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艺与职业分工之后的屈服
屈服的一个原因在于自然天赋和技能的差异；第二个在于财富的不平等分配；第三个也很容易感知到，就是在于通过不同技艺的实践获得的习惯。
一些职业是自由的，其他的则是机械的。它们需要不同的天赋，能够激发出不同的情感；无论这是否是我们自己心里愿意的结果，合理的结果是，基于人们不同的职业和地位，来自他们培养心灵力量或保存心灵情感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形成了我们的等级观念。
人类有一种自然的提升途径，通过它，这个人可以被认为在其最原始的状态下无论生活所迫多么紧急，也会超出对单纯物质和利益的考虑：表面上，他只是凭着良心办事，不管是对待朋友还是敌人；一旦面临危难，他便会挺身而出，而让弱者或被奴役的人只处理日常问题。
在各种情况下，同样的担忧也调整他对卑贱与尊贵的观念。在文明社会他的愿望是避免粗野的性格，这让他能够隐藏起和自我保护与生活负担有关的关心来。在他的估计中，乞丐需要慈善的帮助；劳工的血汗生产出他日常的饮食；不需要发挥才智的技师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或实现目标的手段而自降身份。职业需要更多的知识和学识；存在于把想象力付诸实践和对完美的热爱的过程中；带来了赞美和活力，把艺术家放在了一个最高的等级，将他带到人们认为离最高等级之处最近的地方；因为在其中他们注定没有任务；因为他们要服从心灵的技能，参与社会，他们把心里的情感带入社会，或因公众的召唤而进入社会。
这最后一个就是有自由与奴役之差别的社会地位，每个古代共和国的公民都努力去获取，希望为自己保存这一自由状态。女人或奴隶在早年时代被从社会中分出来负责家政的目的或从事身体劳动；在谋利的技艺进步之后，后者被推到了技师的职业中，甚至为了主人的利益而被给予一定商品。人们能够理解，自由人除政治和战争之外没有别的目标。以这种方式，这个种族中一半的人的荣誉是为另一半人而牺牲的；正如同一个采石场的石头有的做了基底，有的成了建筑物上最高的部分。在我们给予古希腊和罗马人崇敬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到，没有人类的机构是完美的。
在许多古希腊城邦中，利益就是通过这种残忍的等级划分而流进自由人的口袋中的，这些利益在公民中不是平等地分配的。因为财富不平等分配，富人就不用劳动；穷人则只能为了生存而劳动：利益是二者工作的热情所在，占有奴隶就像占有谋利得来的财产一样成为贪婪者的目标，而不是从卑鄙的关注中解放出来。只有在斯巴达，机构的所有努力都实现了，或者在任何可观的时间里被人们所享受。我们感觉到这不公正；我们为希洛人所受的不公正对待和严酷的生活环境而感到痛苦：但当我们只是考虑这个国家最高等级之人的时候；当我们重视精神的高贵和伟大时，因为有了它，危险不再恐怖，利益不再造成腐败；我们将其当作朋友或公民，就像他们本身一样，但我们容易忘记奴隶应被当作人来对待。
我们在那些等级的公民之中寻找情感的升华、思想的自由，这些人因为自己的境遇、财产，而免于卑贱的营生。这就是对斯巴达自由人的描述，如果古代的奴隶们真的要比现代社会的农民和工人活得更惨，人们将质疑，是否受人关注、享有尊荣的上流贵族并不都能配得上自己的优越地位。如果对平等的正义和自由的要求能够阻止每个阶级的人都一样被奴役、被雇佣，我们就制造了一个希洛民族，而无自由公民。
在每个商业国家，为自己国家的权利平等是何等的骄傲，但少数人的晋升必然会压制多数人。在这种安排之下，我们认为一些等级极端的卑劣性会因为知识的缺乏、自由教育的不足而甚嚣尘上。我们提到这些阶级是将其作为一个我们处在原始和未开化状态下的图景。但是我们忘了有多少情况下，尤其是在人数众多的城市，都倾向于让最低等级的人变得腐败。无知是他们堕落的最轻的一面。对未获得的财产的渴望成为妒忌或奴性的本源；永远贪婪地渴望谋利，就是一种屈服的感觉；人们为了满足纵欲的诱惑或贪婪的愿望，而被犯罪所诱惑；这些都不是无知的例子，而是腐败和无耻的例子。如果原始人没有接受我们的指导，他就同样接触不到我们的恶；他不知道财富的差异，也不能变得心怀妒忌；他在人类社会能提供的最高社会地位上，根据天赋而行动，既能做参谋，也可以做国家的士兵。在形成自己情感的过程中，他了解到心灵需要被认知；他可以区分他爱的朋友和唤醒他热情的公共利益。
对民主政府和大众政府的反对主要来自商业技艺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我们得承认，公众的集会，一旦由人品低劣、平时就那么下贱的人组成，那么无论他们是按照主子或领袖的命令行事还是如何，他们都当然不适合发出命令。一个把自己的注意力全都放在生存和自保上的恶人怎么可以被赋予代表国家行动的职权呢？这种人一旦开始关注国家事务，就会让自己的议会变得糊涂和混乱，或者奴性十足、腐败横行；并总是遭受党派斗争或者错误组织或错误执行的恶果。
雅典人保留了大众政府中的很多缺陷。技工有义务参加集会并旁听有关战争与和平的讨论，否则就要受罚。他被金钱奖励所诱惑，被内政和犯罪的动机所试探。尽管考验是如此能够锻炼他们的天赋，但低俗的人总是只关心利益，或者总有从事低微职业的习惯。他们沉浸在个人差距和缺陷的感觉中，他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置于领袖的影响之下，这些领袖靠他们的热情来练就这些人的恐惧；或者因为被妒忌心驱使，他们随时准备好放逐国家内部有声望和地位杰出之人：无论是因为他们一度忽视了公众还是忽视了他们作为男性应管理国家的职责，他们手中的主权随时都能被夺走。
在这种情况下，人实际上是被一个人或一小部分人管理的，他们知道怎样指挥这些人。伯利克里在希腊拥有一种国王一样的权威；克拉苏、庞培和恺撒无论是参与性的还是世袭的，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罗马的主权。
无论在大国还是小国，民主的维系都很困难，如果国家四分五裂或人们接受的教育不平等，那么这些会让人们追求和使用的东西五花八门，并在商业技艺的先进状态下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这个原则被除掉了，我们却会反对民主政府，并在人类性格的相似性消除后，把要求平等的诉求看作荒诞不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