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行旅记事
王凤娴东归之旅几乎都是利用东南诸省河湖交通系统的舟楫之便完成的，与她形影相随的是她年幼的二女一子。其夫在羁旅之初也与之并肩同行，但随后她建议其改走行进速度更快的陆路，以便能够赶在规定时限内入京上朝为自己宜春三年任期述职。至此以后，她便独掌行旅事宜。
《东归记事》虽然不是每日必记，但在行旅途中还算得上是述录不辍的旅行手记。比时间轴更为重要的是，《记事》中所详载行船经由或停靠的每一城镇、村庄、驿所之名，彰显出王凤娴强烈自觉的方位感与空间感；她也对空间行进（spatial progression）罗缕纪存，言之甚详，不断反复记录从一地到一地的华里距离，从而衍生出某种层面上日志记录的经验性。 (82) 除了个体与经验维度之外，《东归记事》还调用两种结构性策略将其建构为文学性文本。 (83) 首先是融入抒情。凤娴在写实性叙述中不时穿插一些抒情文段来描述自己在空旷辽阔的自然世界中所见所历之山水风景，较之闺闱隔绝，这一经历令其意气风发。旅途伊始，他们一行自分宜县城始登舟，沿赣江支流顺水而下（赣江朝东北向汇入江西北部的鄱阳湖） (84) ，凤娴记曰：
过昌山洪，其泉澄碧，屡有石碍，咸谓险道。过此四围山绕，一望天连山坳，白云时出时飞，寒烟常凝常散。野花不识其名，香气袭衣可爱，山鸟不知其韵，清音入耳娱人。前程若无去路，盘旋仍有通津，应接无涯，不能悉记，真浮生胜游也。 (85)
舟行于人地生疏的版图中，王凤娴遂滋生出一种探幽访胜之感。奔涌湍流中暗礁丛生，对行舟其间的危险心知肚明反而加深了对大自然鬼斧神工、蜿蜒川流上奇山异水接连不断的惊叹之感。接下来在描述满月将至的夜景之时，她津津乐道于舟楫之行中皎洁清辉如影随形的慰藉：
次日百里至龙津驿，即余干县。夜色清佳，月明如镜。儿辈推蓬欣玩，乐人弄笛幽扬，宛然仙境，不知身在尘寰也。明逾百里之程，带月荡桨，抵安仁县。 (86)
第二种增添《东归记事》文学质感的结构性策略是穿插赋诗。沿途王凤娴在意兴盎然或动魄惊心之时动乎情，发乎诗，以打破散文叙述的板滞，她留诗23首，除了4首之外皆为绝句。 (87) 凤娴在表达片刻感知的审美与情感整合维度上采用经典模式的诗体，这并非偶然地会逢其适。 (88) 意味深长的是，在结束行旅阖家欢聚之时，她提笔写下一首长达16句、文体更为自由的古体诗， (89) 仿佛此刻情感迸发太过强烈，必得突破近体诗格律之束缚。《记事》中的第一首诗是在离开宜春时所撰，诗中她与在三年前初至此地时手植于庭院、如今念念不舍的垂柳与繁花依依话别：
庭花手植已三春，别去依依独怆神。
明岁东风莫摇落，可留颜色待归人。 (90)
这些诗作流露出她与自然界的风光物象相近相亲，与人世间的骨肉至爱相依相伴之意。在启程不久，其夫便在南昌府与之分道而行，匆匆赴京述职，凤娴话别，“漫成一绝，以记怆情”：
停桡江上东西別，执手依依各断魂。
极目马蹄尘雾隔，蓬窗淒冷怕黄昏。 (91)
自此以后，王凤娴携子女独力操持行旅，继续舟程。途中所见之景、所闻之声，诸如满月、鸿雁等，她多与文学传统惯习加以联系而置于己作中以恰当主题赋诗言志。这些独特意象搅撩起桑梓之念、昆季之情。例如她耳闻飞越鄱阳湖的鸿雁之声，不禁想起了亡故幼弟而形之于诗：
手足叹离群，征鸿忍复闻。
临风无限恨，挥泪洒江沄。 (92)
尽管她运用了亲如“手足”来喻示至亲兄弟密不可分，但又遂以雁行这一兄弟齿序的常见喻象， (93) 用断鸿“离群”一词陈述在生命历程中死神已将其中一人攫走来暗指幼弟辞世的事实。
诗歌也在母女之间亲密互动的絮语私言中大有作为。正如一些诗作所载，慈母对幼女的家塾教育通常涉及日常赋诗习作，而对王凤娴及其稚女而言，这种教习训导于舟行中仍在继续。旅途中不免趑趄颠踬，某次“遇浅滩不得过”，凤娴一行困于“只可容膝”的窄舟数日，寸步难进。同吟共赋、诗词竞巧是一件志趣相投的雅事，一似居家所乐的娱情遣兴之趣。凤娴如是说：
用唐人韵占一绝自遣：（诗略）。适稚子戏吹芦笛，命长女联句二绝，一笑。首作起句，三句余倡，二句、末句女和；次作前二句余倡，后二句女和：
（其一）
雁落沙头夕照悬，一声芦管度寒川。
惊栖倦鸟归飞急，罢钓渔翁欸乃还。
（其二）
夕阳影里片帆轻，夹道梅花伴去程。
恼得行人归思切，酒旗悬处杜鹃鸣。 (94)
王凤娴不失时宜地记录下与自己年方不过十数岁的幼女共同参与文学创作活动的情形。
当他们途经诸多与史实事迹风流人物相关的名胜之地时，王凤娴也会记地载录，赋诗咏怀，诉说对历史兴衰变迁的自我思考，并展现出对明史广博掌故了然于胸之姿。 (95) 简言之，《东归记事》中发声的女性主体是晚明时期受过优越家教的女性缩影，她能将自我经验、审美、情感、智识方方面面的个人经历熔为一炉，汇聚于事后借由阅读而重温回味这一经历的文本之中。 (96) 而王凤娴坦诚相告自己的记事动机，当她率子携女于是年十二月的某日（公历1601年初）平安抵达故里之后，遂在《记事》尾声云：“书此备后日展观，宛然胜游在目，且可当重来程记也。” (97)
然而不久之后，不虞之变祸从天降，读者或许期待着王凤娴日后能重览旧记，从《记事》铭刻的温馨回忆之中再获慰藉。从次年所作的一首诗中可知，其夫张本嘉溘然逝于离家万里的官任之上：
辛丑孟冬扶柩归武林
世事兴亡似转环，萧条重度武林关。
魂消古驿愁中柝，梦断宜阳望里山。
千里故乡悬迸泪，半床寒月照哀颜。
玉楼赋就应怜我，相挈追随供奉班。 (98)
武林是杭州旧称，宜阳地处中原大省河南的洛阳东南。张本嘉是否卒于宜阳任上？王凤娴是否携幼随夫赴任，一如一年前在宜春那样？或是她只身奔丧宜阳，收拾亡夫遗物，再扶柩还里，归葬祖茔？亡夫是松江人而她何以要赴杭州？ (99) 文本之外并无确凿明证，读者只能依据诗体形式与传统惯例，情境真实与地理实况之间落差加以推测。突遭丧夫之痛的王凤娴在羁旅伊始就在字面义与隐喻义上突出自己的孀妇身份，她在故乡千里之外的“古驿”歇脚过夜，在倒数第二句以英年早逝的唐代诗人李贺（791—817）的典故来暗指其夫张本嘉来与之对话。 (100)
如果王凤娴的诗集幸得传世的话，她的自传之音定能讲述更多自己的人生故事，从韶华青春到执子之手，从初为人母到孤鸿寡鹄，一如甘立媃在诗中记录自我生活的风潮。众所周知，王凤娴在孀居中含辛茹苦地拉扯幼子长大成人。就像曾为夫君离乡应举寄诗赠别， (101) 她同样也为幼弟王献吉（1606年事）与长子张汝开（1609年事）上京赶考赋诗送别。 (102) 不过他们并无一人科举会试及第，得中进士。从周之标选诗系年所呈现出的大致年表来看，王凤娴爱女二人，张引元与张引庆，同卒于1608年左右。其间二女皆已字人，凤娴亦有诗相寄，而如今她又写下悼亡诗追怀其夫其女。
王凤娴之弟弟王献吉所言，其姊孀居“俯仰三四十年间，荣华彫落，奄忽变迁，触物兴情，惊离吊往，无不与诗焉发之”；然而某日她告诸献吉曰：“妇道无文，我且付之祖龙。”献吉曰：“是不然。《诗》三百篇，大都出于妇人女子。……”以此说服凤娴，凤娴遂才转意心安（仿佛之前未明其详），“于是裒而梓之，为不肖弟（献吉）弁其首”。 (103) 这也大致解释了其诗集何以赋名《焚余草》。王凤娴之言是应作字面意义直解，还是当作转义修辞解读？她在诗作中书写了人生历程诸多面向，从欢愉烂漫的青葱女子到承受丧亲巨痛的嫠妇寡母，她是真的打算要将其诗集付之一炬，狠心抹去她借由这一媒介所创造出来的能动性与主体性？还是说她用了欲擒故纵之计来引起胞弟的关注？最后，王凤娴的作品终得存世，她必能通过重读旧作来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并与家人同辈、诗人读者们分享自己的个人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