手无寸铁的暴民,也会造成军事无政府状态,或者让敌人乘虚而入,后者的掠夺欲望、征服之心让他们侵入到邻国境内。
罗马人扩大帝国直到没有文明民族能够征服为止。他们建立起一个被暴力和野蛮的部落所组成的边疆,他们甚至打未开荒的沙漠地带的主意,从而能够远离他们麻烦的邻居,并且从那些害怕他们进攻的人那里获取通道。但是这项政策引起了国内的腐败。几年的平静足以让政府忘记了危险,在开化的省份里,为敌人准备了诱人的奖赏和轻而易举的胜利。
当其争夺完开化而富有的省份之后,帝国就达到了全胜,两个党派就足以代表全人类,和平与富有的人居住在帝国的辖区之内,穷人和暴徒则想要继续掠夺和战争。后者和前者的关系就像是狼与狮子和畜群的关系,他们自然就会在国内发生敌对。
如果专制政府能够一直保持受到国外威胁的动荡,尽管国内仍像以前一样腐败,似乎其自身并没有创造新生活的原则且现在也没有任何希望恢复自由和政治能力。专制“君主一旦播下种子,除非他死了,否则不会加速”,它一定会为自己滥用权力的结果而垂头丧气,除非人类精神能重新振作,或者产出具备人类幸福与荣誉的果实。在最卑劣的时代,实际上,人们能够感受到暴乱的发生,但是和自由民的义愤是完全不同的,他们要么是发自内心的怨愤,实在忍受不了统治他们的人,要么就是纯粹的暴动,局限在一小撮手握重兵对抗国王的人中间,这些人通过阴谋、暗杀和谋杀,只能让和平之民内心深深地陷入恐惧和绝望之中。人民分散在各省,没有武器,对联盟的感情一无所知,他们习惯于卑劣的经济,被政府的横征暴敛压榨得奄奄一息,他们没有地方体验社会的精神,也无法形成任何自卫性的联盟。受害者有可能抱怨,尽管他不能获得政府的宽恕,他会祈求同情一下可怜的同胞。但是同胞在压迫尚未临头的时候还是很舒服的,他研究自己的利益或者攫取自己的乐趣,享受着这种由卑微和藏匿赋予的安全感。
商业技艺看起来不需要人民的心智作为基础,但是需要人民关心利益;除了攫取的希望和保卫财产之外,没有什么鼓励一定会消失在危机四伏的奴役和源自财富的名声带来的对危险的担心之下。但是民族的贫穷、商业的不发达都是暴君实现自己毁灭性目的的方式。在没有任何利益能够榨取,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地方,统治的魅力就瓦解了,赤身裸体的奴隶就像从梦中惊醒一样,发现自己自由了。当篱笆被摧毁之后,田野打开了,畜群自由了。田地的操场不再比沙漠更受人喜欢了。忍受痛苦的人愿意活跃在政府的榨取不能打击他的地方;甚至在胆小和奴性十足的人能够想起他们是人的地方;也在暴君会威胁别人,但是人们知道他只不过也是个人的地方;在他除了生命之外一无所有,甚至要冒很大风险的地方。
暴君的苦恼正与此描述契合,他们在东方的很多国家里,战胜了定居的欲望。一个村庄的居民放弃了自己的居住地,远离公共场所。峡谷之中的人跑上山准备逃走,或通过掠夺或通过和他们之前的主人作战而取得生存。
这一无序状态与政府的税收一起使得人们除了税收之外的剩余财产更不安全。但是尽管灾难和毁灭随处可见,人类也被迫扩张他们的同盟,可以重新获得个人自信和活力,重新获得社会联系和重新使用武器,这在之前的时代里,让一个小部落变成了伟大的民族,并再次让解放了的奴隶开始公民和商业的生活。当人类的本性在最腐败的状态下出现的时候,它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变革了。
以这种方式,人类生活的各种场景就会不断变迁。安全与冒犯让财产的优势一扫而光,决心和行动消除了逆境的苦痛。人类尽管除了美德之外没有什么可以依靠,但也准备着获得所有的优势;当他们对自己的幸运最为自信的时候,他们也最容易感受到物极必反。我们愿意把这些观察付诸实践,当我们不再愿意为国家而行动的时候,我们愿意原谅自己的愚蠢和软弱,而这恰是人类事务最致命的东西。
人类的机构实际上很容易出现结尾就是开端的情况:但是它们的长久性不会限制在任何阶段;[16]没有民族曾经遭受的内部腐败不是来源于其成员的邪恶。我们有时愿意承认本国人也有这种恶行,但是他们自己愿意承认吗?或许我们可以猜想,我们不只是承认它,除非我们不再反对其影响,除非我们恳求厄运的到来(至少这在每个人心中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真正坚忍、正直和有能力的人会适应所有的场景,他们总是能够获得其本性带来的快乐,他们愿意把神的工具用在人类的福祉上,或者,如果我们必须换种表达方式,他们总表现出这样的人注定会生存下来,且由这样的人所组成的国家也同样地会存在下去并获得繁荣。
[1]1768年版新脚注“赛鲁斯特,《喀提林阴谋》(Bell[um]Catililnarium)”。
[2]西伯利亚的野蛮人总体上是胆怯而奴性十足的。
[3]恰尔丹穿过明格利亚到波斯的游记。
[4]Aureng Zebe,英国17世纪小说家德莱顿同名小说里的主人公。——译者注
[5]Gemelli Carceri.
[6]Juvenal's loth satire.
[7]“去吧,疯子,跨越阿尔卑斯山吧,变成一个让学生快活的赞颂目标吧。”Juvenal's loth satire.
[8]这些不同的职业彼此不同,以它们的身份和无知来看的话;但是它们都不能成为教导人们忍受国家动荡的命运的学校;它们是真正的人们应该追求的且能显示人类的善良的职业。
[9]Est apud illos et opibus honos;eoque unus imperitat(财富也被当作很高的荣誉看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听主子的话)。塔西佗:《德意志民族精神》,C.44.
[10]M.Antoninus,lib.1.
[11]我们对于文明社会秩序的观念经常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总是和不活跃和死了的臣民做类比;我们把暴乱和行动看作是与其本质相反的内容;我们认为它只应该通过顺从、秘密进行和一小撮人悄悄地执行命令来实现。一堵墙里的石头最好的秩序就是恰当地位于自己所在的位置,如果它们动摇,整个建筑就会倒塌:但是社会之中人类的秩序则是处于他们自己适合行动的位置上。前者是一个由死亡和不活跃部分构成的结构,后者则是由活着和积极之人构成的。当我们在社会中寻求不行动和安静的秩序之时,我们就忘记了臣民的本质,并且找到了奴隶的秩序而不是自由人的秩序。
[12]苏斯托尼乌斯。
[13]1768年版的新脚注改成:“Insurgere paulatim,munia senatus,magistratuum,legum in se trahere.”[那么(奥古斯都)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他的晋升,并联合起议会里面的自己人、官员和立法者。塔西佗:《编年史》,第1册,第2章。]
[14]讽刺的是听从了一个不安的野心家,这个人是所有事务唯一的参与者,时常抱怨人类的暴躁精神;就像他们想要在任何职位上都强行决定的那种安排一样,不愿意让其他任何人自己思考和行动。
[15]当血液开始流淌,他把其放在地上,并让劝降者走到近前,他说:“这是对解放者朱庇特的敬意。看吧,年轻人,但愿上帝可以改变预兆,让你进入到下一个坚韧不拔的榜样成为有力支撑的时代。”
[16]1768年版改成:“人类的机构如果不是故意为了保持美德,实际上就容易和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一样:但是只要他们有效地实现了这个目标,他们就总是会有一样的生活原则,这一原则除非有外部入侵,否则谁也不能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