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屈服史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观察了人类以平等的名义聚集在一起的情况，和建立在对领导者自愿尊敬和依附之上的隶属关系。但在这两种情况中，没有考虑到协调性的政府计划和法律系统。
野蛮人的财产是由房屋、皮毛和武器构成的，他对这些就已经满足了，并且具备了一定的安全性，他自身就可获得。他认为在处理和其同辈的关系时，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问题需要向法官寻求判决，在任何人手里都没有市政官的勋章和永久命令的旗帜。
野蛮人尽管会因为受到了个人品质、家族荣誉或优越财产的诱惑，而去追随一个领导人，或在其部族之中扮演一个从属性角色，但他知道他的选择意味着承担责任。他根据不熟悉形式的情感行动；一旦他被煽动起来，或加入到了争吵之中，他就会拔出剑来，将其作为最终决定所有和权利有关的问题的方式。
与此同时，人类事务也在不断进步。对一代人而言的与其种族共处的喜好在之后的年月里会成为民族团结的原则。最初作为共同防御敌人的同盟的东西变成了政治武装力量的协调性计划；对生存的关心变成了对积聚财富的渴望，并成为商业艺术的基础。
人类在追求其头脑的当下感受时，在努力逃避各种不利或赢得明显触手可及的利益时，最终做出他们无法想象的事情。他们还会像其他动物一样，由着性子来，不顾结局。那第一个说“我将会利用土地：我把它留给我的继承人”的人，并不会预见到，他正在为市民法和政治成就奠定基础。那第一个让自己跟随一位领袖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他正在为永久屈服树立榜样，在这一借口之下，残暴的人将会夺走他的财产，自大的人则要求为其服务。
总体而言，人类完全有能力全神贯注于自己正在完成的计划和阴谋。但那些为了别人制订阴谋或计划的人将会在每一位愿意为他制订阴谋的人那里找到自己的对手。就像我们不知道风从何处来，吹往何处一样，社会的形成也有一个模糊而未知的起源：它们在哲学出现之前就已兴起，来源于人的直觉而不是人精密策划出来的。人群的成就和行动受到他们自己所处环境的引导；很少能够绕出这个圈或按照一个人的计划行事。
甚至在被称为未开化的岁月里，众人的一举一动也一样是在对未来茫然无知时做出的。各民族对各种成就十分吃惊，这实际上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执行了任何人的策划。[11]如果克伦威尔说过，人类从未达到过比他所了解的高度更高之处；我们有更多理由断言，一个社会在不想发生变化的地方却默许了伟大的革命，最精明的政客也不总是知道他们是否在按照自己的计划引领着国家。
如果相信现代史的描述，或相信古代史里面最真实的部分；同时，如果我们参与进地球每个部分、每种环境中的民族事件，无论野蛮还是文明，那么我们都很少有理由否定这个结论。没有一部宪法是在全体一致的情况下制定的，没有一个政府是从一个计划里面复制出来的。小国的成员喜欢平等，大国的成员则不断地为君主制的建立奠基。他们从一种政府过渡到另一种，变化非常容易，并在旧的名义之下采纳新宪法。每种形式的种子都根植于人类本性之中；它们生根发芽并随着季节发展成熟。某一物种的崛起通常是因为土壤的某种不可知的成分。
我们因此会谨慎地接受古代立法者、国家奠基人的传统历史。他们的姓名长久以来一直被人们纪念，他们的计划为人所尊重，在任何情况下被作为早期情况结果的一个东西都被视为是一个计划的结果。一位作家及其作品，就像因果关系一样，永远是相伴相生的。这是我们思考民族成就的最简单形式：我们诉诸早先的一个计划，其通过经历才为人所知，人类的智慧是无法预见的，并且在没有其时代独有的气质和性格之下，没有权威能够让个人来执行它。
如果人类在多年广泛地思考并努力寻求改进的过程中选择了自己的机构，并且在许多为人所熟知的不利条件下劳作，那么他们就不会打破传统的束缚。我们能够猜想罗慕路斯和克莱格斯时代的人们有什么样的气质吗？他们并非必然倾向于采纳改革者的提议，也不会改掉墨守成规的态度：在缺乏背景知识的情况下，他们不易适应环境；即使他们的思维更易受影响，也不能变得文雅。
或许我们会想象，原始民族在劳动过程中会有很强烈的缺失感，并明确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方式亟待改进。他们一定满怀欣慰地乐意采纳任何改进的计划，或接受任何切实可行的建议。我们因此倾向于相信，俄尔浦斯的竖琴可能会在某个时代影响到其他人不会具有的柏拉图的雄辩。或许我们误解了简单时代的特征：人类看起来感觉到了很少的缺陷，由此最不希望卷入到改革之中。
罗马和斯巴达某些成就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或许这二者所采纳的政体是源于形势或基于民众的天赋，而不是某个人的计划。备受尊敬的战士和政客，这些被当作民族奠基者的人，只是扮演了愿意参加同样机构之人中的较杰出的一部分。他们留给后代一个名声，将自己打造成每一项早已付诸实践的行为的发明者，这帮助他们形成了个人以及他们国民的习惯和天赋。
我之前说过，在许多情况下简单民族的习惯是和那些被我们归为早期政客的发明之物相伴相生的。共和政府、元老院和议会的模式；甚至财产平分、善治政府都不是为一个人的发明或设计而保留的。
如果我们把罗慕路斯当作罗马国家奠基人，那么这位杀害了哥哥以求单独执政之人，自然不愿意让自己受到元老院控制权的束缚，也不想求助议会来决定他的权力。对统治的热爱从本质上来说，是讨厌束缚的；这位首领就像原始时代的所有领导人一样，或许发现有一个阶级的人已经跃跃欲试想要进入议会，没有他们他寸步难行。他遇到了一些情况，在号角声下，人民聚集起来，做出每个人都无法辩驳或尝试加以干预的决定；为所有没有艺术的社会着手一项普遍计划的罗马在追求短暂的好处时取得了持久的进步，在调整国家内部党派利益的过程中吸收了自己的政治框架。
人类在社会的最初阶段学会了贪图财富和崇拜身份，他们变得贪婪而野心勃勃，不断地被驱使着从事掠夺和征服。但在日常行为中，这些冲动是被他人的习惯和其他的诉求所制衡的。这些因素还包括懒惰或无节制；个人关系或相互敌对；这些都把人从对利益的关注中误导出来。这些情况不时地让人类疏忽或愤怒：它们反映了国内和平和无序的根源，但却让那些受其鼓动之人无法继续完成某种固定的攫夺；奴隶制和劫掠最初是来自国外的威胁，无论是自卫性还是侵略性的战争，都是每一个部族最主要的活计。敌人充斥了他们的思想，他们没有闲暇顾及国内的分歧。但每个社会的愿望都是自我保护；通过加强防御措施，削弱敌人，或争取同盟，随着它逐渐实现这个目标，个人也相应地在自己家中思考自己能得到或失去什么：领导人愿意扩大属于国家的利益；追随者则成为为入侵大开方便之门的各种权利的觊觎者；在此前出于情感或习惯或源于对共同保护的尊敬而联合起来的党派在关于谁有有限占领或分成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一旦利益群体之间的敌意引起了手足相残，自由的种种主张就和攫夺的口实相互矛盾了，每个社团的成员就有了能够发挥活力的新舞台。或许他们在利益问题上发生过争吵，他们曾在不同的领导人中间寻求平衡，但他们从未像公民一样联合在一起抵制主权者的入侵，或作为人民全体来维系他们的共同权利。如果在这场冲突中的王者发现有人支持或反对自己的种种要求，那用来杀敌的宝剑就会指向同胞臣民集体，故而每次国外战争的中间期都会充满内战。自由、正义、公民秩序的神圣名义都是人们用来在民众中发出声音的；在没有其他危机的情况下，它们让一个社会内部有了一个激烈和充满敌意的主题。
如果那些与古代希腊、意大利和欧洲形成的原理有关的内容和人类在对财产、利益和世袭等级有了第一印象时的特征一样，那么在那些国家随之而来的暴乱和内战、弑君篡位，或在君主特权、臣民权利问题上出现的争议就会和我们现在给出的初步政治成就以及宪法的愿望相一致。
宪法的最初形式或许依赖于不同民族环境的情况。它依赖原始状态下国家的规模；依赖人们在开始争论国家不和带来的弊端之前，这种不和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它同样依赖我们称为“偶然性”的东西，比如个人气质或战争事件。
每个社会都经历过从小到大的过程。这个让人类最初能够联合在一起的原因，并不是他们扩大自己领土的原则。小部落在并不是出于共同的征服或安全目的而聚集在一起的地方甚至是反对结盟的。就像希腊为了毁灭特洛伊而结成的真实且伟大的联盟一样，如果许多民族合而追求一个目标，他们也很容易再次分裂，并依据敌对状态下的格言重新行事。
或许也有某种国家的规模能够让个人的情绪很容易传播到几个人那里。他们有一定数量的人，能够聚集在一起集体行动。当社会的扩张不超出这一限度，且社会成员能方便地集会时，如果政见的博弈出现，国家就很有可能推行共和原则，建立民主制度。在多数原始的小国，领袖从其家族的优越性及其部族对其自愿的归附中得到特权：听从他命令的民众是他的朋友、臣民和军队。如果假设在他们行为有变的情况下，他们停止尊重他的威势，他们假装彼此平等，或太过妒忌他的飞扬跋扈，他权威的基础就已经被掀翻了。一旦自愿臣属变成了难以驾驭；一旦数量可观的党派或集体想要自我行动；小王国就像雅典一样，自然地变成了共和国。
环境和行为的变化在人类的进化中曾为不同民族带来了领袖和君主，有时则创造了一个贵族集团和多个等级，这些人在臣服的基础上，保留彼此的差异。迷信也可以创造人的等级，这些人在牧师的名号下致力于追求独特的利益；他们通过稳固的联合结成一个实体，通过不间断的野心，理应被看做是权力觊觎者的一种。这些不同等级的人是普遍组成的政治混合体的元素；他们为各自一边争取到一定数量的群众。人民有时也是一个党派；但是人无论如何分层、差异多大，因为他们不和谐的诉求和不同的观点，所以会变得彼此干扰和限制；并且通过向国家议会提出要求或某个等级的想法，通过捍卫特殊的利益，在调整或保留国家的政治形式上都有所得。
任何一个等级的要求如果不被某种附带的权力所制约，就会蜕变成暴君制度。王侯会变成专制特权，贵族或教士会制造贵族制度的诸多暴行，大众的诉求会制造无政府状态的混乱。这些蜕变因为从未被要求过，因此也很少被某个党派所厌弃；但某个党派所追求的衡量标准不幸大行其道，就会逐渐地导致各种极端行为。
在逐渐进步的过程中，他们努力地索取，在利益差异造成的相互困扰发生时，自由或许会永久、或许会暂时性地存在，宪法会初具形态、特征，其多样性就和如此多的党派造成的偶然结合一样。
为了让社会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或许成员有必要单个地或加入一定的团体来坚持自己的权利。在共和国之中，公民应该要么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权利，要么把同胞的野心限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在君主制之下，每个等级的人都应该为个人或公共地位保持荣誉；既不要为了宫廷的强迫，也不要为了暴民的要求而牺牲这些荣誉，这些荣誉在一定程度上注定是和财产无关的，会维护王权，维护已获得的臣民的尊重。
在党派斗争中，公众的利益，甚至正义和真诚的诉求有时都会被遗忘，然而这样的腐败所预示着的致命后果也是不可避免的。公众的利益经常是安全的，这不是因为个人愿意将其视为行动的目标，而是因为每个人注定要保护自己在其地位上的利益。自由是通过成员之间的差异和彼此对立得以维系的，而不是通过以公正政府的名义一致达成的远大目标来维持的。因此在自由国度，最明智的法律或许从未被任何一个等级的人的利益和精神所要求：它们被不同的手移动、反对或修补；最后的结果是表达出一种敌对的党派强迫对方采纳的中间方案或结果。
当我们抱着这样的观点思考人类历史，我们就不会找不到小社会倾向民主政治一边的原因。在一些更大的（也就是领土更大、人数更多）国家则容易向君主制发展。在各种不同年岁里，人民可能把不同形式的特征联合起来、合在一起，在并不提出任何我们提到过的简单形式的宪法的基础上，给出一个综合形式。
人民在从原始而简单的状态下脱颖而出的过程中，希望靠平等原则或已经适应了的中庸的屈服精神来维系。一旦他们云集在城市或一个小地区之中，就会按照彼此的热情行动，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自己在人群之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且这个群体人数稀少。有威力的统治者和权力觊觎者以熟悉的姿态强加给民众，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支持，从而能够驾驭阻碍他们要求的那些难以驯服的人民。忒修斯，阿提卡的君主，我们知道他把十二个政区的民众聚集到了一个城市里。在这里他采取有效的方式把他们联合进民主政体之中，在此之前他们是分散的君主国，这样就加速了君主国的覆灭。
一个广阔地域里的君主在维护地位时有很多优势。在其臣民不憎恨他的情况下，他能够建立起壮丽的皇家庄园，并通过把这些作为个人的财富让民众的想象力感到晕眩。他可以雇佣一个地区的人来反对另一个地区的居民。虽然造成兵变和叛乱的情绪可以在某一时刻刺激一部分臣民，但他能在总体权威之下感到自己的强大。甚至他居住的地方距离接受他命令的地方的人有一定距离，这距离反而会加剧人们对政府的神秘仰慕和尊敬。
但在这些不同的趋势之下，灾难和腐败所制造的偏见会把某个国家推翻，为普遍的统治制造一些例外。这实际上发生在希腊、现代意大利、瑞典、波兰和德意志帝国的一些较晚产生的国家里面。但尼德兰联省和瑞士联邦或许是最广泛的社会，它们保持了民族联盟的形式，或许在相当长时期抵制了向君主政府发展的趋势。瑞典是唯一一个在伟大的王国之内，在君主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共和国。
一个小地区或城市的领主在没有君主支持的情况下，比如在现代欧洲，就难以保住一个摇摇欲坠的王权。他得随时警惕人民的兵变精神，这些人受到嫉妒之心的驱使，他得用严刑峻法、令行禁止和武装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特权。
大国的民众和贵族权威，比如德意志和波兰，在维持他们尊严的时候会遇到同等的困难。为了避免君主滥用权力，他们愿意不要任何最高权威，甚至也不给予一个有执行力的权威以必要的信任。
欧洲国家在最初建立的过程中为君主制奠定了基础，准备在一个正规而广泛的政府之下联合起来。若希腊国内进步的终结是因为如此多的独立共和国会在阿伽门农的影响下，征服并定居在亚洲地区，那么他们就为这种类型做出了很好的例证。但任何国家最初的居民在形成许多分散的社区之后，也会慢慢地达成同盟，并联合成一个征服性部族急于建立的那种可以影响到他们的征服行为并确保其财产的组织。恺撒在高卢遭遇过成百上千的这样的独立民族，即使是共同的危险也不足以将其联合起来。日耳曼入侵者在进驻罗马人的土地之后，也在这一地区建立起大量这种分散的机构，但远比古高卢人在数个时代通过联合、缔结合约或战争成果所达到的广阔。
大君主国的种子、广阔统治的根源根植于罗马帝国内部的殖民地之中。我们对其数量没有准确的估量，它们表面一致，是由多年的不断入侵与攫取而来的。在他们想到可能会受阻的地方，他们就努力召集起大小合适的军队。当他们准备殖民的时候，整个民族就行动起来分享战利品。他们分散在广阔的省份中，在那里他们不可能是安全的，没有人保持他们的联盟，他们慢慢学会在战争中追随领袖。就像被分散地派驻到不同地区的军队一样，他们准备好一旦需要联合行动或联合讨论，便聚集在一起。
每个分散的党派都有自己的任务，每位次级首领都有自己的财产，他和他的追随者能够因之生存。政府的形态是从军队隶属关系中来的，采邑是一个军官按照其等级相应分配的暂时性报酬。[12]有一个阶级的人民注定要服兵役，另一个阶级劳动，为自己主人的利益开垦土地。军官逐渐扩充自己的财产，首先要把这个暂时性的赐予变成他终身所有的财产；这在某些情况下变成了一种包括自己后代的赏赐。
贵族等级到处变成世袭的，从而在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有权势的永久等级。他们一面控制人让其服役，另一面却向君主提出不同的要求，时而撤出自己的服务，将枪头调转向君主。他们形成了一个强大而坚不可摧的堡垒以对抗国家的普遍专制，但他们本人却因为他们好战的仆从成为每个地区的暴君，并阻止等级的建立或任何常规法律的应用。他们利用虚弱的统治或少数民族，或逼着他们入侵君主；或把君主变成选举制，他们通过一系列合约和立法，在每次选举中限制或削弱君主权力。王侯的特权经常，尤其像德意志帝国一样，会被削减到只剩下一个名头；民族本身则到了只保留了遵守一些不太重要的繁文缛节的地步。
在君主和封臣相互角逐一个不同东西的地方，在与王位有关系的世袭结构具有充分的特权的地方，封建领主会逐渐被剥夺权力，贵族会沦为臣属，虽有义务维护自己的荣誉，从事司法审判，但相对于君主却并不独立。君主本来的利益是通过把劳动者和依附者拯救出间接统治的压迫而扩大自己的权威，从而将贵族削弱到和人民一样大的臣属地位。
在这项计划中，欧洲的君主取得了不同的胜利。他们一面保护人民，鼓励商业和唯利是图，另一面为国家内部的专制统治铺好路，同时又将臣民拯救出多种压迫的政策，扩大了王位的威力。
但在有些地方，人民可以有自己在政府里面的代表，并有一个可以帮助他们保护自己财产的首领，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重要。这项政策就是反对王权的，它形成了一种新的限制特权的权力，这项权力可以建立法治政府，并在人类历史中表现出夺目的创举来。它是混杂着共和制，以及在多年之间没有军队的情况下也能进行广阔领土统治的君主制。
这就是欧洲各民族现在所达到的阶段：一些国家成为立宪国；另一些则形成了轻度专制国，或继续在通往两种极端形态的过程中挣扎。
帝国的扩张在欧洲早期时代曾威胁着要消灭各民族的独立精神，在这个坟墓里面就有奥斯曼人，他们征服的不幸结果便是成为自己的掘墓人。罗马人被缓慢地领导着扩大国家的边界；每一次新的夺取都是一次疲劳战争的果实，并需要派驻殖民，和一系列措施保卫新财富。但封建统治者从其赢得一项成就的那一刻起就被一个扩大领土、增加封臣的数量的愿望所鼓动，开始经常联合新的省份，只运用赐予的方式把独立的国家变成其不断增加的领地的臣属，却没有任何政策形式的物质上的创新。
分散的小国就像引擎的各个部分一样随时准备加入联盟，也像建筑物的材料一样，准备被建立起来。它们斗争的结果就是被合在一起或分成部分。独立的弱国只是因为强者彼此之间的妒忌或通过为了引起对维系分权制衡的普遍注意才得以存活。
欧洲国家为了维持分权制衡所推行的政策体系在调节合约方面无往不胜。强大的君主也对此习以为常，向人类表达敬意，并让人类有一种来自偏见的、对长久幸福的渴望。其温和的程度在任何先前的时代，或在任何民族心目中都同等强大，最先征服别人的民族将会像敌人一样自我毁灭。
或许，这样的国家就像处在一个大维度的组织体一样，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窥见一个政治体的各个部分，观察到利益的重合或背反，从而能够联合或分散不同等级的人，并引导他们通过维系自己的一些要求而建立起一系列的政体。然而最小的共和国由最像这些形式的各个部分组成，以及包含了为同样的精神所激发的不同成员。它们丰富了因党派随机组合以及不同党派在参与冲突时的不同利益而表现出的多种多样政府形态的鲜活例子。
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存在一种独立于其正式建立的、经常与宪法原则相矛盾的偶然的屈服。尽管行政单位和人民说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语言，似乎不允许觊觎权力，但这一者没有合法名义，再者也没有世袭荣誉的优势，这种偶然的屈服可能是来源于财产分配的不平等，或源于其他一些施加不同程度影响力的其他因素，并给予国家独特性并确定其性格的特殊环境。
罗马的平民等级长期被视为活在卑下的状态之中，被排除出市政的高官职位。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有着充分的力量把这种惹人不快的等级差异除去，但个人仍然按照从属阶层的意识行动，经常要向贵族缴纳税赋，前者得到了后者的保护，也感受到了后者的个人权威。以这种方式，贵族家族的优越性在某一阶段就和贵族制公然宣称的要求一样正常；但国家的最高职位逐渐被平民分享，前者独特地位的影响被阻止或被削弱。用来调整不同等级要求的法律被轻易地逃开。暴民成了一个派系，他们的联盟是通往权力的最稳定之路。克劳狄通过撒谎说自己生于平民家中，也有资格成为保民官；恺撒通过拥护这个派系的要求，获得了僭主和独裁者的位置。
在这样浮动而轻易流转的画面中，政体只是一种过程的模式，每一个接下来的岁月都和前者不同。派系总是准备着攫取偶然出现的利益，人类在任何一党派的危险之下会发现，没有比这更能保护自己、对付敌人的了。加图和庞培联合起来反对恺撒，他们反对的主要是党派间的调和，后者实际上是联合不同的领导人来反对共和自由。这位杰出的人物在其所处的年代显得那么超群，就像孩子里面的大人，他从自己的敌人那里被培养出来，其理解问题的公正、洞察力的广度正如其借助它得以阻碍一个徒劳且幼稚的旨在毁灭人类的野心时所用的男人的坚韧和超然。
尽管政府的自由宪法很少或从未起源于某个立法者的密谋，但它们却经常被某个人的机智、灵活和热情保护。那些理解和选择这个目标的人是快乐的，对人类而言没有作此选择也是一大快事。在致命的改革前夜，它被保留着，以突出加图和布鲁图这样的人物的生命，并秘密地培养出霍拉旭和海尔维迪乌斯的义愤，并让有反思精神的人对腐败作出反思。但即使在这样迟到而无效的案例中，人民也会很快乐地意识到，并评估这个对人类如此重要的目标。对它的追求和热爱无论多么不成功，也都为人类的天性抹上一道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