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斗与分歧的本性
苏格拉底说：“在人类的命运中，有些情形会使他们明白自己注定要建立友谊与和睦的关系：比如说他们相互需要、相互怜悯、相互有益的感觉；还有结伴产生的快乐。其他情形会使他们产生争斗或分歧；他们对相同事物的钦慕与渴求；他们截然相反的主张以及在竞争时的相互挑衅。”
当我们试着用自然正义的原理来解决难题时，我们发现有些案例或许应该并且实际发生在有对抗的地方，并且在挑衅或非正义行为发生之前，这种行为也是合法的。当双方在安全和保存的数量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时，一方会在另一群体进攻之前行使自卫权。当我们把这些案例和人类遇到的错误与误解合起来看的时候，就会欣然发现，争斗并非都是出于害人的目的；甚至人的最好品质，如公正及决心都可能被运用于其争斗之中。
这个问题仍有很多值得观察之处。我们不只能在人类的环境中发现他们多变、闹分歧的根源。似乎他们的头脑中就有敌对的种子，他们喜欢相互敌对的场景，甚至还带着恶意和快感。在最和平的情况下，很少有人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很少有人既不愿意反对一人的做法，又赞同另一人的构想。小而简单的部族在其社会内部有最稳固的联盟，他们属于对抗状态下的不同民族，往往有着难以和解的仇恨。在罗马共和国早期，市民把外国人等同于敌人。希腊人则用“野蛮人”这个词指称所有其他与自己不同种族、讲不同语言的民族，并对其不加区别地鄙视和厌恶。甚至在没有特别声称优越感的地方，野蛮民族和分离的部族当中对结盟的反感、不断的争斗或永久的敌意，均表明人类既会对抗也会协作。
新近的发现已引导我们了解了人类所处的几乎各种环境。我们发现他们分布在广阔的大陆上，在那里有开放式的交流，并可能很容易结成民族的联盟。我们发现他们也可能生活在狭窄的区域内，被高山大河和海湾分隔开来。在遥远小岛上的居民可能很容易结合成同盟，并从中得到好处。但在所有这些及类似环境中，他们被分为州县，并由不同的名字和社区加以区分。市民（fellow-citizen）、村民（countryman）这类称谓与异邦人、外国人的称谓并不矛盾，但是这些词却经常因被弃用而失去意义。我们爱一个人是因为他的个人品质；但是我们爱自己的国家，则因为它是人类分支中的一个集合体；我们对它利益的热忱是代表我们对自己群体的偏爱。
在混杂的人群中，我们有机会选择伙伴就够了。我们疏离那些与我们不相投的人，转向那些更符合我们心智的社会。我们喜欢有区别，以派系和党派的名义，让自己处在反对和争吵之中，而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争议之物。憎恨，如同喜爱一样，皆因持续指向特定目标而产生。分离、疏远和反对扩大了人们之间的鸿沟，而这并不因任何冒犯而起。似乎除非我们把人类简化到家庭状态，或者发现一些外在的因素会使他们能大量联系起来，否则人类将永远分散在群体之中，并形成多个民族。
对共同危险的感知、敌人的攻击，往往对各民族而言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使其成员更团结，也通过防止分裂和实际的分离，从而消解其内部的不一致意见。这种联合的动机来自外部，它不仅对联盟因距离遥远和省份差异而受到削弱的国家有必要，甚至对最小国家的小型社会也有必要。罗马本身就是由逃离阿尔巴（Alba）的一小群人建立的，其公民常面临分裂的危险；如果把沃尔西人（Volsci）的村庄搬到离争端发生之地更远的地方，那么，神山上的罗马人（the Mons Sacer）在其母国让其分离的时机成熟前，或许就能得到一片土地。罗马总有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纷争；雅努斯（Janus）的大门常被打开，以提醒其居民对国家的责任。
如果社会和个人只关心自我保护，而且如果我们认为二者存在不同利益，进而引发嫉妒和竞争，那么，我们对由此产生的敌意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可是，如果没有别的愤怒情感，那么与利益冲突相伴而来的仇恨就会与这个问题假定的价值成正比。科尔本（Kolben）说：“霍屯督（Hottentot）族相互侵犯，偷窃彼此的牲口和女人；但是除非想要激怒自己的邻居并挑起战争，否则他们很少会制造这种伤害。”这种掠夺虽不是战争的起因，但已经可以看出敌对意图的影响了。北美民族虽不需要保护牲口和保卫家园，然而也几乎陷入无休止的战争中，他们作战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为荣誉而战，以及继续其先辈坚持下来的斗争。他们并不在乎战利品，甚至很轻易地和自己遇到的第一个人平分战利品。[10]
其实我们不必跨越大西洋去寻找仇恨的证据，也不必在不同社会的冲突中考察愤怒情绪的影响，这种情感并非源于利益冲突。地球上再也没有比这里有更多表现人性特点的肆无忌惮的例子了。当提到国家的敌人时，是什么点燃了平民胸中的怒火？在一个帝国或领地内，不同省份、州郡和村庄相互之间的偏见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让一半欧洲国家起来反对另一半的国家？政治家们常用国家间的嫉妒和谨慎的动机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可人民却有自己不喜欢和憎恨的东西，而这是他们无法解释的。他们相互指责对方不守信用和不公正，就像霍屯督人的相互掠夺一样，只是憎恨的表现，而且，已经出现含有敌意的语言。利益相关者和谨慎的敌人乐于发现对手的懦弱和胆怯，并催生仇恨和厌恶。去听听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莱茵河或英吉利海峡两侧农夫的话吧，让他们宣泄自己的偏见和民族感情；正是在他们当中，我们发现了战争和纷争的种子，即使没有政府引导，他们也将引起烈火，而政治家们则往往要将其扑灭。在以理性作为指引的地方，这种火并不总是会燃起来，也不会在由共同利益形成的联盟的地方熄灭。一位西班牙农民说：“如果我父亲能预见到与法国开战，他就会从坟墓中站起来。”在诸侯的纷争中，这个农民和他父亲在墓中的枯骨有什么利益呢？
这些言论似乎是在指责人类，并描绘出其负面形象。然而，我们提到的例子和我们天性之中最可爱的品质又是相伴相生的，并且，它们往往会提供让我们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的场合。这些品质包括鼓舞战士保卫国家的慷慨之情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性情对人类来说最有利，对人们来说，则是产生明显敌意的原因。所有动物生来就乐于发挥其天赋和力量：狮子和老虎喜欢玩自己的爪子；马喜欢让风吹起自己的鬃毛，并在草地上奔跑；头上还没长角的公牛还有天真的羔羊都有用头来角力的倾向，并且期待在嬉戏中它们注定要经受的冲突。人类也有对抗的倾向，并用本能力量对抗势均力敌的对手；他喜欢证明自己的理性、口才、勇气甚至体力。他的运动常有战争的影子，血汗在这当中自由地挥洒，受伤或死亡常会使懒散和欢庆终止。人不能永生，甚至他对娱乐的热爱也为其打开了通往坟墓的通道。
若没有国家间的敌对关系，也没有战争，文明社会自身就难以发现一个目标或一种模式。人类的互动可能没有任何正式的惯例，但是如果缺乏全国协同，他们则难以获得安全。公共防御的必要性催生了许多国家部门，而且人类的聪明才智也在运用国家力量上找到了充分的用武之地。威慑、吓唬或抵抗，都是我们在无法用理性说服人的时候最常用的做法，这种做法是对不安分心智最大的胜利；并且，那些从未和自己的同类争斗过的人会对人类的半数情感完全陌生。
实际上，个人之间的争吵经常是不愉快和厌恶情绪的表现，如怨恨、仇恨与愤怒。如果仅仅是这些情绪控制了心灵，那么纷争的场面将成为令人恐惧的东西；但是成员间常见的对抗总能够被另一种情绪所缓解。喜爱和友谊的情感与敌意夹杂在一起，而积极和奋发向上的人则成了社会的护卫者；对他们来讲，暴力本身只是宽宏大量和勇气的体现。随着民族或政党精神的发展，我们赞许那些被我们自己厌恶的东西；在与他国的竞争中，我们认为已在暴力和诡计中发现了就人类美德而言最引人瞩目的职业：爱国者和战士。在这里，甚至个人的反对都不能割裂我们对人们优点的判断。阿格西莱（Agesilaus）和埃帕米农达（Epaminondas）、小西庇阿（Scipio）和汉尼拔（Hannibal）的名字都是既被仇视也被赞颂的；战争在一些人眼中看似如此致命，但在另一些人眼中则可以被视为自由精神的体现；在让我们悔恨的结果中，战争只是造物主用来让人类结束自己生命的一种动乱。
这些思索或许让我们对人类状态有了深入的看法，不过，它们试着让我们顺从上帝的行为，而不是让我们改变自己的行为：从尊重我们同类福祉的角度看，我们努力平息他们的敌意，并通过情感纽带与他们联合起来。在追求这种温和动机的过程中，在一些情形下，我们或许会希望消除嫉妒和羡慕；我们或许希望教导人们不仅要以坦率之心对待他人，还要有人性和正直。但是，既想让许多人认同结盟，而又不承认也有人对此心存敌意，这样做将是徒劳的。对任何国家来讲，如果我们想要立即消除国外引发的竞争，我们可能就得打破或者削弱国内的社会纽带，并且结束国民最忙碌的行善和工作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