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阅读的个体形式：书信与诗歌
作为智识阶层的家族成员和士绅友僚之间寻常的交流媒介，书信也兼具多种其他功用。自汉代以来，翰札尺牍就开始在众领域的精英文人之间广泛用以言事陈情，互表共述。公元6世纪成书的《文选》，收入“书”体在内的诸多文类。 (11) 男性文人的文学别集中往往收录书简函札，以此似可以另样角度管窥男性同性社交（homosociality）（情谊与圈子）以及文化与思潮。毋庸置疑，知识阶层女性当然会在各种情形之下传书寄简，但她们的信札很少被认为值得留以传世。因此，甘立媃寄与子女的箴诫家书算得上是慈母手中“信”（epistolary communication）的宝贵记录了。 (12) 我们也知道明清时期女性文人有时也就感兴趣的文学话题寄笺相议。陆烜的妾妇才媛沈彩在她的《春雨楼集》收录有一封她寄与同时代的年长友人、居于附近嘉兴县的诗画家汪亮的回信。汪亮为沈彩写真画像（未系年）用作《春雨楼集》扉页（本书亦用作封面）。从《与汪映辉（汪亮）夫人论诗书》可知沈彩曾将己诗寄给汪亮，随后二人遂在札中对话论诗中相关的性别色彩与诗体风格。汪亮以其清隽雅淡（unsentimental）的诗画风格为人所知，她在回信中对少妇沈彩的诗艺大加称赞，但也批评其诗有“绮罗香泽之习”。 (13) 沈彩在复书中率直地回应了年长友人的质疑：
（夫人）之前者则来札，谓再得苍老高古，一洗绮罗香泽之习，则竿头更进矣。窃以为此语犹有可商也。夫诗者，道性情也；性情者，依乎所居之位也。身既为绮罗香泽之人，乃欲脱绮罗香泽之习，是其辞皆不根乎性情；不根乎性情，又安能以作诗哉！ (14)
沈彩以“性情”一词（通常与“性灵”一词通用）来定义其诗。随着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4）“三袁”、尤以倡导“从自己胸臆流出”的真情实感、自然自发之诗的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的兴起，此二概念在晚明诗学理论中成为了文学批评的流行术语。公安派在17世纪初风靡一时且影响深远，他们反对句拟字摹的泥古倾向，拒绝铸形宿模的盲从模仿，诸如较早一代文论家前后七子所倡的复古运动，即是以“诗必盛唐”作为诗歌创作的理论基础。 (15) 公安派强调“独抒性灵”的普泛化诗学主张的余响遗绪（legacy），对渴盼写诗的女性会有怎样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对于那些无暇或无缘于系统学诗的门外汉来说，这种诗法理论对实现情发内心、诗本天然的主张也是行之有效的。这一诗论为女性寻求一种传统悠久的媒介（一如封建时代的文学书写功能）来表达与展现自我欲望与需求洞开天地。从这一表述观的角度来看，诗歌可被视为与私密、个体经验脉脉相通， (16) 亦不受制于阶层、性别、文化程度的表达工具。事实上，袁宏道曾有名言如斯：“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孺子妇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17)
沈彩在覆信中“欲伸一说”，强调“诗者，道性情也”的主张，实乃以文人谙习之举转求溯源于儒家经典《诗经》，引用个中诗篇，运用经典范例来展现这些诗中的男男女女如何表达各自性情与境遇。 (18) 对于那种欲将女性诗作置于一个依照男性风格与实践打造的合宜模式中的女性诗歌批评，她并不苟同，而对其诘责指摘：“顾今之评妇人诗者，不曰是分少陵（杜甫）一席，则曰是绝无脂粉气。” (19) 沈彩力扛压力，不去迎合当下批评家希冀巾帼诗文应有须眉气的偏颇之见，反行其道的是，她强调性别化敏感性与自我化表述欲来申明“绮罗香泽之习”是“本乎性情”，拒绝效颦以丈夫气为道德或审美优越感之诗风诗品的时代取向。当沈彩在乾隆中期（1770年代）写诗作赋之时，推崇女子诗才、广收女性弟子的导师袁枚（1716—1798）所力主的“性灵说”正大行其道方兴未艾。然而，似无证据表明沈彩与袁枚曾有过从往来，她与出现于袁枚晚年生活中的随园女弟子们也并无交集；正如本书前文所述，她在浙东的平湖过着一种相对僻远隐世的生活。沈彩未在文中援引任何男性文人批评家作为权威来为自己的观点背书，而是通过直接翻检《诗经》经典诗作来达到支撑己见之目的；她以此引经据典，于古有征，不仅为作诗填词本身辩白，而且也为以闺情脂粉诗风创作自圆其说。本书第二章曾有论述沈彩如何巧借善用闺情诗来建构一个主动活跃的女性主体作为其诗核心，她置于社会等级秩序中相对低下边缘的位置为自己的诗歌写作加以辩护，这也让她的文学能动性表达得以更为勇敢直率地呈现。
诸如沈彩与汪亮这样不属于圈子的金兰之交会彼此寄札还翰，那么我们不妨揣测，既有知名文学圈子——比如随园女弟子——当中定当有更多这类谈诗论道、书信往复的现象。 (20) 诚如孟留喜的研究所示，随园女弟子这一引人关注的女诗人群体确以相互交流、彼此评注作为精炼诗艺的重要手段。他指出在袁枚的指导扶持之下，这群女诗人以诗互动互联、形成了一个女性“话语共同体”（discourse community）。 (21) 她们兼任彼此诗作的读者与批评者。例如袁枚的得意门生之一屈秉筠（1767—1810），其所著《韫玉楼诗集》就附录其他女弟子以及导师本人袁枚对其诗作的评点笺语一并刊刻。 (22) 随园女弟子信奉导师袁枚在诗学主张上率性任情，重中之重当属以“性灵”说自出机杼、自然清新、自适自发为圭臬。屈秉筠在一封寄与同为随园女弟子的席佩兰（1760—约1820）的信札中阐发其论诗观点，强调了抒写性灵：“诗之为道，以不著议论、自抒情感为工”。 (23) 席佩兰在《与侄妇谢翠霞论诗》亦以诗代简，同样表达了传承导师袁枚强调性灵衣钵的诗学观，节选如下：
……
性情其本根，辞意属枝节。
本根如不厚，花葩讵能结？
枝节如太繁，生理转不实。
…… (24)
席佩兰以树及其“生理”（principle of natural growth）为喻阐明自己对侄妇诗中所蕴“性情”基本内涵的诗学批评观。满族女诗人多敏（生卒年不详）在寄赠其女弟子的诗作也同样重申诗“抒写性情”（nature and feeling）的理法要旨，而不必一味摹唐拟宋，遵奉正统：
与素芳女弟子论诗
何必论唐宋？诗原写性情。
谴怀明似月，落管灿于星。 (25)
语夺千山绿，思灯一水青。
只今谁作者，空缅旧仪型。 (26)
明清时期才媛之间论诗谈艺的诗歌交流标志着一种自觉意识，但同时也是一种群体性参与论诗现象，由此催生出首批由女性创作的诗话体（下文详述）。
一些才女则以“论诗诗”的批评体来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学史传统中诗人诗作的看法。“论诗诗”的诗学批评文体始于杜甫评点庾信与初唐四杰其人其诗所作的《戏为六绝句》组诗； (27) 时至金代诗人元好问（1190—1257）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名作《论诗三十首》问世，才为后世确定了可资借鉴的既定规范。但直到有清一代，论诗诗才成为靡然成风的流行习尚，从王士祯到袁枚，皆有创作效元好问体的论诗组诗。 (28) “论诗诗”多为七绝组诗，一诗一议，或论诗艺诗格，或论诗人诗派。由于短小精干又限以诗体，故而“论诗诗”通常于方寸之间难以展开进行批评性话语与理论化阐释，或者发展为一派独立诗学；不过，其仍能以一种隽永精炼的形式彰显出诗人对诗学传统的熟稔与对诗歌批评的机敏。
尽管女性论诗的最早范例已无可考，但在清代（18—19世纪）却蔚然成风。比如沈彩，就有49首七绝组诗专论才媛闺秀之诗，抑或是（据传）赋诗的才女。 (29) 她的组诗主题广泛，横跨各朝历代，纵贯尊卑贵贱，既有历史上的知名女诗人，比如六朝（4—6世纪）才媛谢道韫、鲍令晖，唐代名妓李冶、薛涛，宋代闺秀李清照、朱淑真，晚明才女叶氏姐妹——叶纨纨、叶小鸾，也有传说中的佳人奇女子，诸如项羽的虞姬（公元前3世纪）、5世纪的歌姬子夜，以及唐代名妾关盼盼。或许是因为沈彩自己身为侧室，所以她在论诗绝句中多对才妾艳妓吟咏颂赞。而这组论诗诗的单篇诗作不另赋诗题，这让个中部分对象主体显得晦涩难辨、扑朔迷离。这种“疑谜”（mystery）或许会在她的诗作阅读圈里平添些许神秘吸引力，读者们必得猜度推断所指为谁，这让阅读本身变成了一场展示她们各自传统学识与诗艺专长的竞智游戏或斗趣娱乐。 (30)
为了增添自己论诗组诗的权威性，沈彩开篇即云《诗经》开卷之章《关雎》：
诗三百首首关雎，淑女闺房窈窕思。
乐不淫兮哀不怨，原来诗首妇人诗。 (31)
尽管沈彩对《关雎》的“解读”（reading）不脱传统阐释学的窠臼——“淑女闺房窈窕思”，淑女之思，温柔敦厚——但这里她所强调的事实是这首列为《诗经》之始的诗作实由女子所写。因此她以点评《关雎》来开启自己论诗绝句组诗，就以将女性声音崇奉为经典而使其极具象征意味。
除了前朝历代的传奇佳人或历史才媛之外，沈彩亦不厚古薄今，组诗中也对同时代的闺秀加以评介，比如她的诗画之交汪亮。论汪之诗侧重凸显出她俩在文学雅事上的同气相求，而非直接品藻汪诗：
采芝山不在天涯，烟火相邻吴若华。 (32)
欲把奇文共欣赏，何时挟册上钿车。 (33)
诗以汪亮雅号“采芝山人”破题。从诗意来看，尽管她们同居一地，相去不远，但彼此登门造访、谈诗论文的机会却寥若星辰，因此才要书信往复，论诗赏文。
据知在随园女弟子中，至少有两位——王倩与席佩兰也撰有组诗论诗。王倩沿袭唐代诗论家司空图备受推崇的名作《二十四诗品》的诗体诗法， (34) 即采用古意盎然的四言诗体与玄妙形象的思辨语言来建构出一种“本乎天真”的深邃典型诗歌美学。席佩兰则在一组七绝论诗诗中力倡“清思自觉出新裁”，即使“又被前人道过来”，也能夺胎换骨，“居然生面能独开”。 (35) 钟慧玲曾指出，王倩与席佩兰皆“能张皇师说，发为议论”，“颇能得袁枚的意旨”，同样“以学问与才力并重”，重视后天学力的培养。 (36)
才媛始拾“论诗诗”之文体持论品题，这不仅标志着女子阅读涉猎甚广，也意味着她们对诗文本末的一得之见能得以刻印传世信心满满。不过，确能如此的女性诗论家终究也只是屈指可数，只有诗艺超绝、文才异秉之人才能长材小试，在这一论诗文体上初显身手。 (37) 才女以诗论诗，往往趋向于表述她们的学诗经历而非直接评骘品析“她”人之作， (38) 由此屡屡昭示出其诗歌写作的自传维度。清嘉庆道光年间（19世纪）女诗人郭漱玉在她的《论诗》八首将诗论批评巧妙嵌于文言书面文本与日常个体经验相结合的语言之中，在对经典诗风旁征博引与语出天然击节称赏的同时，她也将自己的日常梳妆、针黹、庖厨之事为喻来写诗论诗。例如下引诗即以炊事来借喻阅读：
论诗（其五）
厨下调羹已六年，酸盐情性笑人偏。
近来领略诗中味，百八珍馐总要鲜。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