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阅读：女性诗歌批评中的范式、修辞和群体

(2) 时至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随着印刷文化的日愈繁荣，文本出版数量与流通程度更趋新高。女性的识字能力普及与文学创作追求变得越彰明较著，女性诗集付梓刊刻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即是这一文化现象之零光片羽的表征。 (3) 在此期间，女性之于他人文作的评注（critical reflections）也格外引人瞩目。相对前朝各代，士绅阶层女性拥有获悉、阅读及索得其他才媛文学作品的更多机会，她们既可以凭藉男性近亲的一臂之力，也可以通过女性之间的社交网络直接联系。在此过程中，她们愈发意识到身为读者所具有的批评观点与判断反应，而在读完一本诗集之中为其所写的私人诗作不胜枚举，也印证了这一趋势。有些女子以传统“论诗诗”的既有短章诗体形式发表妙论高见，有些则传书寄简与同性友伴们互通交流。由雄心壮志的文本批评女性读者肩负起编纂诗歌评点辑录选本这样持久全面、费神费力的任务，有些才媛还自撰诗话［这种广泛使用的非正式诗歌批评文体始兴于宋代（960—1279）文人，繁盛于有清一代］， (4) 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尚属首次。女性在文学批评上付诸如此心血，表明了她们对自己身为文学文化参与者的身份认知已不限于诗人这一富有创造性的角色，而有意涉足批评家的权威地位上了。

(5) 能够编选与评点他人文作，这意味着这位读者具有一定的批评判断的水平能力与阐述诠解的权威地位，此人深具文学造诣和知识学养，是读者同时也是批评家。但对女性而言，这一认知的预设与表达在本质上与女性卑谦内敛和深闭闺中的传统思想南辕北辙。物质基础与实际操作层面的重重阻碍也让女性跻身批评家之列难上加难。有些女子甚至就连以诗记录与表达她们的所思所感，都可能成为引爆家庭冲突与公众非议的导火索。 (6) 鼓吹“沉默是金”与自谦自逊的文化禁锢可怕到足以逼令女子尽焚诗稿成为贞妇烈女传记述略中的惯见桥段，且不必多提前文所论径直以“焚余”赋名别集的惯例。 (7) 尽管我们不能只是从字面意义上直解其题，但这些字眼形塑出女性不应让其话语跨越私人空间步入公共领域的意图，却是跃然纸上。

因此，若以诗人与批评者的身份写作，女性就不得不克服解决或协商改易心理上、社会上及实践上的诸多障碍。除了冗繁家务（已婚女子尤是如此），女子不能或很难获取文献资源——比如藏书楼或书斋书塾以及其他有裨读写的条件——皆是女性教育学习的暗礁险滩、荆路棘途。由此可见，许多名留青史的女文人与女批评家往往都拥有由双亲、丈夫、姻亲、昆季及近亲们鼎力相助的家族生活环境，这是保障女性阅读与写作必要的先决条件。此外，女性自身还必须以创造性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文学追求，要在履行贤妻良母的角色规范之外寻求额外时间与空间资源，或者实现履行职责和读书学习两重任务，并行不悖。她们相当清楚社会限制与家族责任对其参与文学活动极为苛求，故而常有为自己与她人的文学书写论辩其合情合理的当务之急，便是明证之一。雷麦伦独具只眼地指出，无论是自序其稿还是为其他女性诗集撰序，女性屡以序言为重镇要地来强调她们对投身文学书写只是在家事操持、恪尽妇职之后，有些人则信而有征地论道说，儒家经典《诗经》赋予言志抒情的功能，当情动于中之时，女子同为有情之人亦有自我表达的天授特权。 (8) 这正是甘立媃在己诗别集自序中的观点（详见第一章）。

为了阐释17世纪以来女性对文学权威精进拓深的认识，本章力图探讨本身既写诗作赋，又以批评家身份去评点其他女性诗文的才媛话语实践。在大多数情形下，她们的评点笺议仅限于同为女性的作家作品之上，以严守男女有别的性别意识形态铁规铁纪；然而这些女性亦能将其创设生成的性别化批评话语空间转化成一个彼此互联共通、表达更多特定女性指向文学观点的公共群体场域。

无论各自经历如何迥然有异，女性对其他才媛文学作品有意识的新关注，表达出一种对超越家族、年龄、阶层、宗教等诸面向的性别化群体的自我认同归属感。 (9) 为了展现基于文学文本的女性之间互动交流的差异程度，本章先考察女诗人与女批评家采用论诗诗这种短章形式的情形，接着主体部分放在四部女性诗选评注本的范式与修辞（form and rhetoric）之上，其各以自己的方式勾勒出基于在文学选集中评骘品藻的权威性、能动性、共同体性的女性意识：文选类有季娴（1614—1683）的《闺秀集》（1652年序）与王端淑（1621—约1680）的《名媛诗纬》，诗话类有沈善宝（1808—1867）的《名媛诗话》，以及沈宜修（1590—1635）的才媛诗选小集《伊人思》，尽管集中并无品论评鉴，但仍可尊奉为才女编选闺秀诗作的开路先锋以及经由文学书写促成女性共同体亲密关系的典型范例。 (10)

选择彼此时代各异、定位有差的上述文集为样本，旨在阐明女性批评方式的多样性，强调晚明至清一代历史中女性如何借助诗歌写作的技术手段来获取群体认同感。检视闺秀在辑录评注文集时的文本形式与修辞策略，我们亦可探讨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学话语与历史语境中女性如何认知她们自己的文学批评活动至何种程度，由此不妨继续追问——女性参与何种文学批评议题？如何参与？她们论断中是否沿袭既有的文学理论法则与批评品论概念？女性文人阅读才媛诗作所持的道德观与审美观有何相对意义？较之众所周知的男性文人在编选女性诗集时的惯常操作，女性有何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