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读女性：评注诗集选辑

有明一代，男性文人对女性文学创作越发兴味盎然，遂开辑录女文人诗集选本风气之先。 (40) 一些编纂者重视女性诗作之“清”（purity），另一些则关注于其作品集的刊刻留存。笔者曾有拙文论述，正是基于文化与市场的“合力”助推了部分选集的付印刊行，这种刊刻之举意味着一种凸显性别差异的全新文化阐释学应运而生。这些文学选集反映出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语境中，女性书写是如何被接受、阅读与认知的，即使是以男性视角。 (41) 然而到了明末清初之时，一批闺阁才媛的涌现，像是沈宜修、方维仪（1585—1668）、季娴、柳如是（1618—1664）、王端淑等，皆亲手纂辑文学总集，躬身文学批评活动。 (42) 男性编者与女性编者在文集辑选中迥然有异之处在于选诗入集的编年时限——男性文选辑者倾向于无所不包，追溯历史长河，上启上古三代，下迄皇朝当下。 (43) 尽管一些清代的男性文选辑者，如汪启淑（详见第二章）就曾别开生面地拓宽闺秀诗作的选录范围，但文集编选的“历时性”（diachronic）总体趋势却始终如一。而女性文选辑者则偏好关注与她们生活在皇朝同代的女性诗选，尤为当代才媛留足空间。通常来说，男性文集选者所辑历代闺秀几乎千篇一律，这似乎意味着他们大致皆有赖于经典传世文本，也可能涉及市场营销的考量。而女性编纂闺秀选集最别有深意的地方，是以一种更为宏阔的理念将才媛诗作视为一种活跃当下的鲜活文化（living culture），而编者自己亦参与其中。为了抽丝剥茧地说明这一点，本章试图揭示女性编选文集之举是如何映现她们想象的或实际的彼此联结，特别关注文选收录诗人是与编纂者同时代人或乡里旧识，甚至闺中密友与族内嫡亲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