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教养民族容易出现的民族精神松懈
进步民族在进步的过程中不得不和外国的敌人作战，人们对其怀有深刻的敌意，有了这些敌人，在许多冲突中，他们自愿结成一个民族。在某些阶段，他们也觉得自己的内政存在某些不便和怨恨，并因此产生一种急不可耐的情绪；他们担心改革和新的改变，从而对民族的快乐有了乐观的希望。在早期时代，每种技艺都是不完美的，人们怀疑是否能够改进。每一门科学的第一原则都是未解之谜的破解，然后在掌声与欢呼中将成果公之于世。
我们会想象自己，在进步时代，人类的种族就像被派到未知的荒地的侦察兵一样，他们面前的世界大门已经打开，每走一步都会呈现出革新的前景。他们带着期望和愉悦之情进入每个新的领域；他们兴奋地从事着每一项工程，相信他们正在抵达民族幸福的时刻和永恒的荣耀；忘记了过去的失望是如何掺杂在成功之中的。仅仅因为无知，原始心灵沉迷于热情之中；偏爱自己的处境和自己追求的东西，他们认为任何场景都不如他们现在所处的好。同样被成功和不幸所激发，他们也很乐观、勇敢和积极向上；他们将不完美的技术和每项技艺的粗糙运用留给了他们这一最明智的时代，但是他们也同样留下了活跃而勇敢的精神，他们的继承者并不总是能够继承或模仿这些财富。
或许我们可以将其视作对充裕社会的纯粹描述，至少在他们进步过程中的某些阶段的确如此。他们进步所带有的精神在不同时代可能是不均衡的，或许也有它勃发的时候、间歇的时候，这些都源自人们情绪的不稳定性，以及刺激他们的机会断断续续出现或根本不出现。但是这种一度曾经承担起内政和商业技艺计划的精神在其自身追求的间歇之中找到了一个自然的终止点吗？文明社会的事务可以完成吗？进一步加强的机遇会没有吗？连续不断的失望会拒绝乐观和希望吗？对目标的熟悉会模糊革新的边界吗？经验本身会冷却热情吗？社会还能和个人相比吗？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民族的活力就像自然界中的生物体随着新陈代谢而衰老一样，因缺乏锻炼而衰弱，最终自然消亡呢？社会在他们的设计完成过程中，就像老年人蔑视娱乐一样，也是对热情不敏感的吗？年轻人的活力会变得冷漠而对原始时代所热衷的东西漠不关心吗？一个有教养的社会可以被比作一个已经执行了自己的计划，建立了房屋定居，简而言之，已经耗尽了所有事务的吸引力，浪费了全部的热情，沉浸在懒散和永远的冷漠之中的人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至少发现了和我们的目标相近的另一个内容，但是或许也是在这个问题上，相似性是不完善的；进而所有的推论就像是从类比中得来的结论一样，容易更多地变成取悦大众的东西，而不是给出任何它所涉及的问题的真实信息。
人类技艺的原材料从来就没有被完全耗竭过，努力也从来不会终结。民族热情在任何时代都和积极性所在的场合息息相关，也和继续被研究的主题的内容相辅相成。
科学对无知的人和无趣的人而言是新的，他们最沉溺于生活的舒适，而不是变得更加活跃、更为好奇，这些人通常更加安静，缺少研究之心，而不是更有学识或更有教养。当把人类处于其原始和有教养状态的一些案例拿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们[4]最后会成倍增长扩大。但是我们提出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作答；如果在社会进步的时代，[5]我们发现人类的追求并没有泯灭，或大部分消亡，那我们会发现它们至少在发生变化；在评估民族精神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可以发现其被忽视了，但另一方面又会发现其被错误地关注了。
总之，事实是在我们所有的追求中，这是麻烦的终点，也是我们立志为之奋斗的终点。我们想要消除这种不便或获得那些不再需要我们付出劳动的好处。皮洛士说：“当我征服了意大利和西西里之后，我就会休息一会儿。”这种终结在我们的民族和我们个人的努力中不断被提出；尽管有相反的经验不断出现，它也被视作幸福的顶峰。但是自然已经在很多情况下非常睿智地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并且让我们为这种值得赞美的、可预见的绝对平静所作的努力无法实现。一个目标的实现只不过是一个新目标的开始，一种技能的发现只是我们实现进一步研究、逃离迷惑之路的某种延续。
在屈指可数的能够带来发明、培养人类天性的职业中，就有居所和财富的追求，和所有能够促进手工业发展或完善工业技能的发明。但是我们必须知道，由于商业原料能够不断积累而没有极限，因此可被用于改善它们的技术也将不得不处于永久的完善之中。人们不会发现任何衡量财富的标准或技能的水平能够满足人类生活应有的需求；改进和充裕状态能够培养出新的愿望，然而它们会提供更多的方式，或践行新的方法来满足他们。
在商业技艺的结果之中，财富不平等是最容易出现的，每个民族的多数人都处在紧缺状态，或至少被野心和贪欲强烈地刺激着，想要运用出自己全部的天赋来。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运用了自己在手工业和商业上的天赋的中国人，仍然是地球上所有民族中最勤劳能干的。
这种观察的一些部分可以扩展到艺术之中。它们也有自己不会耗竭的原材料，这源于永远都不能满足的欲望。但是对艺术才华应给予的尊重却飘忽不定，这和时尚的变动有关。当富有知识的作品开始积累的时候，研究学问就会取代发明创造。纯知识的目标是靠中庸或谦逊的天赋才能达到的，各种新人的出现会减弱那些杰出人士的光环。当我们只是想要学到被人教给我们的东西时，或许即使是我们的知识也不会比我们的老师少。伟人受到世世代代的人的推崇，以至于我们都说不出自己崇拜其的缘由：新出现的冒牌货被忽略掉，不是因为他们前无古人，而是因为他们不能超越古人；或因为我们实际上不加检验地接受了前者的伟大而不能对二者做出评判。
图书馆里装满了新书之后，通往智者之路就被我们所崇拜的人占据了，而不再进行进一步的努力。我们成了学生和崇拜者，而不是敌人；用书本知识取代了倾向研究的精神。
商业和谋利的技艺或许不断地发展壮大，但是它们是以其他追求为代价而获得自己的优越地位的。谋利之心窒息了对完美的热爱。利益冷却了想象力，使内心变得顽固无比；提倡雇佣（因为它们是具有谋利性的），会把天才和野心逼迫到柜台和工厂里面。
除了这些考虑之外，专业分工尽管看起来能够推进技术改进，实际上也确实随着商业的进步让每项技艺的产出都变得更加完美，而且最终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打碎社会的纽带，用形式取代智慧[6]，把个人从职业的共同场景中抽离出来，而这些场景恰恰是心灵、心智能够被快乐地使用之地。
在职业区分之下（通过这种区分，有教养的社会之成员相互分离），每个个人都被看作具有他自己的某种天赋，或独特的技术，其他人对此坦诚自己的无知；社会此后由各个部分组成，没有人能够被社会本身的精神[7]所鼓动。伯利克里说：“我们在一些人中间看到他们既关心私人事务也关心公共事务；而那些分散到各个职业之中的人则关注和社会有关的完整知识；因为我们本人把那些不关心国家的人看作是完全不重要的人。”这种对雅典人的推崇或许在某种担心之下会适得其反，为他们的敌人所谴责或很快被取代。因此，经常会有国家事务和战争在雅典人那里得不到有效的操作，因为这成了分散职业的不同目标；人类的历史丰富地表明，人类不再是公民，甚至也不再是最好的诗人和演讲家，因为他们被自己的职业区隔开，其他人则被不同的技术所分开。
比我们更不受尊重的动物足够高瞻远瞩地获取食物，找到它们独居的快乐；但是人类社会却要商议、争论、相互反对、争斗，并因为友情或对付敌人的勇气而丧失了个人的利益或安全感。
当我们参与社会的不同职业，即包括国家、部落或因利益而组建的等级秩序，或被交往中产生的情感所支配时，我们的心灵会自然地找到自己应当归属的位置；心灵的情感、理解力的天赋就会自然得以实践。智慧、机智、忠诚和锲而不舍的精神都是这种情况所需要的性格，也是能够改变的品质。
在简单或野蛮的时代，一旦民族变得脆弱，或为敌人所困扰，国家、党派的爱就是一样的。公共是朋友的纽带，敌人是剩下的所有人。死亡或奴役都是人们想要避免的常见的恶行，胜利和占领则是他们期望的目标。在他们因外敌入侵而忍受的情感之下，每个富裕的社会中就会有一个增加武装力量、扩展边界的目标。随着这个目标的实现，安全也相应得以保障。那些生活在国家的内陆地区、远离边境的人们将感受不到来自外国的紧张气氛。那些生活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地区的人们则不能感受到政治利益的内容；公共领域对二者而言成了一个或许太过粗放的目标。他们享受着法律的保护，或者敌人的保护；他们夸耀自己的伟大和威力；而不是不断增加的公共感情，这种感情在小国之中，是与父母之爱、恋人之爱的温情和友谊相伴始终的，仅仅因为目标的扩大而丧失了大量的威力。
原始民族的行为需要改变。它们的外部争端和国内分歧都是极端乐观情绪的结果。一个平静的国家怨恨快乐的影响。但如果各民族追求领土扩大与和平的计划，除非它们的成员不再担心社会共同的纽带破裂，或社会成员不再关心与国家有关的情感，否则它们就一定能够在相反的方向上犯下错误，因为它们太不关注刺激起人类的精神，进而促成时代的懒惰或腐败了。
社会成员或许会以这种方式，就像被征服的省份一样丧失了共同联系的感觉，只有欢喜和邻里之乐；他们没有相互交往的共同事务，而只有贸易的快乐：联系或交往实际上正是廉洁和友谊的所在；但是在此，我们现在所考虑的民族精神消长却无法发挥作用。
但是我们对因扩张从而放松政治联盟纽带之趋势的观察不能用在那些最初非常狭隘，从不扩大自己的版图的民族中，也无法运用于那些在原始状态下已经扩展成为一个王国的民族。
在一个有着相当可观的领土的地方，民族联盟在野蛮时代屈服于一个政府，享有自由，但也是极度不完美的。每个区域形成了一个分开的派系；不同家庭的后代相互敌对，自称是部落或是氏族；他们很少按照一个稳定的一致方案行事；他们的复仇和敌对让民族更容易爆发战争，而不是联合在一个政策的联系之下。然而在他们的个人利益差异中，以及在无政府的状态中，他们获得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的力量经常能让国家的权力得以扩大。
无论民族的领土面积如何，国家的秩序和日常的政府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并不等于说每种被制定出以达到这些目的，以及在其制定时，还会锻炼并培育出最好的人类品质的安排，因此就天生能够创造长久的影响，并能够从民族精神一经出现时就保持其存在。
我们有理由担心普通人的政治能力，如果我们考虑到，平静或不反抗本身在很大程度上都指向了他们的目标；他们会不断地模仿自己的政府，而不仅仅是防止非正义和错误行为的产生，更是防止过分的热情和瞎折腾；通过这种障碍他们奋起抵制人的恶行，这会让他们根本就不再行动。自由人的各种意见不一致现象在一些政治家眼中都会引起无序和民族和平的裂痕。是什么让人热血沸腾？是什么延宕了事务？是什么缺少保密行动或任务派遣？什么是政治的缺陷？杰出的人有时看起来就是在想象，粗野的人没有行动的能力，也不能思考。一个伟大的国王愿意嘲弄一个自由国家的法官，因为他被限制在法律解释的条条框框下而变得小心翼翼。[8]
根据公共秩序的安排，我们轻易就能了解到，哪些行为是合法可为的。共和国的热情、对其成员的放纵会引起君主国臣民的反感情绪。让欧洲人走上街头和战场的自由，在一个中国人眼里就是错误和无政府状态的前奏。“人类能够因为有了优势地位而不颤抖吗？他们在没有精确而规定好的仪式中能够交谈吗？如果街道没有街垒，怎可希望和平？如果人们被允许做他们愿意做的任何事，这是何等的野蛮无序呀？”
如果人类因此而对彼此产生的戒心足以压服他们的犯罪行为，并且不是因腐败的念头，或者因为觊觎统治者的权位而起，这个过程本身，作为可被允许的对人类恶行的最好救济就应该被赞赏。毒蛇一定要被隔绝，老虎一定要被牢牢地拴住。然而一个充满活力的政策被用来奴役别人而不是限制犯罪，它实际上就会加剧人们行为方式的腐化，并消灭民族的精神；如果这种严酷方式被用于遏制自由人的热情而不是修复他们的腐败；如果这种形式被当作有益的行为而被赞许，因为他们只是想要让人们保持沉默，或让人们的呼声被判定为有害的，因为他们允许这一呼声出现；我们或许能够想见，文明社会许多值得夸耀的成就只不过就是让政治精神变得迟钝，或禁锢积极的美德，而不是让人们永无休止地混乱。
如果对许多民族而言，政策的目标以其全部内在的成就而言就是要保护个人和臣民的财产，无关其政治品格，宪法实际上就是自由的，但是其成员可能因此变得不配享受他们所拥有的自由，也无法保护这种自由。这样的宪法其影响或许就在于通过扩大所有等级的人们想要得到的不同追求，这种自由他们可以不受任何干扰而享有；或让他们能够不考虑社会也能保有他们所得之物。
如果这是政治奋斗的目标，这种蓝图一旦被执行起来保护个人的田产和生存方式，就可能终结执行这种行动本身所赋予的美德。一个关心自己同胞的人在保护自己人身和财产的时候会和篡夺行为斗争，他会更加慷慨、更有活力；但是那些在政治机构之下得到完全授权的人因为他是自由的而仅仅乐此不疲地享受自己的财产，政治奋斗的目标实际上就变成了腐败之源。某些时代的个人主要通过他们附属的党派获得对自己的保护；但在腐败的时代，他们却自吹自擂，他们能为公众带来长久安全，要是在多年之前，他们必须要靠机智与精神，需要待人友善，需要发挥一切天赋让自己受到尊敬、畏惧或敬爱。因此在一个时代里，环境就足以刺激起精神，保留人们的行为方式；在另一个时代，伟大的智慧和领袖对人类幸福的热情也因为同样的目的成为人们的需要。
人们可以认为，罗马并非亡于懒散或沦丧于国内政治热情的缺失。她的反复无常显现出的是一种暴力而严苛的性格。然而如果加图或布鲁图的美德能够在共和国即将灭亡的时刻得到用武之地，安提库斯的中立和倦怠就会在同样的多事之秋找到自己的安全保障；最伟大的民族归于沉寂，头上却飘荡着暴风骤雨，最优秀的等级因而被摧毁。在人类的心智中，公共的情感遭到了贬损；甚至党派间的敌对也消失了：他们只能因骚乱而分享，要么作为军团的士兵，要么作为领袖的随从。但是这个国家因为缺少伟人而陷入了混乱。如果在我们谈论的这个时代，我们只能找到一些区别于人类历史的名字，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比这一时期的名人还多。但是这些名字是在开疆拓土的斗争中变得杰出的，而不是在平等权利的实践中实现的：人们被腐蚀了，那个伟大时代的帝国需要一个主人。
总的来说，共和国政府处于被毁灭的风险之中，这其中某些党派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且民众存在可能叛变的精神，这些民众被腐化了，不再适合参与国家管理。但是在其他的政体之下，如果某地的人民被腐化反倒让自由更为成功地实现，民族活力的衰落始于破坏这种安全，而这种安全的获得依赖于某种政治秩序的完美。
权力和职位的分配，能终止相互之间侵犯和亵渎的法律，能使个人的人身与财产在没有朋友、党派、义务的情况下被完全保护的法律，这正是国家的天才们所获得的荣誉，并且如果没有相互理解和廉洁奉公的行为，还有那些对果敢精神的考验（它装饰了一个民族的编年史，并且给未来一个值得尊敬和赞许的话题），它也不可能完全建立起来。如果我们假设这个目的实现了，人类就不会在享受着自由的状态下，根据自由的情感或出于保护公共习惯而行动；如果个人考虑自己安全时不再只关心自己；这个值得赞许的优势就只会带给他们在休闲的时光里享受诸种便利和生活必需品的机会；或者在加图（Cato）的语言中，教会他们更加重视自己的房屋、别墅、雕塑与画像而不是共和国。人们会发现他们厌倦了自由宪法的秘密，他们在谈话中把这挂在嘴边，但是行动的时候却忘在脑后。
自由的危险不是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但和任何原因相比，没有比因人们的某种倦怠而导致的危险更加重大的了，正是其内在活力让宪法取得了成就，并因此得以保存这些成就。这个自由的权利也只保留在人们手中才最安全，人们认为他们享有这些便得到了安全，他们因此把公共领域看作是为自己的贪婪提供了无数可乘之机；也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宁可牺牲那些给予了他们行动或考虑的对象的权利。
从这些反思的趋势来看，似乎一个民族的精神经常改变，人类本性中无可救药的狂躁并不能作为民族精神，但他们自发的疏忽和腐败行为将作为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或许在执行一些为了获得领土和财富的计划时能够独立存在，它就像一个无用的武器一样，在实现了目的之后就被搁置一旁。
普通的成就因为活力终止而终结，对于保护国家毫无裨益；因为它们让人类的行为依赖他们自己的技艺而不是美德，并把人类本性的改进错误地当作仅仅是获得居住地或财富。[9]坚定了人们心灵的机构刺激起人们的勇气，推动民族幸福，这必不会让民族消亡。
在我们所尊敬的记忆中，不能找到这些吗？让那些被政府赋予了权利的政客依赖它们吧！他们的任务正是要表明他们爬到了国家最高的位置上是否是对利益的追求（这会让他们沉沦）；他们是否有能力理解人们的福祉，还有他们是否有能力运作想要参与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