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教养的商业民族之举止
人类在野蛮状态下有很多非常一致的习惯；但是进入文明阶段之后，他们的追求就会千差万别；他们穿梭在广阔的领域中，分散在很大的区域内。但如果有人通过一样的特性和类似的本性而引导他们，他们或许就像开始取得进步时那样也能在最后的时候在许多特殊问题上达成一致；尽管社会都允许自己的成员有我们已经描述过的等级和职业差异，并将其作为商业的基础或是结果，但他们将会在这种区分带来的影响之下彼此相近，在其他他们几乎也会赞同的环境中也是如此。
不同形态的政府之下，政客愿意除去来自国外的威胁，以及困扰他们的国内动荡。这种行为一旦成功，他们就会在某些年代为国家赢得一定的优势地位；建立一个远离首都的国家边界；他们在人类相互之间渴望和平的愿望以及保障社会和平的公共建设中找到远离对外战争和国内无序的喘息机会。他们学会了不带着躁动不安之心裁定各种争论，并通过法律的权威确保每个公民能够维持自己的公民权。
在这个发达的民族渴望并用一定方式获得的环境中，人类为安全建立了基础，并建立起一个符合自己想法的超结构形态。不同国家的结果是多种多样的，甚至在一个社会内不同等级的人所得的结果也不同，每个人因自己的地位差异而做出的不同努力也会取得不同的结果。它让政客和士兵确立起不同程序的形式；它让每个职业的从业者获得不同的好处；并让快乐的人有了修身养性、规划未来的时间，以及能够进行文学交流和研究的空闲。
在这种情况下，与人类积极追求的东西无关的问题就成了被研究的对象，理智与情感本身就造就了一个职业。诗人的歌，政客与战士的演讲，古代国家的传统与故事被当作许多艺术的范例和故事来源，这些也成了不同职业的人模仿和改进自己的目标。想象的作品就像自然史研究的问题一样，因阶级和种族而不同；每种规则都是以各种差异得出的；图书馆就像仓房一样，被不同艺术形式的颇有成就的艺术品装满，艺术家在语法家和批评者的帮助下渴望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来指导人们的思想或感动人们的心灵。
每个民族都是不同性格的色彩斑斓的集合体，在任何政治形式之下都有这种多样性的一些例证。在其中，幽默、脾气秉性和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尽管如此不同，但也都一样会丰富这种多样性。每个职业都有自己对荣誉的感悟和自己的习俗体系；商人的荣誉是思维缜密，他们有自己的市场交易习惯；政客则是其能力和演说；社会上的人有自己良好的血统和智慧。每个地位的人都有自己的居所、服饰和纪念仪式，通过这些他们彼此区分开来，并压制一个等级或某个个人，不让其代表民族的性格。
这种描述同样可以用在希腊和罗马，也可以用在伦敦和巴黎。头脑简单、心思粗陋的研究者会从不同人的居所与职业来分析人的差异，而不会着眼于民族的差异。他会在相似城市的街区中看到非常大的差异，就像一个民族不同区域的差异一样。他无法拨云见日，也无法知道如何区分一个国家的商人、工人或学者和另一个国家的区别。但是每个省份的本地人都能区分出谁是外国人；当他跨越边界到异地旅行时，就会被一个陌生国家的方方面面所震惊。人的气质、说话的语调、习语和交谈的重点无论积极、消极，还是欢快、严肃，都和自己的不一样。
在文明民族中会出现许多这样的差异，这些差异是缘于环境的影响或方式的来源不同，更为模糊而难以分辨；但是，我们可以依赖的主要差别源于人们在自己民族能力许可的范围内能够扮演的角色；源于国家给予他们的目标；源于政府的宪法，它给予居民各种条款，并对形成他们的理解力和习惯有重大影响。
罗马人注定要靠征服、毁灭别人来获得财富；迦太基人主要关注商品交换的回报，以及建立商业据点的所得，他们一定会让自己的多个首都之内有着不同性格和方方面面的人。罗马人在想要变得伟大时，拿起自己的剑，国家则让公民在家中自备武器为国效忠。迦太基人无法完成这样的计划，一旦国家有警，或决定发动战争，他们就雇佣外国军队帮他们维持利益。
共和国的成员、君主国的臣民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有国家委派给他们的不同角色：前者要和同胞生活在一起，或者根据个人的才能和性格争取优越的地位；后者则生活在一个预定好的地位，任何平等的诉求都会造成困扰，这样的国家只有地位是值得研究的对象。一旦国家机构成熟之后，这二者或许就能发明出保护自己个人权利的法律；但是对于这些权利本身，二者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一系列观念上的差异催生了不同的性情。共和国成员一定会在国家里面行动来维系自己的诉求；他一定会加入一个党派从而获得安全；他必须塑造一个党派从而变得伟大。臣民则把自己的出身当作荣誉，他需要一个法庭来表明自己的重要性，并亮出依附和品位的标志来为自己赢得公共荣誉。
如果民族机构旨在保护自由，而不是召唤自己的公民为自己行动或保护自己的权利，它就应给出一个安全系统，要求每个人在职权范围内不要关注自己或汲汲于名利；这种似乎完美的政府或许会削弱社会的纽带，在独立达到最大限度的时候，就会让它本来想要调和的各个等级离心离德。如果相互之间的依存感不再能够把人们召集在一起，那么共和国的各个党派与君主政府的宫廷会议也就无法存在了。商业胜地可能经常被人光顾，人群中可能也有娱乐形式，而私人的居住地则是寻求保护的最后场所，因为人总是讨厌名誉和成为焦点之后带来的麻烦，这是公众的政治信条中被认为毫无意义的一部分，也是人们鄙视的荣誉。
这种讽刺既不会在共和国也不会在君主国中出现；它更像是二者的混合体；比如在正义的行政机构被更好地维护的地方；在臣民想要寻求平等，但却只发现独立的地方；在他从平等的精神中学会了憎恨等级差异（在考虑到其实际重要性的时候，他付出了极大的尊重）的地方。
在共和制或君主制的政体下，或在践行共和制原则或君主制原则时，人们都需要迎合其同胞的需要，或借助党派和演讲来扩大自己的财富，甚至可以变得更加安全。他们在二者之中都发现了一个可以进行探讨的学校；但是在前者，为了培养出和公众一致的能力，人们被教育忽视自己私人性格的美德；在后者，则为了培养在娱乐场合和私人集会中受人关注的、令人愉悦的品质，教育人们忽视伟大和值得尊敬的天赋。二者都被迫让自己适应国家的风尚和习惯。他们不许为所欲为或单纯的愉悦。共和国人一定是大众的，他们的举止是彬彬有礼的。前者会认为自己能够在任何实体中很好地融入；后者则一定会选择自己的场所，只想要在为社会所尊敬的地方得到自己的优越感。因为有了不如他的人，他就有了保护人的气场，并且反过来要忍受别人对他的颐指气使。或许斯巴达人并不需要这些，因为他们除了失职之外并不担心什么，他们除了自己的朋友和国家什么都不热爱，他们有了这样长久的被监管就能够塑造自己的性格。正如它也时常存在于君主国的臣民之中一样，被用来调整自己的花费和财富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体现在和他们的血统或野心相符的等级中。
同时，没有比把假想的国家性格用在个人身上更为不公正的例子了。也没有比根据一个人或少数人的例子来判断一个民族的观念更容易误导别人的了。是希腊的宪法培育出梭伦和伯利克里，但所有的雅典人并非都成了梭伦和伯利克里。铁米斯托克利和阿里斯泰德处在同一时代，但前者提出什么是可获利的；后者则告诉自己的同胞什么是正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