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的启示
人类的历史并不长，但每个历史断面都暗含着人类历史的起源。虽然不同民族的艺术和政治成就能够带来的幸福感不同，但其在诞生伊始却总是脆弱无比。它们的故事缓慢展开，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明显差异。无论各民族的古代史多么迥异，也无论我们对其进行何种装扮，在这一点上都无一例外。
在神的历史中，我们会看到各个物种的祖先。它们最初只是地球上简单的一对，在荆棘丛生的环境中努力地生活下去。那数量已减少到很小的族类，不得不与危险周旋，这些危险早已在那里等待着这些脆弱而年轻的种族。多年之后，最值得尊敬的民族从一个或几个家族中发迹起来，开始在荒漠中繁衍起自己的族群。
希腊人自称其历史源于游牧部落。他们不断的迁徙是其野蛮和幼稚状态的写照。人们在传说中颂扬他们的好战和四处劫掠，但却只能表明这和他们随后凭借写作神话的天赋以及艺术和政治才能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
意大利曾被分成许多原始、分散的政区。正如我们在书本上所学的那样：一群强盗在台伯河岸发现了一个安全的定居区，而这样一群只有一个性别的族群却保留了作为一个民族的特征。许多年间，罗马人透过围墙看到四周都是敌人的领土，但他们无法终止这种无力的婴儿状态，恰如之后依然无力限制其国家扩张的步伐一样。和鞑靼、西徐亚的定居民族一样，这一初生的民族与毗邻民族之间保持平等。就像橡树一样，它们的树荫可以隐蔽地上的植物，但在幼苗时却只是一种脆弱植物，其最初成长受到限制，和地上的野草无异。
在我们的知识中，高卢人和日耳曼人有着差不多的特征。不列颠的原住民在罗马人最初入侵时也和北美洲现在的民族颇为相似：他们对农业一无所知；刺满文身；用野兽的皮毛御寒。
这样我就描绘了所有民族历史的开端，在此情形之下我们力图找出人类的最初状态。这项研究针对的是遥远的时代，所有结论都建立在以事实为依据的基础上。尽管如此，我们的方法也经常会建立在想象之上从而得以论证。我们的天性让我们的技能有了一定优势；出于想象的目的，我们否认美德是对原初状态下人的充分描述。我们自己就是判断文明和礼貌的标准，我们将没有自己的特征的地方理解为不值得了解的地方。但或许我们那自以为是的因果的判断不足以预知结果，也无法判断出曾经出现过的特征和机制，甚至对那些看不到我们自己天性的环境也无法做出判断。谁会凭空认为裸体的野蛮人会成为花花公子或是豪赌之徒呢？在地位和财富没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时候，人会骄傲自负吗？他最关心的是打扮自己，并从中找出乐子吗？即使我们假设他也和我们一样邪恶，在丛林深处也和我们在村庄里一样，不断地进行愚蠢的争斗，然而没有人会如此大胆地断言，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有超越我们的天赋和美德；也不会相信他有洞察力、想象力、雄辩的语言、思维的力量、感情和勇气，而少数一些民族的艺术、法律和政策正是在这些美德的基础上开始发展的。这些特殊之处只是那些得以窥见人类最原初状态之人所描述的一部分；在这些证据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外，我们不能自以为是地给出对这个问题有用的信息。
如果是很久之前形成的推测和观点，且其在人类历史上没有足够权威，那么基于此对各民族的古代史都要批判地接受。它们多数都只是想象或后代人的虚构。即使那些看似有一定真实性的历史，也仍然在传播的过程中被人们根据自己的想象不断变动，任何一代人的历史都有不同的形式。人们根据传统的变迁来制造历史，从而使其承载自己时代的印记，不再与所描述的时代相关联。它们带给我们的信息不像从镜子中反射出的光那样是从物体直接反射出来的；而是像从昧晦而凹凸不平的表面上漫反射而四散的光那样，只带有反射之物的些许色彩和特征。
一旦原始蛮人开始拥有传统神话，他们便具有了民族特征。尽管这些神话还不无奇怪之处，时常引人想象或触动心弦，可一旦成为诗歌的素材，或被一位热情且非同寻常的人用一些技巧和熟练的表达润色一下，它们不仅能加深别人的理解，还会引发人们的热情。只有在历史学家的操作下，或是历史规律不许他们进行装扮的情况下，这些历史才不会娱乐大众或用来服务于其他目的。
引用《伊利亚特》或《奥德赛》中的神话，并把赫拉克勒斯、提修斯或俄狄浦斯神话当做真正的历史是很荒诞的，但它们或许可以用来研究其所创作的年代人们的观念和情感，其中掺杂的想象成分和它们不断被演绎和崇拜的特质可以表现那个时代的才华。
这样，小说反倒可以判定某个民族的天赋，而历史却没能提供什么真相。可见希腊神话因为饱含作者性格，从而点亮了没有任何其他记录的那些时代。人的优点无论如何都不会比小说人物的缺陷更加明显，也不会好过这些虚构的英雄、诗人和圣人，他们的神话被一种早已被用来称颂英雄的题材及其想象所发明或修饰，进而激发出人们无比的热情。人们带着这样的热情，在追求民族目标的过程中逐渐脱颖而出。
这些民族相对而言无疑有很大的优势，他们的神话系统是原创的，早已被大众传统所接受，可以顶住理性、想象力和情感进步民族的冲击，这三者被最有天赋的人用来写就神话或承载道德。诗人的热情在人们头脑中扎根，极具天赋的观念传给了野蛮人，进而刺激了民族精神。
借鉴外国的神话，引用异邦充满外国情调的文学作品会在使用过程中遇到诸多限制。尽管它们被意欲用来刺激人感悟，或拯救心灵，但它们只能为有学问的人所理解。或许因为只是局限在一小部分人中，所以出现了一个悖论效果：它们要么就会让人自负到不顾常识，使得至少就像雅典水手们传诵的歌曲或牧羊人不断排演的歌曲中所表现的那样傻傻的，作为一个有瑕疵的情况是作为学术傲气和学究气的基础。
或许我们的理解力在其影响力所及之处，一定程度上会压抑民族精神。我们的文学因为来源于不同民族——后者在我们的祖先还是野蛮人的时候就已经繁荣昌盛了——结果当那些文学之士对此不齿的时候，就引发了某种羞愧感，好像我们是无耻之徒的后代，人类的想象力和情感对我们毫无影响，除非有天才受到异邦的榜样启发，或被其教训所指导。罗马人——我们的例子主要来源于这个民族——在我们的祖先还处在野蛮状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系统的美德体系，这是所有简单民族都有的：蔑视财富，热爱国家，在艰苦、危险和灾害中坚韧不屈。尽管如此，他们也已经羞辱了我们的祖先，因为他们非常相似；至少他们的技艺都有缺陷且忽视能提供便利的技艺。
然而，还是从希腊与罗马史学家那里，我们看到了不仅非常正统、具有启发性而且非常吸引人的作为我们的祖先的部落代表。高贵而聪明的作家能够理解人类的本性，能够收集到人类本性的特征，并随时将其表现出来。现代欧洲早期作家在这件事上做得并不成功；他们基本上是教会培养出来的，囿于修士生活之中，忙于记录他们自认为是事实的东西。尽管他们不得不面对天才作品逐渐灭绝的苦果，但也通过选取事实，或凭借他们作品的风格为人类贡献了带有活跃精神的作品。因为有了这些作品，他们便自认为叙述史里面含有历史，但事实上却没有任何人类知识。他们认为历史是完整的，但我们发现根据年代顺序记录的历史大事表和王位继承表体现不出杰出的理解力和心灵的痕迹，而这二者能在人类交往过程中让事件变得生动而有意义。
我们因此愿意回避自己祖先早年的历史，也就是恺撒和塔西佗都不愿动笔的部分。或许，除非我们进入到与现代事务有关的部分，并参与进我们现在正在关注的体系中，否则就没有理由奢求任何能够让我们产生兴趣或激发心灵的主题。但我们没有理由因此得出结论，认为现代欧洲的历史大事与那些在历史的舞台上，人类曾参与过并表现出心灵悸动、慷慨、大度和勇敢的事件相比就更为贫瘠，人类事务的表现力就更为无趣。
我们对那些时代的考察并不公正。在富有学识的文明时代中，某位有天赋和出众能力之人收集所能发现的材料，并且成功地把无文字时代的故事用纪年方式连接起来就会发现这点。对他们而言，用一个新的社会状态下使用的词汇来概括一个与之情况完全不同、年代又如此久远的时代确实很有难度。
我们从历史学家的作品中得到名副其实的指导意义，并不断忘记所使用过的大而化之的词汇，从而在不时出现的有限环境里，收集一个时代的真实事件。我们用“皇家”、“贵族”这样的头衔形容塔尔坎、科拉蒂努斯和辛辛那提乌斯，并且写出这样的句子：卢克丽莎受其女主人的家庭工厂雇佣，辛辛那提乌斯则是耕犁的使用者。在很多年前的欧洲，文明社会的礼仪等级甚至官职划分已通过它们的头衔而为人所知。比如说英格兰的历史书上，国王及宫廷人员在集会庆祝节日时，抢劫犯也可以分享大餐。国王本人跳起来想要赶走这个不配一起吃饭的人，双方发生了扭打，结果国王被杀了。[1]大法官和首相挥霍无度，他们奢侈的家私总是为人所羡慕和嫉妒的对象，他们的卧室冬天总是用干净的草垛和干草，夏天则用绿色的树枝来铺好。即使是君主在那些时代的床铺也只是用草覆盖。[2]这些画面的时代特征，让我们想象出君主和臣民之间应该有差别，以及我们的祖先为现在所熟悉的状态，他们是在这种状态下行动的。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或行动的原则，如果用它们来记录其交往过程或研究其特征，是现代人很难理解的。修昔底德尽管自负地认为其国家不同于“野蛮国家”，但他知道，正是通过野蛮国家的习俗，他才能研究古希腊人的行为。
罗马人或许已经发现了自己祖先的样子，从他们对我们祖先的作品的描述中就可以看出。如果曾有某个阿拉伯部落成了文明民族，或哪个美洲部落能够逃出欧洲商人的残酷统治，或许根据其与现代的关系以及旅行者的记录，就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民族最有可能解释自己国家的历史。正是从其现在的状况中，我们如同照镜子一般看到了自己的祖先，并从那我们自己愿意相信的、父辈曾经存在过的环境影响中得出各种结论。
该怎样从思维和行为习惯；行为方式和理解能力上将日耳曼人或布里吞人与美洲人区别开来？美洲人时常带着弓和镖在森林里穿梭；且必须通过在严酷或多变的气候中狩猎才能存活？
如果在进步时代，我们想要形成一套公正的起源观念，就必须回溯到婴儿时期，从那些依然生活在我们打算描述的阶段的人们那里寻求对我们过去行为的象征性描述，任何其他方式都不可能帮我们记起这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