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1) 本书考察的文学文本与文集所涵盖的“中国帝制晚期”时间范围是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与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3）之后中国发生翻天覆地、无远弗届的社会与文化变革波及以前，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书写与自我表征可谓稳中有续，一脉相承，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对其在社会中的性别身份的认知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笔者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性与国族主义转向建构的主体性新形式之前，文学写作与性别化能动性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其逐渐形塑成对女性自我铭刻相对存在与意义之自觉意识，或是通过文学书写来对女性自我与彼此“体认著者身份”（authorize）之能力权力。她们之于排斥异己的男性霸权性别陈规所发出不满不忿之声，越发频繁及清晰可辨。然而，正如本书导言所论，她们在写作中所传达出性别化的能动性，并没有导向主张性别平等的某种纲领性行动发展轨迹；笔者希冀这些平凡依从的女性既可以，也确能凭借自我铭刻的具体个案来彰显个体身份与权威，这也会在当代批评领域的讨论中对“著者”（author）身份概念重新认知考量。本书将“能动性”视为贯穿全书的锚定概念，聚焦于明清女性所著的一些优秀作品并对其加以整合呈现。文学传统无疑仍是闺秀诗文的基础底色，但对能动性的强调能够扩充研究的畛域；才媛们也能对从前专属于男性文人的文类文作——无论是诗歌、纪游写作，还是文学批评——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关注文学写作与能动性的关系，能够让我们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去走近女性文学文本生产丰富多元的面向维度。

本书关于明清时期女性文本生产的文学文化研究，旨在凸显有意模糊贬斥“她们”的性别体系中女性能动性与主体性之定位。 (2) 女性孜孜不懈地从事文学书写，是想要通过自我铭刻的方式和作为历史中的主体，借自我与彼此之名，发个体与闺中之声，所做所为足以昭示其自觉自主意识。能动性的概念意味着隶属于依从卑微阶层的群体与个体（subordinated group or member），即使身处束缚限制性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层级之中，也有勇气能力（尽管是以有限的方式）去协商改造，付诸行动，改变提升自我与她人。笔者相信，借助能动性与主体性的视角，能为这一时期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女性文学书写现象的意义探究提供卓有成效的学理性聚焦点。

尽管才媛们通过写作能够结成想象或现实中的“共同体”，但她们在跨家族、跨社群、跨阶层、跨地域的现实彼此接触上还是存在诸多掣肘限制。另外，晚清时期士绅阶层女性的文学活动研究仍属尚待开拓厘清的研究空白：她们亲自闺塾课女，而女儿们又连同她们生活于民国时期的孙女们，化身为社会意义、政治意义与思想意义上而非仅仅是文化意义上“从事（engaged）写作”的著者，这在帝制时期思想社会禁锢中无疑算得上是难以想象的天方夜谭。笔者希望今后有机会能对这些晚清才媛及其晚辈女眷的文学创作继续深耕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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