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防御与征服
我们不可能说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究竟是在诉诸战争还是在维护安全。柏拉图笔下的克里特人说：“我们的立法者认为民族之间在本质上是敌对的：他们因此采取措施。他们认为所有被征服者的财产都属于征服者，认为在未被征服之前，提议为自己的国家带来好处是滑稽的。”
克里特这个应被看作是军事模范的国家通常被视为克莱格斯立法的主要来源，仿佛人类必然要对外部好处有所认识才行，哪怕是选择自己的美德。斯巴达的纪律是军事性的，在战场上，自豪感比其他一切东西更能促使人民保卫祖国，比习惯法或立法者确立的对公共事务的忠诚更能促使人民遵循原则，为祖国坚持战斗，尽管这种原则只在外敌入侵时才显得尤为重要。
单一民族的每个组织都能为民众上一堂关于服从、坚韧和热情的课程。但很显然，就是出于美德，他们才会捍卫其他民族用金银财宝买不到的东西。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他们只是因为道德影响而重视纪律。他们经历过勇敢、超然和忠于最美好情感的心灵带来的快乐；他们学着通过放弃野心的利益和军事荣誉的希望，甚至通过牺牲一定数量的人口来保卫自身的这一品格。
正是那些从战场上逃走的斯巴达人，而不是在留克特拉战役中与李昂尼达斯一起牺牲的人，让拉西第孟（古希腊）的茅舍里充满了悲伤和严肃的反思。[18]正是担心其公民和奴性十足、利欲熏心的人接触而受到国外的腐蚀，他们才放弃了波斯战争中的指挥官职位，离开雅典，在五十年间征战不息，不屈不挠，通过这个充满雄心壮志和利益的生涯，他们获得了巨额财富和权力。[19]
我们时常看到原始状态的伟大的事业是战争；在野蛮时代，人类因为逐渐被分成小的党派，慢慢变得永远敌对。这种环境给了军事首领在国家中持续的高位，使民众在好战的岁月倾向于一个君主政府。
军队的行为是所有话题中最不一样的。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罗马人在多年军旅生涯之后，在刚经历了汉尼拔的血洗之后，同一个军队有两名指挥官，不断调整思路轮流指挥。但同样是这些人，在其他场合下则认为最便捷的做法是搁置每位下层地方官的实践，在有大警报的时候，把所有国家权威授予一人之手。
共和国逐渐发现在战争行为中有必要信任政府的执行力。一旦罗马执政官宣布要征兵，让军队宣誓效忠，从那一刻起他就变成了国库和成千上万听从其指挥之人的主人。[20]斧头和权杖不再只是执政官或一个侍从执法吏手下的一无所有的平民的象征，他们在父亲的指挥下，沾满了子女的鲜血倒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就叛变和不服从命令申诉。
在每个自由国度里，永远都有必要区分出行政法和军事法的准则；那些没有学会绝对效忠的人，在国家授权军事领袖或在战场上授予其个人自由的时候，出于同样的宽宏大量他得以协商国家政治，但不能学到文明社会的真谛，只能胜任占据一个原始或腐败国家的任务，在这些国家里，兵变和奴役是联系在一起的，前者和后者经常被用错地方。
倾向常规组织和大众政府的民族为了得到战争的必需之物，就会开始建立接近于君主制的政府。甚至在国家的最高职位、平时被多数人运作的地方，它的整体权力和权威也在某些场合里归于一个人调度。一旦有大的警报，一旦政治组织被动摇或处于危险之中，君主权威就会像一个支柱一样被用于确保国家免于暴风骤雨的洗劫。因此这就是罗马独裁官和联省共和国的总督被任命的原因，也因此皇室特权偶尔会因为暂时性地忽视法律而扩大，[21]同时，为了授予国王独裁权力，自由之障似乎也被移除了。
因此，假如人类除了战争之外什么都不关心，或许很有可能他们会永远倾向于独裁政府而不是其他形式的政府。甚至每个民族为了获得安全和联合议会，将会把行政权交给不受限制的权威。但幸好文明社会的人拥有不同的目标：尽管军队的行为需要一个绝对不可分割的指挥权，但人们自己能学到的经验却是无限的。在多数人更喜欢平等，或在一个最卑劣的公民也常将自己能够指挥别人或服从别人看做宿命的地方，国家武装力量是最好的形态。正是在这里，独裁者发现了一种为辅佐其议会而准备好的精神和武装力量；也正是在这里，独裁者自身形成了，领导者的人数由大众决定；正是在这里，国家的财富独立于单个的人，从不会泯灭的智慧和一个永久而常规的军事安排体系甚至能够在最不幸的时候，延续国家斗争的时间。有了这样的优势，罗马人在找到了一系列相继崛起的杰出人物之后，也总是几乎能为亚洲和非洲敌人的来犯做好准备；而那些敌人的财产反过来则完全依赖一个人偶然的出现，比如米特里达梯和汉尼拔。
有人说士兵拥有自己对荣誉的看法和思考方式，他将之像宝剑一样随身携带。在自由且不腐败的国家里，荣誉感是一种狂热，战争对其而言就是一种情绪的转变，而不仅仅是职业的要求。其好与不好的影响会被极端地感觉到：朋友会体验到最温暖的关系，敌人则会体验到敌对状态最严重的后果。在这个系统中，古代杰出的民族在对公民最高的忠诚之下或在他们最大限度的优秀品质之下发动战争。
在小而原始的社会里，个人发现自己的民族在历次战争中都是被攻击的对象。没人愿意把防卫权转交给他人。一位美洲酋长对牙买加总督说（此人正在为参与一次反对西班牙的斗争准备军队）：“西班牙国王是一位伟大的国王，你愿意用如此少的武装来对付这么伟大的国王吗？”有人告诉他所看到的军队将会加入欧洲的部署，总督不再有权指挥时，美洲人说：“那些旁观者是谁？他们不是你的人吗？为什么你不直接参与如此伟大的一场战争呢？”他得到的答案是：旁观者是商人和其他居民，这些人并不服役。这位政客继续说：“如果西班牙国王在你这受到攻击，他们还会继续做商人吗？在我看来，我不认为商人可以去任何国家。在我参与战争的地方，我在家里只留下女人。”似乎应该是这样，这位单纯的战士把商人看做中立的人群，他们不参与国家的争斗。他不知道战争本身将会被变成一个和关税有关的问题，在这背后有多庞大的部队正在运作。人类的鲜血是多么经常在没有民族敌意的情况下作为交换的订单而被出卖和购买；还有国王、贵族和政客在一个文明国家里，在其看来是应该多么经常地被看作是商人呀！
在技艺和政治进步的过程中，国家的成员会被分成阶级。在分配出现之后，战士与和平居民之间的差异会拉得巨大。人们不再把人分成主人和仆人。甚至在既有的奴隶制被废除时满怀热情（正如欧洲的所作所为，最后结果是把保障措施和财产交给工人和劳动者），这种划分也仍能把贵族和平民区分开来，并指出注定在国家内部要统治或作威作福的阶段。
当然人类从未预见到，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他们正在改变着秩序，甚至正在把政府和民族军队交到不同的人手里。但同样也很难预见到前一种秩序将会卷土重来吗？和平的公民，无论其特权和等级多么高，一定会在某一天屈尊于他把宝剑交给的那个人。如果这样的革命实际发生了，这位新主人会在自己的命令下恢复高贵而自由的精神吗？他会改变战士和政客的性格吗？他会为国家保留公民和军事美德吗？我们不敢说。孟德斯鸠认为，罗马政府即使在皇帝的统治下，也是由军队、选举和共和国控制的：但昆体良和布鲁提两个家族却在执政官取代了共和之后便销声匿迹了。
我已详细列举了一些领导人，人民从野蛮状态中发展出来，被逐渐分成等级。贵族、人民和君主的依附者也是如此，同时还有教士阶层。当我们抵达文明时代之后，军队也得列进去。市民政府或战争激烈时的部门和优先权被交给了政客，有野心的人自然就会把兵役转嫁给愿意服从的人。在分配财富时拿走了很大一块的人，还有那些在保卫国家的过程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人，一旦没有了地位，就一定会为他的所作所为买单；军队无论是远离家乡，还是在本土作战，都是靠雇佣来维系的。一项纪律被发明出来，让士兵出于习惯和对惩罚的恐惧执行这些可怕的义务，而执行那些可怕的义务不再是由对公众的爱和民族精神激发出来的。
当我们思考这样一项成就在民族美德体系中制造的裂痕时，我们会很不快地发现，大多数从事市民技艺职业的民族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习惯了这样的做法。不仅是那些既有战争需要维持，又有远距离的不确定的财产需要保护的国家，或不仅是一个小心守护自己的权威或急于赢得纪律优势的王侯愿意雇佣外国兵团或豢养私人军队；即使是那些共和国，在没有前面这些情况时，在没有称帝野心驱使的情况下，也愿意走上这条路。
如果军队在各民族的内政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地位，战争的实际影响在历史上也就同等重要了。光荣和战利品是人们最初主要争夺的东西，优于他人的特权或取得赎金是他们为取得和平所要付出的代价。对安全的热爱和对统治的愿望同样让人们幻想变得强大。无论是作为胜者还是被征服者，他们都愿意联合；强大的民族把省份和边界上需要的要塞看作是重要的收获，并永远愿意扩大它们的边界。
征服的理念和自卫的理念并不总是格格不入。如果相邻的国家处于危险之中，如果它经常出问题，他们就会考虑到安全和征服：“它该被削弱或被解除武装”。一旦被削弱，它就愿意再次挑起战争，从此之后，慢慢取得形式上的统治。罗马从未宣示过任何其他的征服格言；她到处派遣自己傲慢的军队，凭着为自己和盟友争取长久和平的似是而非的借口，只给自己留有骚扰别人的权力。
希腊相互对抗的同盟之间慢慢形成了平等关系，一度维系了它们的独立和分离。那个时代是它们的故事中最熠熠生辉的快乐阶段。与其说是通过议会的调和或任何阻碍其进步的内部政策的特殊性来延长这一快乐时光，不如说是通过它们各自所采取的行动和警惕来延长的。胜者有时仅仅满足于在他们所征服的国家中建立一个类似自己国家的政体。采取强制性措施之后还要做什么则很难说。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一派为了强迫他人纳贡而战，另一派则是为了从战争中获利，我们就不会怀疑，雅典人是出于野心或是对财富的渴望，斯巴达人尽管最初想要为了保护自己和他们的同盟，但二者最后都一样想要成为希腊的主人。他们的内讧为各自及其联盟准备好了本应该从外敌那里得到的枷锁。
在菲利普二世的征服战争中，自我保护和安全的愿望与君主天生的野心交织在一起。他不断把军队伸向那些会伤害到自己的角落，他从那些地方发现了危机。当他制服了希腊人之后，他引导着他们来反对波斯劲敌。他为其子付诸实践的计划埋下了伏笔。
罗马人成了意大利的主人、迦太基的征服者，得知马其顿边疆有警之后，就穿过一片新的海洋，寻找新战场，发挥军队的作用。他们被指控发动战争，从历史的先后记录来看，在他们看不到能通过征服遥远的省份攫取什么时，或不知道能以什么方式管理其新属地时，他们就会不断从事劫夺。受一项让他们永远卷入战争、争取永久胜利和领土扩大的政策驱使，他们把国家的边界一再扩大，从几个世纪之前仅仅就在一个村庄的边沿到幼发拉底河、第聂伯河、维苏威火山和大洋。
我们不能说哪个民族没有征服的天赋。各民族真正的利益实际上最常见的就是征服。但每个准备保卫自己、赢得胜利的国家，在被征服诱惑而处于危险之中时都是一样的。
在欧洲，雇佣兵和有纪律的军队到处可见，随时准备颠覆世界，他们就像是被纤细的护堤围住的洪水，只是被某种政体或暂时的权力制衡所束缚。一旦大坝决堤，我们只能看着泛滥的洪水手足无措！在韩国海到大西洋之间随处分布着娇弱的王国和帝国。每个国家因为军队的战败都可能变成一个省份；每个今天在战争中和我们对抗的军队都可能在明天被我们雇佣；每次赢得的胜利，都会让胜者获得更多新的军队。
罗马人在海上和陆地上差劲的沟通方式让其得以统治大部分欧亚非野蛮的难以驯服的民族。这个毁灭性的想法一旦流行开来：一个民族的伟大就只能通过其领土的范围来衡量。任何一个民族的利益都包括压制其邻人让其服役。欧洲的舰队和军队，通过他们靠商业打开的通往世界每个角落的途径，以及他们的交通工具，还有什么影响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