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民族幸福
人在本质上是社会的一员；一旦考虑到个人的能力，个体就不再是为自己而活的了。如果其快乐和自由与社会的利益相冲突，他就必须放下自己的快乐和自由。他只是整体的一个部分；我们认为这一赞许是基于他的美德，并且只是我们对一个整体的成员施加的总体赞许的一部分，他是一个构造或引擎，他很好地胜任了自己的位置，并产生了影响。
如果这是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得出的，如果公共利益是个人的首要目标，那么如下结论也同样是合理的：个人的快乐是文明社会的伟大目标。因为如果被当做部分的成员都不开心，又何谈公众享受快乐呢？
然而社会的利益和成员的利益是很容易达成妥协的。如果个人的每项考虑都把集体放在前面，他就会因为这项考虑而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得到最大的快乐；公共对于成员最大的祝福也是让其继续成为自己的一员。这是最快乐的状态，是其成员最喜欢的地方。他们都是最快乐的人，其心属于社区，在其中他们发现了慷慨与热情的目标，并且有了实践自己天赋和极富美德的性格的窗口。
在我们因此发现了普遍最大化的时候，我们最大的问题也就出来了：其在具体问题中如何公正地应用。民族的大小、人口数量和财富都是不同的；其实践的技艺也不尽相同，他们得到的居所亦然。这些情况或许不仅影响了人的行为方式；在我们的看法中，它们甚至会和技术构成竞争。这些情况本应构成民族幸福的一部分，和美德无关；并且给出一个我们可以为之自豪或为民族自豪的头衔，正如我们在私人领域，因财富和荣誉而得到的虚荣。
但是这种衡量快乐的方式一旦被用在私人之中，就会是毁灭性的、错误的，用在不同民族也是如此。财富、商业、领土大小、艺术知识这些一旦被合理地运用，就是保护自我的方式，也是权力的基础。如果它们不幸碎成了部分，民族就会被削弱；如果它们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种族则会灭亡：它们的趋向是要保持人类的数量，而不是创造快乐。因此它们会相应地像维持快乐一样维持凄惨。它们对一个目的作出了回答，但是却不能因此回答所有的目的；它们面对胆小、萎靡、奴性十足的民族无能为力。
伟大而强大的国家可以战胜并征服弱者；有教养的商业民族要比原始人拥有更多财富，并有多种艺术形式：但是人的快乐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一样的，它是由真诚、有活力、奋发向上之人的祝福得来的。如果我们把社会的状态仅仅当做人们被各种性情所引导，或者作为一种因为有保护种族、发展天赋、刺激美德的效果才有价值的状态，我们不需要扩大自己的社会就能享受这些好处。
增加人类的数量会被理所当然地看做是一个伟大而重要的目标：但是扩大某种状态的局限或许并不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尽管我们想要让我们的同类成倍扩大，但这不等于说如果可能的话就让整体只靠一种思维方式联系起来。我们倾向于赞颂罗马帝国，它是一种民族伟大和繁荣的理想模式：但是我们在这里所期许的伟大对于人类的美德和快乐是毁灭性的；我们会发现它和这群征服民族在之前的征服和行为方式之下所享受的全部益处是相互矛盾的。
民族间的模仿从它们分开的时候就开始了。国家群就像是一群人一样，会建立在平等和利益不冲突的基础上，在它们相互交往的事务中，找到自己理性如何实行以及对其美德的考验。每个国家采取的安全措施（包括大部分民族政策）都与它们对国际局势的理解有关。雅典人对斯巴达人而言是重要的，其在履行美德时的作用正如火石在打火中的作用一样；如果雅典城邦在一个人的领导之下联合起来，我们就再也听不到埃帕米农达、特拉希普鲁斯、拉克戈和梭伦的声音了。
因此，当我们代表我们的族类推理的时候，尽管我们会抱怨因为独立或利益不均而造成的争吵；尽管任何美德都和人类相关，我们不能仅希望在一个体制下聚集在一起，一大群人为少数几个人服务；或把国家事务交给一个元老院、一个立法机构或行政机构执行，这种权力分立的格局可能使能力得到发挥，使国家繁荣。
这或许是没有决定性规则的情况下的一个主题，但是对无限占有的赞许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或许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会有人类真正的利益，这被认为是更加完全的错误。
扩大化的方法正如其为所有国家所希望的那样，经常是从邻人那里得来的。在有大量国家相邻的地方，它们应该几乎是平等的，目的是让它们相互之间的尊重与考虑的目标得以实现，或为了让它们获得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独立。
当西班牙的王国联合起来时，当法兰西的采邑被国王整合在一起时，大不列颠的民族再保持分裂就不合时宜了。
希腊的小共和国们实际上因为其是分离的，并且可以分权制衡，才会几乎在每个村庄中都会发现民族的客体。每个小地区都是孕育伟人的温床，而现在这个伟大帝国寒碜的一隅正是人们重获重要荣誉之处。但在现代欧洲，同样大的共和国就像是群荆棘，躲在高大树木的隐蔽之下，被更有力量的邻国所扼杀。在它们那儿，某种滥施武装力量的行为会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力量分散之辈的利益。它们就像是更加卑鄙、更没有信誉的波兰商人，既非主人，也非奴隶。
与此同时，独立社会无论多么虚弱都不喜欢联合，不仅在有强权威胁或不平等合约的情况下，即使在只不过是想在既有成员的基础上再允许新成员平等地分享其一部分利益时也是如此。公民和国家联合并无利益可言；他一定会在国家扩大时发现自己的重要性减小了：但是有雄心的人在领土扩大时却发现会有更大的权力或财富被收入囊中，而统治本身又不难操作。帝国的毁灭性进步也是如此，自由国家亦是如此，在占领别人之后还会忍受煎熬，最后为他们所征服的奴隶奴役。
我们想要扩大国家力量的愿望是我们扩大领土的唯一理由；但这种方式一旦走到了极端，很难不会作茧自缚。
先不管是不是有数量上的优势或占绝对优势的战争资源，国家的强力来自其性格，而不是来自财富，也不是来自人数多少。如果国家的财富可以用来雇佣人，建立堡垒，装点战争机器，对恐惧之人的征服就很容易实现；胆小的多数就会沦为溃不成军的一群；没有勇敢之人坚守的堡垒也会被轻而易举地攻陷；武器只在勇敢之人手里才会起作用。阿喀琉斯的队伍是城邦的铜墙铁壁，会让国家更为持久，更为有效，这是用石头和水泥堆砌起来的城墙所无法加固的。
我们应该稍微感谢一下那些设计出一个可以取代美德之对外使用的防御方法的政客们。对作为理性动物的人而言这是睿智的准备，运用理性就足以自保了：在追求区分度的过程中对其而言最为幸运的是让其对个人的考虑完全依赖于自己的性格；国家的幸事则在于为了变得强有力且安全，它们必须努力保持勇敢，培养人民的美德。通过使用这样的方法，它们立即就会实现外在目标，并非常快乐。
和平与和睦的状态通常被视为公共幸福的主要基础；然而分裂的社会之间的对抗，以及自由民之间的敌意都是政治生活和学究们的原则。我们怎能弭平这些争吵和敌对的原则呢？或许根本没有必要弭平它们。和平主义者会尽其所能缓和敌意，调和意见；如果他们成功地制服了犯罪，平和了最糟糕的意见，那将是一件很让人开心的事。同时，除了腐败和奴役之外没有什么能够压服健全之人相互之间的争论，他们在国家的管理中扮演着平等的角色。
完美的和解在最优秀的团体内部并不需要达成；如果达成了，社会会成为什么样呢？普鲁塔克说：“斯巴达执政官给人的印象是表现出了和国民不一样的特性和疏离感：他希望好公民应该被带领着去争吵；他把竞争视作美德被燃起的标志；并似乎意识到，人们在不加检验地表达观点，进而达成一致是腐败的重要根源。”
政府的缔结应该旨在决定人类的快乐或痛苦。但是政府的形式必须是多样的，从而满足其不同民族的内涵、生存方式、性格和行为方式。在一些情况下，多数民族或许要痛苦地管理自己；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他们必须被严重束缚。蛮荒时代的一些村民很可能曾被安全地引导着做一些理性行为，或被引导着提出一些单纯的想法；但是纽盖特的佃农却很少值得信任，他们不得不身缠桎梏，铁链加颈。因此，怎么可能找出一个简单的政体来满足各种情况不同的民族呢？
但我们在下一部分会继续探讨指出这些差异，并以从属和管理的不同模式的名义来解释这里所使用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