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室：其名其意
用以代指妾妇身份的常用之名在语言学层面上对其从属性、性别化地位的文化建构可谓助纣为虐。在《易经》《左传》（前4世纪）一类的上古文本中，最古早且最常见的指称是“妾”。 (21) 时至战国晚期（前4—前3世纪），该词用以表示“女奴”之义，而与表示“男奴”之义的“臣”字对举。 (22) 同一字兼具“女奴”与“妾媵”之义，说明女性在其所在的家族与世系等规范社会结构中地位低下的事实。“妾”字也常被女子在言谈中作为第一人称女性代词“我”的卑称用以指代自己，这一称谓也同样反映出女不如男的社会从属地位。 (23) 有些女性会刻意弃用“妾”字而执意选用“我”“吾”“余”等中性化第一人称代词，比如甘立媃。
妾妇又称“侧室”，字面直译为“旁侧之室”，英译暂作side room。 (24) 由此派生的“偏房”“偏室”、“簉室” (25) “副室”、“后室”等词无不体现出身居外缘、远离中心的概念。这一特定指称源于传统中国宅邸院落的空间构造，展现其对应的社会、宗教、文化构型以及空间设计的性别化、等级化意图。在理想化的中式府邸空间布局中，妾妇被安置于宅院侧方或后方的独立厢房中。“侧室”一词标示着占据这一空间的女性与另一女性之间的对应关系，后者居于“室”（the room），确切而言是主宅的“正室”，亦即正妻，“正室”借指其家中主妇或元配夫人的地位。士绅富户家的正厅通常供奉先祖灵位用以祭祀，正妻居室距离这一重要的社会礼仪空间不过咫尺之遥。 (26) “侧室”的空间位置恰在远离中心的屋舍边缘，一如妾妇在家族中所处的社会化与礼制化边缘身份。尽管地位上高于侍婢，但无论在情理上还是现实中，她们都应服侍夫君与正室； (27) 因此，性别化的社会等级秩序被融入到中国宅邸院落的空间概念之中，在象征意味、社会关系、物质文化多层面上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环环相扣的网格。
正妻的法律与礼制地位，是由门当户对的两家之间通过明媒正娶的缔结所赋予的，而她的随嫁妆奁就是她的私财“家底”。相较之下，妾室往往是经由牙人之手从家境贫寒或家道中落的民户中购得，本身就被视为财货一种，也鲜少有嫁奁相陪；她们婚后毋需奉祀先祖（灵位），过门后亦不必参与祭祖。纳妾通常是出于延续香火子嗣、满足房中之乐、提升阶层名望等不同目的，因此妾妇常在男子之间不断转手，作为礼品被赠受。丈夫可对妾妇随心取名或随性改名，有时正妻亦操此举，正如一位正室为侧妾诗集作序言之：“夫子命名曰如蕙，余以瑶草字之。” (28) 即便已为丈夫生儿育女，妾妇仍不免被随意处置的命运。由于与丈夫所生的庶出子女随父姓，皆归属他们在名义上（法理上）和社会上的“嫡母”，于情于理可将其从生母身边带走抚养的正妻，因此妾妇的子女亲权会在心理上甚至生理上受到波及妥协。 (29) 别具深意的是，伴随而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妾妇文学书写中极少提及或者寄赠亲子，这与生母即正妻多与子女（尤以成年麟子为甚）寄次诗作不啻天壤之别。
在“归宁”这一反映已婚女子社会习俗的女性诗作书写主题中，文学疆域也呈现出其与社会之间的紧密关联。华如璧在描述侧室的一般地位与生存状况时强调说，妾妇“与外界隔绝，深闭于其夫家的私人领域之中”。 (30) 与娘家不复往来的妾室与正妻反差强烈，后者仍能与父母、兄姊以及其他家人互通有无，保持联系，故而“归宁”作为已为人妇的女子诗歌中的惯见题材，用以记录这一独具特殊情感意义的场合书写（如第一章所示），在妾室的诗文创作中反而少之又少。 (31) 既无经验，不表为宜。偶得一见心系嫡亲的妾妇，也多是哀叹与家人千日之阻，万里之隔，与正室们寄赠外家之作并无二致。南京人欧珑（18世纪人）十七岁委身金山（今上海金山）人唐云开为妾， (32) 她有两首《忆妹》诗，开篇以鸿雁比兴其远在故乡、年近摽梅的妹妹，希望她不要重蹈自己远嫁他乡的哀命覆辙。
忆妹（其一）
风雨萧萧夜，遙天落雁声。
相思泊何处，有妹石头城。 (33)
忆妹（其二）
别我犹娇小，年来定长成。
前车真可鉴，远嫁最伤情。 (34)
虽然欧珑并未对妾侍之姻有怨词詈语，但她提醒其妹“前车真可鉴”，勿要覆车继轨。又如，孙春岩（18世纪人）于西南边疆云南为官时纳当地女子王玉如为侧室。一般来说，士人官任期满之时，若是对妾侍满意，会携其同行、再赴别地出仕。王玉如即是如此。她的诗作流露出在暌别九载再见幼弟时欣喜与乡愁混杂的悲喜交加之感。她与幼弟续建联络似乎纯属意外。
喜弟至
既见翻疑误，疑眸各审详。
九年云出岫，一夕雁成行。
别后沧桑换，途中岁月长。
旧容惊半改，乡语叹全忘。
对月秋垂泪，听猿夜断肠。
逢人问消息，觅便寄衣裳。 (35)
剪烛心方慰，回头意转伤。
自余离故土，赖尔奉高堂。
感逝餐应减，思儿鬓恐霜。
弟能支菽水，妹可致温凉。
闻已调琴瑟，曾无弄瓦璋。
当年送我处，今日遇君场。
彼此皆如梦，依依两渺茫。 (36)
……
该诗驾轻就熟地借用传统意象和情感符号来表现个人际遇。云自山岫生，诗人用以自喻恰如其分，她自己离开故土已逾九年，而飘转不定的浮云意象或字面双关指涉故土之名云南（字面义为“云之南”）（第3句）。同样，鸿雁结伴飞多借代同一屋檐下的兄弟姐妹相爱相亲，如今幼弟相见，故而又云暂“成行”（第4句）。与梓乡的时空隔绝，不仅影响着她肉身上的变化与渴望，像是第10句以羁客“听猿夜断肠”首现思乡俗喻来表明妾侍远离乡里的身不由己；而且日久随夫履职辗转各地，她也无从使用方言而几近失去“乡语”表达能力，建立在语言差异上的地域身份认同由此也被削弱。诗歌接着表达了王玉如对留在家乡的父母和奉养高堂的弟妹的思念，以表露自己对与家人未来难以见面的不确定性来收束全诗。
对于这些年纪轻轻就背井离乡的妾妇而言，读写能力与文采诗才是其记录表达自我经历与构建空间情感联系（原本已被割裂否定）的有力工具。我们能在其诗中听到她们的声音冲击着社会边缘性的森严壁垒，或晓之以理，或感叹唏嘘，或伸手求援，或重建关联，或述怀言志，凡此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