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奢侈

我们在怎么使用“奢侈”（Luxury）这个词的问题上远没有达成共识，在关于这个词和国民兴旺发达以及我们本性里面的道德正义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一致的问题上也没有一致意见。有时，人们用它来描述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或幸福生活的一种生活方式。或用于赞颂为有教养时代的技艺之母、商业的支撑者还有民族伟大富裕的象征。在我们对低贱行为的指责中，它则成了腐败之源，民族堕落和毁灭的必经之路。它被尊敬也被辱骂，它可以装点门面并被视为有其用处，也被当作纯粹就是作恶。

尽管在我们的判断中存在这些差异，但是我们也普遍用它来形容人类为了生活的闲适与安逸而设计出的复杂设施。他们的建筑、家具、装备、衣着、家政训练、桌面的装点还有总体而言所有能够满足人们想象力的集合体，而不是生活的真实需求，它纯粹就是装饰性的而不是有用的。

当我们因此愿意用“奢侈”这个词把享乐和邪恶画等号的时候，我们要么会谈到好色、淫荡、奢侈、自大和夸耀一类的习惯（占有很多的财富有时会伴随这些习惯）；要么就会用它来衡量某种生活必需的标准，超出这个标准，所有的享乐都被看作是多余而邪恶的。相反，当奢侈变成了民族光辉与幸福的标志之时，我们只会把它当作是一种财富不平等分配之后无可厚非的结果，作为一种不同等级相互依赖，对彼此相互有益处的方式。穷人可以锻炼技艺，富人给他们奖赏。公众就成了获益者，因为有人消耗了自己的东西，并且在这些不断增长的欲望、复杂的口味（尽管看起来会威胁到消费，甚至会毁了国家）的影响下，实现了财富的增长。

当然，我们必须要么和商业技艺一起分享它们的结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崇拜这样的结果；要么像斯巴达人一样，禁止这种技艺本身，尽管我们担心结果或我们认为它带来的便利超出了本身的需要。

我们或许可以在技艺发展的某个阶段阻止其进步，但是这样仍会激起那些无法奢侈的人的责骂。斯巴达的瓦匠和木匠只许使用斧子和刀锯；但是斯巴达的小屋可能已经超过了色雷斯的小屋；如果这种不满转向了探讨什么才是物质上维持人类生活必需的知识，作为我们道德合法的标准，身体上的特性和道德特性就会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分歧，让每个人立刻为自己找到一些自身的规则。诡辩家多数时候都把自己的年龄和生存状态当作人类的标准。如果在某个时代或某种情况下，有人谴责人们使用沙发，或在另一种情况下有人谴责人们穿鞋；如果不熟悉之前时代的人到底生活水平如何，这个反对前者的人就不会原谅后者。一个出生在小村庄的裁判官若习惯了睡在草席里，他就不会建议人们回到丛林和洞穴中为自己寻找庇护所；他只承认他已经熟悉的事情的合理性和实用性；他担心过分奢侈和腐败，而这对其后代而言可能只是一种简单的装饰。

欧洲的教士已经不断地谴责了出现的新风尚，还有衣装的创新。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是老人谴责的话题；上一代的生活方式反过来则是花花公子和年轻人嘲弄的对象。在这里面很难给出很好的解释，不能说老人喜欢简朴，年轻人喜欢行乐。

这个违背了生活便利的论断来自于对什么是没有必要的这个问题的考虑，它在原始人的嘴里使用也一样恰当，他们最初不接受作坊，就像道德家一样，他们坚持前代的虚荣。他会说：“我们的祖先在这块石头下面找到了自己的居所；他在森林里收集食物，他用泉水解渴；他穿着他屠宰的动物毛皮。为什么我们就要沉迷在错误的装扮中呢？或者为什么渴求地球不会产出的果实呢？父辈的弓箭我们现在都拿不起来了，野兽在森林里也开始背着弓箭使用它了。”

这样，道德家就会在每个时代的进程中发现那些被谴责的话题，这些话题的讨论中他可以把自己的行为方式拿出来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尴尬之处在于它只是提供了我们正在经历的某种复杂性的一部分，试着用外在的标准来定义我们的性格，这或许会让心灵之中出现很多错误的判断。一个人会在穿麻的人那里找到可谴责的地方；另一个人则不会，除非织物精美：如果同时这个人穿着手工生产的织物，无论是粗糙还是精美；他可能睡在地上也可能住在宫殿里；脚下踩着地毯，也可能赤脚走路；尽管心灵要么保持要么丧失了自身的洞察力，但活力和对人的心灵的影响，或许在任何这种寻找美德和邪恶之间的差别的情况下都是无效的，因为工具或穿着毛皮就让文明人背负了软弱的罪名也是如此，这些皮毛都是在此之前的人会穿着的。虚荣不会因为某种衣着而有差异。拥有美妙的羽毛、贝壳和多彩的毛皮的混合物，这并不符合印第安人的特色，因为同时他们将这用于玻璃制品和厕所。它在丛林中和在市镇中的目标都是一样的：一方面它画上了纹面，为了被人崇拜装饰了牙齿；另一方面，它使用镀金的器皿和国家的装束。

有教养的民族在进步的过程中会用中庸和严格的行为来超越野蛮。修昔底德说：“希腊人在不久前还像野蛮人一样在头发上别着金首饰，在和平年代也全副武装。”衣着简单对这一民族而言是有礼貌的标志：身上穿的衣服对任何人都没有很大影响。我们必须在人类心灵的品质里面寻找人的性格，而不是在人类的食物中或在他们的外表下。现在庄严而严肃的装饰，现在真正便利的东西可能一度是年轻人的奢侈品，或者被用来取悦人。新的风尚实际上经常是花花公子的标志，我们经常改变风尚，却不会改变虚荣和愚蠢的标准。

严谨的担心因此在任何时代都是多此一举吗？我们从不需要担心为任何生存必需或生活的便利进行的装饰会犯下错误吗？事实上，人类时常在这个问题上犯下错误，不仅仅在适应了居住或食物最高的标准的地方；还包括总体而言，这些事物最终都会被自己的朋友、国家和人类喜欢；他们实际上会犯下错误，只要他们仍然崇拜华而不实的爱好；只要他们满足于最便利的条件，没有不承担责任的勇气。道德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不是在于把人民限制在某种居所、食物或衣服上；而是要组织他们把这些便利条件当作人类生活的首要目标。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了让一个人可以完整地投身于生活的最高事业，他对微不足道的居住条件的追求到哪里可以停止？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就停在这吧。这就是斯巴达人遵循的规则：这个规则的目标是把心思全部集中在公共事务上，让人们全神贯注于培育自己的本能而不是积累财富和外在的便利。另外，我们不希望斧子和刀锯与刨子、凿子相比为更大的政治便利所占据。当加图信步走在罗马街区却没穿他的衣袍和鞋时，他这么做非常可能就是在鄙视乡下人如此崇拜的东西；而不是希望在这件衣服里面找到什么美德，或在别的什么里面找到邪恶。

因此，奢侈就会被看作是寻求虚荣心之满足和娱乐性的高消费，对于人类性格具有摧毁作用；奢侈也被看作对时代所造就的便利条件和居住条件的纯利用，这些便利条件毋宁说是依赖于手工业技艺的进步，以及人类的财富不平等的程度，而不是依赖于某个人天生愿意作恶或行善。

但是奢侈的不同标准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政府。技艺的进步会带来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它们带来的分配方式会被用来让各个等级之间的差别更加明显。奢侈在这一点上，除了道德影响之外，都是和民主政府相违背的；在任何社会，这只可被那些承认存在不同等级的社会或通过日常的威慑服从来维系公共秩序的国家所完全地认可。高程度的奢侈看起来值得赞许，甚至在君主政府与混合政府中都很有必要；在这些国家里面，除了鼓励技艺和商业发展，它还会给那些世袭和宪法规定在政治领域中扮有重要角色的尊贵人士带来光环。奢侈在此甚至是否会导致对文明而富有的时代的滥用，我们应该进一步在下面的部分进行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