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末阶：《就养草》
初旅与末旅
甘立媃生命历程中的最后阶段很好地诠释了长者的性别化权威，其自传式诗集末卷以一首记录1803年八月九日乘舟欲行之诗开篇，诗中提到她从江西奉新出发，前往次子任职的安徽南陵县治之署倚居。 (145) 这次行程具有的深刻象征意味在于其预示了甘立媃由此功德圆满地迈入了女性人生末阶。她在此段行旅中写诗纪实、以志新变，而数年之后她归返故里以及次子挂冠回乡奉养慈母之时，她亦作如此书写。她晚年行旅中的诗作丰富了中华帝国晚期士绅精英阶层女性纪游文学的图景，这一书写实践本书第三章将有详论。初次出行之际，立媃长女携外孙辈入舟送别祖母，此般情状被立媃详录于诗。 (146) 这段长约650公里、历时一个月的行程，她留有18首诗作，这可能是立媃首次离开家乡奉新的远行之旅。在惬意闲适的环境中，她以诗纪游，表达出对明月相伴沿途秋景的欣赏与幽思， (147) 并于舟中喜度中秋；她亦以诗纪实，书写旅途中的至要时刻和趣情异景，一首诗感怀“五龄失怙”的儿子终得“传家世业”“拜国新恩”，另一首诗则颂扬船夫一家男女老少众人一心。 (148) 途中所经最负盛名的胜景，当属位于江西北部的庐山。舟行鄱阳向北，她第一次亲睹庐山东南峰，遂于诗中记录下自己与这座闻名遐迩的名山兼具文本与视觉意义的邂逅。
舟过南康望庐山
江行连日对烟鬟，五老如亲指顾间。
名岳欲登曾入梦，果然真面见庐山。 (149)
诗人之所以对五老峰感到熟悉亲切，除了对山名的吟味之外，也源于对前人文本的熟稔与身临其境的体验。末句与苏轼（1037—1101）游历庐山的题壁诗中的名句遥相呼应，尤与东坡诗次联中对认知相对性（relativity of perception）的论断关联：
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50)
(151) 女子们并没有如士大夫男子们一般的出行自由与行旅机会，后者即使身遭贬逐，亦能利用闲暇时光去寻幽探奇，模山范水。苏轼曾于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期间（1080—1085）造访庐山，身在此山中的他交结佛僧，精研佛理，转向于清修冥思的生活。 (152) 此行之前，正如诗中第三句所云“名岳欲登曾入梦”，即如当下，她也不过是在舟行途中得以瞥见匡庐山貌而已；然而，她却能通过对苏轼名句的推演和櫽括，把自己受限的活动范围调整至最佳观测点来喜迎这一视线交汇的时刻。从船上以远距离、全域式的视角观赏庐山，较之苏轼身在山中的限知视角，甘立媃因此更能声称自己所见乃庐山“真面”，而且自己本人与矗立的远山作为物质实体，双方是并存于同一时空的。
稍后泊舟于九江东南鄱阳湖即将汇入长江处的大姑塘之时，这个与其姐昵称谐音的地名在立媃的回忆中翻江倒海：
泊大姑塘
片帆东下度关津，却讶塘名似姊名。
忆昔肩随如梦里，临风回首不胜情。 (153)
这些诗作标示出立媃从江西奉新出发，经鄱阳湖北入江水道进入长江干流的舟行历程。当船行泊于安徽狄港（今率属于安徽芜湖）这座扬子江畔近于南陵的江城小镇时，她留意到当地的方言变化：“漏永更阑喧未已，五方音语听难真”。 (154) 于此过夜，她提笔写就快诗一首寄与次子，预报自己即将抵达。 (155) 随后，甘立媃弃舟换轿，陆路继续行进约50公里后到达南陵县城。她曾于九月初八以诗代简，命子邀内戚重阳赏菊。 (156) 除了在1809至1810年间曾回过一次娘家参与纪念家父的百岁冥寿之外，在1803年至1818年期间立媃似乎一直居于南陵。 (157) 在她辞世之前的前一年，她携子踏上返归奉新的最后一次行旅。
县太君生活
甘立媃人生的最后十五年过上了众多妻母们梦寐以求的生活，经过岁月沧桑和人世磨难之后，她终可安享晚年由功成名就的儿子［某种程度上来说，儿子就是她的“成果”（product）］所带来现世安稳、舒适惬意与体面光鲜的生活了，而她的诗作也继而记录其转型后的社交、情感和精神生活。她一如既往地对读书、作诗、临帖、绘画、理琴、谱棋等文人雅事乐此不疲，又新辟雅好，醉心园艺苗圃，在县衙府邸种花栽菜并形诸歌咏。立媃对咏花诗又情有独钟，分咏花事的《花中十友诗》和《梅花绝句三十首》便是写照。 (158) 如今，她也富有闲暇以静修冥想，下引《偶吟》诗便捕捉到其生活中娴雅淡泊、静谧平和和遥思幽绪的心境：
偶吟
闲披牙轴启窗扉，捧卷临风对夕晖。
放眼看来天地小，回头认到昨今非。
理禅始觉心无垢，书叶方知笔有机。
万籁寂时人意静，月移清影上屏帏。 (159)
显而易见的是，年事渐高的甘立媃逐渐转向至精神修习。尽管该诗刻画理禅静修与佛经抄写等“净心”之习极具佛教色彩，但作为浸濡于浓厚儒家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中的女性而言，她也殷切关注时任邑宰的爱子的官责官行。作于此期的《愁诗》便展现自己县太君的身份面向，她陷入因“俗”务（“worldly” matters）而生的焦虑中，诗中弥漫的自我表征意识，与它诗中的自适自足之感既抵牾又互补。
愁诗
到来难遣更难遗，心上眉头每暗随。
恩重欲酬时在念，志高期展梦空追。 (160)
学禅清影琴书伴，佐政虚怀神鬼知。
揽镜惭添银鬓缕，培桐补瑟灌孙枝。 (161)
此诗尾联的关注点骤然从公共领域到私人事务的转向，体现出儒家思想在国与家之间的张力。老迈之年的甘立媃关心着子辈们，尤以徐心田功业遂成但仍未有子嗣延续家族血脉一事为心病，遂在末句融铸梧桐与琴瑟的典故来表达自己想要含饴弄孙的渴望。桐木为制琴之良材，前文曾有提及立媃与夫君联韵诗中琴瑟二种，乃为夫妻和睦、鹣鲽情深之惯用象征。由此，“培桐补瑟”暗指心田元配早逝，此时自己正在栽培其继室来传宗接代，“孙枝”的隐喻义即为再生新枝（第8句）。 (162)
立媃在公共面向上的关注在其表述中也体现出矛盾性。如果其“高志”在于达成巾帼不让须眉之丰功伟绩，但身为女子却并不掌握亲自实现的机会，第四句故云“志高期展梦空追”，她清醒地意识到其“志”只能借由子辈的加官晋爵得以实现，因而全身心倾注于心田的官任官责，声称自己持“虚怀”以“佐治”（第6句）。在徐心田待官授职之时，甘氏曾寄之以长信细数她所知其祖父庄恪公（甘汝来）的清政善治，并对爱子箴之以训：
汝赴任后，必迎予养。汝若不遵予言，予不至；听予言而不效庄恪公，亦不至。汝选远省，予不至；选近地而寄呈衣饰、多耗盘川，亦不至。 (163)
甘立媃寄望爱子为人孝悌正直，但她也期望他能就近选官，去乡未远，而不必背井离乡被派至荒土远疆。 (164) 她清楚明了忠孝难以两全，在那次长约一年还乡省亲后再赴南陵途中，她有诗寄子，念其孝道：
再赴南陵舟中作
……
特恐趋公忙，安能常侍侧。
民事重家事，竭诚图报国。
为语居官人，忠孝难两得。 (165)
甘立媃以母严之威劝诫忠告儿子为政治道上要秉公执法，中正无私，表达自己对其子治下子民疾苦福祉的关心。在心田走马上任时，她令子先行详览地方诉讼判牍以便于“审察冤屈，躬亲狱讼”，提及例如宋慈（1186—1249）的《洗冤录》（宋代的验尸法医学专书）、 (166) 徐文弼（生活于1752—1771年间）的《吏治悬镜》（明代的吏治实录官箴）等。 (167) 在此期间，她的诗作与其他文作中记录了诸多她自己躬亲的“政务”（official matters），比如为久旱未霖的南陵县祈雨，为乡民除掉虎患献于大堂而道喜、节庆礼仪场合尽从本地风俗；而面对风雪一类的自然气象时，也多有提及它们之于民生（尤其是农事）的影响。 (168) 1807年，南陵大旱，当地官民用尽各种祷雨法皆“罔应”，而甘立媃携带身边并敬奉身边“大士（观音）像十年，扶以来陵守奉，斋日祈请辙验”，向其献上祈雨文一篇，“此疏一上，即得雨”。出于对其文字灵验和神力的感念，“二年（后），（南陵）邑士夫重修县志，（将祷文）载入艺文门，并加跋语”，“跋语有‘文章能活人’、‘比诸纺绩之勤、封鲊之俭有加美焉’等语”。 (169) 在这一事上，甘立媃以其虔诚信仰而普度众生，其正面形象在公共化语境中得到认可；然而在笔者看来，其凭借的更应是其文学才华。此后，当徐心田赶赴南陵北部比邻芜湖的地区对付蝗灾，立媃亦寄信数封来告以如何灭除蝗虫之实用建议。 (170) 而心田捕蝗事毕，终克虫灾，立媃在诗中贺喜其成。 (171) 在根除蝗灾的过程中，母子二人始终齐心协力、保持互通。
除了在上述诸事中相对直接地参政辅政之外，甘立媃县太君身份的另一全新且重要的面向在于与当地士绅名门与县衙官差之间的社交关系维系与社会活动参与。县太君的社交生活之于县宰公众形象、治民效应、社会声望而言都至关重要，而甘立媃吟诗作赋的才华为其“外交”（diplomatic）角色锦上添花。场合上若有需要，立媃会与心田的僚友们往复寄诗或步韵和诗，比如某次和某参军之作。又一次，曾任心田属僚的吴渭南造访，时值心田“公出”，则“先入内署”拜见太君；而立媃以礼相待，次韵回赠，并在诗中自注这一事件与宾主关系。 (172) 而在女性领域中，甘立媃也与心田僚属的女眷们过从交结，以私属交往方式对徐心田的从事政务吏治不无裨益。她为这些官绅的贤妻良母们喜迎寿诞或喜得贵子时寄赠贺诗，此外，她诗中还记载了前往心田衙门得力干将周少府内署赏花的数次情形。 (173)
本章开篇业已指出甘立媃年轻时的文化活动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不同于同时代生活在城市文化繁荣中心的江南女子，甘立媃并不归属于任何女性社交群体或文学圈子，譬如活跃在收授女弟子的男性文师袁枚（1716—1798）和任兆麟（活跃于1781—1796年间）的身边，积极投身于社交与刊刻活动的女文人们。 (174) 立媃与其他名媛疏离的原因，或是因为江西远非女性文学文化繁盛的前沿阵地。立媃在婚后与其继续频频诗歌往复的女性，似乎只有其长嫂李氏一人而已；尽管诗集中收录有一两首写给未具名的“女伴”之作，但立媃孀居期间所作一诗曾喟叹己无“闺友”。 (175)
甘立媃诗集中有几首诗表明了其与其他女性诗集之间的“文本联络”（textual contact）。前文提及的悼念亡姊的诗中曾言家姊“手抄名媛百家诗”。名媛百家诗的底本，当是收录一百位女诗人的诗选辑本而非其百家别集汇编，但这也说明了年轻女子们对早期历史时期的传奇与历史女性人物所创作诗歌的认知。 (176) 这一指称也表明阅读和抄写前辈名媛诗作是她们早期诗作训练的有机构成部分。立媃知命之年时获得一本乾隆年间妾妇葛秀英的文集《淡香楼诗词草》。 (177) 基于两次不同情境（一次写于五十多岁，另一次又作于六十余岁时）中她对此集钞本上的题辞诗文来看，立媃对这位十九岁即玉殒、红颜薄命却才华横溢的妾妇其人其诗感触良深。 (178) 另一妾妇贾静完之诗也深深打动立媃。贾静完，汴州人氏，与徐心田的同僚密友范照藜（1755—1837）互为同乡。 (179) 贾氏魂断两百多年后，范照藜汇录补佚其遗作存稿，付之梓刻， (180) 其事见于立媃《书静完遗草后》诗中小序。
性别与微词
在甘立媃的自传式书写表征中，我们可以窥见其对正统价值所规定性别角色何为正当几乎是全盘接受乃至于全面拥护。不过在个别场合，立媃也确实参与这一时代女性借由书写来反对性别不平等的暗潮涌动。迄唐以来，女性的怨愤微词时有浮出地表，似可追溯到女冠鱼玄机那首“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的千古绝句。 (181) 到明清女文人这里，她们对性别限制表达愤懑不满的诗文与日俱增。 (182) 甘立媃在桃李之年曾作一诗，吐露了限于性别门槛其才华与志向难以实现的挫败感，从第二句诗末自注“三兄一弟俱登榜首”可见，这种情绪多是因其幼弟立猷乡试高中之喜所触动，他从此青云直上，而她却只能“门外”徘徊：
感吟
欲袭燕山桂，裙钗志枉然。
凌云连雁序，期结再生缘。 (183)
自唐以来，桂枝就喻指科场及第、金榜题名。甘立媃在诗中透露出她对自己才高八斗的昆季们所载荣耀的渴慕，并希冀承续家学渊缘所熏陶培育出光耀门楣的优良传统。 (184) 然而，身为女子，她无从纳忠效信参政议事，一旦成婚，又要离开娘家改随夫家，最终她只能以联翩雁行来代指手足兄弟，把希望寄托在来世再入伯仲之列。
此诗作于立媃二十出头之时，约为1765年左右或稍晚，故而末句并不是挪用陈端生（1751—1796）弹词名作《再生缘》之典。弹词《再生缘》所写女主角孟丽君女扮男装高中状元官至丞相之故事，未成全书的前十七卷 (185) 以钞本流传于1770年至1780年间，已是立媃诗成十年之后的事了。 (186) 立媃恰巧也用“再生缘”一词去表达自己将来能如昆季般大展鸿图的夙愿，这是她为数不多在诗中以隐晦内敛的方式表述自己对仅限男性建功立业的切慕与对女性自身性别限制的认知的一例。同样，她以县太君之姿所作诗中流露出对爱子如何处理政务之“虑”（worries），她也在感叹身为女子，“志高期展梦空追”，现实中无从兑现。
年满古稀之时，甘立媃作有一首百行自寿诗《七十生日自赋并谢赠诗诸君子》，破题二联就表露出极为强烈的愤慨之情。 (187) 此诗直陈赠诗“诸君子”以谢厚意，开篇就直言不讳，直切主题：
问予受生初，胡为入巾帼。
造物非无心，冥冥谁复测。 (188)
与她的《六十生日述怀》长篇寿诗风格酷似，此作也总结自己身为女子一生所历经的磨难，以此来回应上述质疑。诗篇自传式叙述还是从出生时“母梦星成璧”的吉兆开始，“总角未笄年，爱同掌珍惜”，深得父母疼爱，“十三始云字”，婚约初定，随后说到家人陆续亡故，皆参自己年岁历数其厄：“十七仲兄亡，十八姊氏殁。哀哉母复背，孤女泪潜拭。廿一归徐门，严命惟四德”（第11—16句）。 (189) 接着继续简述自己婚后不久君父溘然长逝，“为妇八年后，严君痛易箦”，三十二岁即告守寡（第17—24句）； (190) 其夫“弥留执手时，托以代子职。膝前口犹黄，堂上头将白”，身为嫠妇倍感凄楚艰难，她还要奉养家婆，抚育幼子（第25—44句）。她还提及孀居期间有佃户悍妻因窀穸交易不成而“中庭自跳踯，或笑或哭詈，呼名肆呵斥”的闹剧所带来的创伤记忆（第45—52句）。年届四十是立媃叙述方式的分水岭，此后她遂以十年为期来概述自己的人生大事：不惑之年，“四十教益勤，两子游泮辟”，儿子长成，接受教育，而公婆殁后“丧葬循古则”（第55—60句）。知非之年， “五十驶流光，昏嫁事繁赜”，情形则是“壻家多宜男，孙枝犹迟茁。次子弹续弦，幼女伤截发” （第63—66句）；花甲之年，“六十看彩衣，黄甲新通籍”，幼子科举及第，“命作亲民官”，她告诫儿子清正勤政。诗以古稀将近结尾（第91—100句）：
万苦与千艰，尝尽转安适。
自今数从头，七十年历历。
恩敕初倖邀，光阴恐虚掷。 (191)
多谢诸诗人，赠言表心迹。
予欲向彼苍，长歌道平昔。 (192)
尽管此诗开篇她即抛出对于性别决定论的戏谑质疑，却以自己一生历尽千难万阻而得以完胜而在其诗结尾处终入佳境。她似乎暗示道，正是因为自己笃守妇德，秉持妇功，谨行妇言，所以才能矢志不移地恪尽为女、为妇、为母的角色职守。她在人生历程中所要扮演的多元角色，都是为了遵从实现儒家思想的“正名”之说，最终在自己所理解的社会价值体系中如愿以偿获得主体性与能动性，并在笔耕不辍的过程中锻造出一把能够言说其主体地位的玉女剑。
甘立媃的诗体自传在七十大寿之后仍在继续，之后她于1809年归返故居纪念先父百岁冥辰亦有纪游，是时心田赴京述职，立媃遂居娘家，次年心田再知南陵途中至此接奉家母。 (193) 彼时在出生故地，她写诗哀悼生性放荡的长子之殁，称其“血疴侵绕已三春”，或曰命丧花柳。 (194) 在1810年再赴南陵至1817年八月二十启程归乡奉新期间，甘立媃存诗不过寥寥。回里途中她还曾拜访女伴周畹芝夫人，巧遇携眷赴杭投夫的长女宋徐氏，重回出生故地外家，于1818年四月十九终抵六溪徐家，并决定以此次归里还家为契机，就此搁笔，不复自传叙述。从刘彬士所撰其墓志铭中所知，甘立媃于次年在家中仙逝，享寿七十有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