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道德情操
我们已经快速观察了一遍人类生活的过去，应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关心生存是人类行动的首要动机。这一考量导致了手工技艺的发明和实践；它的作用还在于从人类事务中分出了娱乐；如果这方面因素考虑过多，就很少会在竞争中考虑其他的追求和关注点。财富、财产的绝对优势一旦抽离了它们的来源，或者更严重一点，涉及独立和权力等问题时，就只是一种满足动物性享乐的机制。如果我们在这个主题上所体现出的独特性被弃而不顾，那么不仅繁重的手工业劳动，就连学习也会因此终止。公共事务部门变得没有意义；议院都会关闭，宫殿也将毁弃。
那么，人因此在关系到自身目标的问题上，就应该和野蛮人归为一类了吗？只是根据那些使他们可以更好地享受动物生活的便利方式和支持的感官，以及某种能给他带来更多负担的动物式自保的愉悦（而不是像牛羊一样游走在草场上）与野蛮人相区别？如果是这样，那么成功的快乐或失望引起的伤感就会构成他的全部情感。被浪费的热情、增加了财富的财源都会成为他死死盯住的对象，除非有某种让其财富受损或某种使其利益得到保护和扩大的事情发生。他只有在影响到他的利益时才会把他的同类考虑进去。盈利或亏损将会代表交易的结果；他会用“有用”（useful）或“有害”（detrimental）的标签来区分他的社会伴侣价值多高，他们在他眼中和长满了果实的树是一样的，因为后者也可以增加土地的产量或阻挡他的视线。
我们物种的历史不是这样的。人类从同类那里得到的东西总是会受到特殊的关注。每个民族的语言都有丰富的词汇，用来表达人类的交往行为，不同于成功与失望。有人陪伴的温情，利益在其眼中是不值一提的；一个本来浮躁的东西变得重要，因为它能促进发明创造和改造人类性格。在舞台上，奥赛罗相信外国人会因为丢失了手绢而被惹怒，其错误程度并不亚于推理者们把人类的暴力性情感归罪到单纯的利益得失之上。
人类聚集起来小心地从事着各项事务；他们因为利益的不同而分工。但是在其冲突之中，无论作为朋友还是敌人，在利益或安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都会产生摩擦。在善良的情感得以窥见的时候，情感的价值就无以言说了；“不幸”（misfortune）这个词，当它和“冒犯”（insult）或“错误”（wrong）相比的时候，拥有一个较为缓和的含义。
作为表演者或投机家，人类永远都被促使感知不同的行为，我们被一场穿越了悠久的时间和遥远国度的露天交易演出里的崇敬和遗憾所感动，或是被愤怒和暴怒所惹怒。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感想让其充满了魅力，构成了历史关系和诗歌的虚构情节。不仅传递了同情的眼泪，让血液流动得更快，还让眼睛充满了最鲜活的不快或快慰的眼神。它让人类的生活变得犹如有趣的演出，始终都能够把最懒散的人或作为朋友或作为敌人征召进这个之前早已上演的剧目之中。一旦人们有了深思熟虑和理性计算之后，它就构成了道德本性的基础。表扬或责备这样的词汇变成了区分我们同类的词汇，用来表达人类对尊敬和热心、懒散或猥琐的判断。
我非常开心地发现，学者在精打细算估量问题时，总是否认人有道德差异，忘记了他们所坚持的总体观点的细节，不再对人嘲讽、鄙视和轻蔑，就仿佛任何此类情感只要他们对人类的行动漠不关心就会发生。人们对欺诈行为恶语相加，大概是想给人加上道德限制，就仿佛在责备某种欺诈并不涉及道德本质。[11]
我们是否可以解释人类判断个性喜好，或盲目崇拜或蔑视所依赖的原则呢？如果不能，事实就失真了吗？我们一定要放下心灵的冲动，除非科学发现了这些动机的原理吗？如果一根手指被点燃了，人们关心的不是着火的财产；若心被撕裂了，或心灵不快，我们岂不也没有时间来对道德这样的问题作出多少估计？
其实正是财富在起作用，尽管好奇之人还在忙于寻求其规律，但是此处和用在其他文章中的理论是一样的。农民或小孩能够推理、判断或使用自己的语言，他们所用的观察、联系和类比方法也是逻辑学家、道德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用的方法。他们会在过程中发现原理，或得出总体的规律，这些规律是为人所熟知的，在个案中也是普遍适用的。我们会因为占有了一些细节或得到了具体情况给出的暗示而倍感快慰，却不会因为从理论和总体评估中得出的指导而感到高兴。
在任何研究的结果中，我们都会遇到不能解释的事实。这个耻辱会时常让我们不再从事大量无果的实验。同我们对自我存在的感知一样，我们必须承认许多情景同时且以同样方式成为了我们知识的一部分。实际上它们构成了我们存在的方式。任何农民都会告诉我们，人有权利；僭越这些权利是非正义的。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权利是什么？我们或许就会逼着他弄出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不合情理的词汇来取代权利这个词。要是要求他解释自己思想的原初模式，他最终描述的却是情感，从自己的语言中找到许多特殊的词汇。
人的权利一定和大量的问题相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在确立财产、区分等级之前，人类有权保护自身，自由地行动；他们有权享有理性的情感和心灵的感知力；他们不与人交往，就不能感觉出他所参与的部分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但是我们在此不是要把权利的概念应用到什么地方，而是要推理出人们意识中之所以会有正义这个概念的所以然。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人类就是被直觉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社会行动源于善良和友谊的情感。如果这是真的，在认识别人和相互习惯之前，人们彼此是相互间关注的客体，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尊重。他们对富有漠不关心，经受折磨也会得到同情。如果灾难可以用涉及的人的数量或质量来衡量，如果同类的每一次苦难都引起广泛的注意，如果甚至在对待我们对其并不具有良好祝愿的人时，仍然不愿意成为害人的工具，那么在这些友好处理方式的表现上，似乎应当确定道德情操的基础是足够稳固的，我们为自己保留权利的感觉是人性和率真在人类的延续。
在我们责备一项残忍或攻击行为时，我们凭什么这么说？那同类相残式的攻击又是被什么阻止的呢？或许在这两种情况下，某种原则的使用，也即慈悲的存在，会让人流下同情的眼泪。所有这些情感的合一，构成了善良的性格；即使不是出自为善的决心，至少也是因为不愿意伤害别人。[12]
但是或许很难悉数这些指责或赞扬人类行动的动机是什么。甚至当我们的道德达到某种境界时，性格会在我们形成判断的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让我们说该说的话。正如嫉妒总是巧言令色者最好的门神，嫉妒之人也通常最容易刺探到邻人的失败。嫉妒、虚伪和自负都能操纵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本性中最糟糕的准则是我们道德追求的底线。如果我们只是想要研究为什么那些对人很好的人意识到在任何情况下同类都应该保有一定权利，为什么他们会考虑到人的权利，我们或许没有更好的理由，除了认为这些表示赞许的人所关注的是自己派系的利益。[13]
当我们考虑到，任何美好的品德在人们心中是要反复斗争的；当我们想起这个世界上广泛存在着利益之斗争，人类的嫉妒、羡慕和妒忌之心大行其道时，似乎很难断言，爱与慈悲是人心之中最有效的原则。我们在很多场合下一定会产生不可抗拒的躁动，因为自我保护的愿望总是稳定不变的，这才有了快乐、满意和开心的源泉。因为有了这种并不逊于怨恨和仇恨的力量，人们才会有了自我牺牲的想法，并在历次艰苦和危险中毫不气馁。
友谊所赋予的性格，在平静的时期会随着满意度而逐渐增长，这也是令人心情愉悦的，不仅在胜利时，在悲伤时也是如此。它让空气充满了高贵情感，让人们脸上的表情体现出对美的渴望，这是任何复杂的体系都无法比拟的魅力。人们的生活从中得到了幸福感，人们在诗歌和重要的修辞中模仿它们。对自然的描绘中即使表现了最有活力的行为或男性气概都不能让人为之所动，除非他们加入了普遍情感的表达和同情心。人们会发现这样的情感在斗争中、胜利时或某种柔弱的情感所表达出的不幸中都会出现。在《埃涅阿斯记》中波利提德之死并不比那些摧毁了特洛伊城的战士的死更加感人，倒是年迈的普利阿莫斯在幼子被杀之后的表现更让人动容。悔恨和悲伤带来的痛苦让父母撤出战斗，用手拂去儿子的血迹。荷马悲剧的连贯性在于表现了爱的力量，而不只在于展现了暴力和同情心，他在任何环境中或许都从未尝试着去提升后者。
毫不奇怪，因为有了这种点燃激情的导向，有了这种对心灵的命令，有了这种引起情感的快慰，还有这宝贵的自信心所带来的结果，人性的原则就会让人在赞扬或责骂时有话可说。即使在其因受限而未能指导我们的行为时，我们也会牢记人类性格中什么才是最可贵的。What hast thou done with thy brother Abel？[14]这句话就是代表一种道德谴责；如果经常重复第一个答案，人类就在一定意义上足以认识到自己天性的责任。他们已经感受到，谈论过，甚至已经作为同类的保护者行动过：他们让率真和相互之间的感情成为人类性格无比可贵之情的检验：他们让残忍和敌对成为他们愤怒和仇视的重要目标：即使头脑被利益充斥，心灵也会关心友谊；当人类事务倾向于自我保护的最大化，人们也会用最闲的时光来从事善行和友好行为。
因此，人类通常判断外部行为的共同规则就在共同善的基础上，从假设这些行为的影响中得出。趋利避害是自然正义最伟大的法则；散播快乐是道德的规则；当我们指责以牺牲一群人的利益来满足一个或一些人的好处时，我们说的是将其作为人类行动伟大目标的公共事业。
最后还必须承认，如果爱人的原则是我们道德爱憎的基础，我们有时会在没有考虑到自己同类遭受了伤害或迫害的时候就开始表达情感。同时，除了真诚、友谊、慷慨和公共精神这些和这项原则直接相关的美德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从不同来源得出其魅力的原则。节制、坚韧不拔都是些类似的品质吗？因为它们给人们提供了快乐，难道不是吗？有能力推动人类福利的人肯定不是个傻子或者胆小鬼。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表达说，节制、坚韧不拔这些品质对于我们所热爱和尊敬的性格是必不可少的吗？我很清楚为什么我应该渴望这些，为什么我应该希望我的朋友也有这种品格，希望每个我所爱的人都是如此。然而在这些品质对于我们的快乐如此必要并且在我们性格的完美中扮演如此重要部分的地方，我们寻找赞誉的原因目的又何在呢？我们必须不再对自我进行过高估计，在这些品质被我们忽视之前，必须得区分出什么是优秀的。
一个热心的人会有这么一个座右铭：他作为一个个体，不过就是整体的一部分，这个整体需要他的关心，他会发现在这个原则中，这是一个其他所有理由的基础。出于对动物性快乐的蔑视，他会排除自己最重要的快乐；出于对危险或痛苦同等的鄙视，他停止了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伊壁鸠鲁说：“暴力而稳定的情感加大了这个目标，减少了阻挡在前面的困难或危险，去问问那些恋爱的人吧，他们知道我说的是实话。”
另一位出色的道德哲学家[15]说过：“在我之前有一个公正的想法，如果我可以以身作则，我应该首先想象所有人的快乐。”或许这对于他们的快乐以及他们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只要我们不考虑人类应该拥有的恰当观点：或许这是人类共同善的另一个名字，有德之人需要将其推进。如果美德是最高的善，其最好与最明显的影响就是用作交流和传播。
因关心道德品质而去爱甚至去恨，出于正义而拥护一个党派或因罪孽的刺激而去反对另一个党派，都是质朴的共同标志，也是有活力、正直和普遍精神的具体表现。为了保护非正义的党派利益或建立在站不住脚的基础上的憎恶感；为了保持心灵的镇静，在不伤害敏感与活力的前提下，积极地推进观察和穿透力，都是有活力和有教养精神的标志。为了能在种种复杂的人类历史中遵守这样一种精神指引，在心灵无论贫富始终能够主宰自己的情况下，当在困境中人们所关心的主题成为活下去、自由甚至简单的如利益这样的问题时，仍然具有这样的品质，这就是最伟大的胜利，是心灵的真正提升。埃帕米农达说：“今日的大事已经决定，从我身体里取出标枪，让我流血而死吧。”
美好的性格在什么指引下才会形成？美好的性格建立在情感、鲁莽和自负的温床中，进而形成了某种风尚，故而自称文明吗？在伟大而富庶的城市，那里的人也争夺装备、衣物和声誉吗？是在宫廷里令人欣羡的管辖区内吗？宫廷让我们在不开心的情况下学会笑，在没有爱的情况下去爱抚别人，在嫉妒和妒忌的秘密武器之下身受重伤，把我们的个人幸福建立在我们并不总是尊敬的命令之上。不是的。但在心灵的伟大情感受到削弱的情形下，在那里，人的性格（而不是环境和财富）成为最主要的区分标准。在那里汲汲于利禄或虚荣都消失在更伟大的情感光芒之下了。在那里人的灵魂感受到自身存在，就像动物尝到了猎物的鲜血，在此情况下便不会堕落到追求那些可以不用其智慧和力量便唾手可及的目标。
道德作用在有教养、喜乐的性格之上，会在合适场合产生最让人欣羡的结果。而仅凭指导则总会发现人类不能够完全理解其内涵，或者对于这些指导麻木不仁。然而这种情况还不算让人绝望，除非我们能够结成了政治系统和固定的行为方式，或把自由出卖给了头衔、装备和等级，或除了富有和权力之外看不到任何美德，在贫穷和忽视之外看不到更低贱的行为。那魅力能够治愈被混乱所侵染的心灵吗？何种警示能够唤醒对自由的渴望？这渴望也可能变成卑鄙无耻和利欲熏心。甚或哪种劝说能够把政治的丑态变成人性和真诚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