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乡途旅：诗歌之记与夫妇之礼
李因首部诗集收于卷末的诗作记录了其归乡途旅。一组接连17首纪游诗构成了自京返浙夫妇归途的诗歌书写。（参见图4）1643年春，葛徵奇“嗣奉对品调南之旨，遂归”，如前文所详述，此次贬调的背景是闯王揭竿民乱与清军入关滋扰在北方“猖獗日甚”，“徵奇忧事势必至倾覆，乃请立国储于留都（南京）”，而崇祯帝不许所黜。 (144) 李因听闻此谪令而有一绝：
春日家禄勋闻命南归感怀之作（二首其一）
春风入华屋，萧瑟困寒袍。
何似孤山鹤，清宵月影高。 (145)
她在此诗以及其他还乡途旅诗中所用诗歌的语言与主题无不颂美隐居生活，表明了他们对此事此行的深远意义五味杂陈：这对葛徵奇而言无疑是宦途折戟，却也是他们退隐南土、归园田居的契机。首联妙用季节意象委婉含蓄地描述他们生命历程中的变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春光盘桓于宅邸华屋之外，而一种凄凉萧瑟之感在他们生命中氤氲弥漫，挥之不去。随后李因继续熟练调用诗歌传统中的惯常意象，次联以“孤山鹤”的文典而把叙事角度转移到了他们故乡浙江的隐居生活之上。放鹤于西湖孤山的指涉寓意是双重性的，因为孤山是历史上知名隐士林逋（967—1028）退隐于临安城郊的卜居之地，雅称林逋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梅妻鹤子遂成为象征隐逸生活的固有形象之一。 (146) 这首诗曲尽妻室在夫君仕途失意时流露肺腑之言的某种慰藉与共情。若是夫妾之间琴瑟相谐，鸾凤和鸣，加上叙述主体性格独立、以才德服人的话，知书达礼的妾室有时也能扮演如此宽慰的角色。
图4： (147) 据李因诗作所绘1643年李因夫妇沿大运河自北京至浙江海宁的路线示意图，另有文本叙述提及他们曾借道安徽宿州而遭遇当地民乱兵变。制图：薛梦缘
从下一首至诗题出现他们海宁宅邸芜园为止，这组诗的诸题记录着他们沿大运河而下行旅的具体行程，以沿途经停之地标目赋题，纵贯南北的舟船路线一览无遗。诗旅最后一站泊于泇河（在江苏以北），也就是他们遭遇安徽宿州兵乱之前，吴本泰为其诗集作序之地。组诗末作题为《癸未（1643年）喜归芜园》以志自己归乡之喜，但其间并未提及在宿州遇险而促其诗集付梓的只言片语。 (148) 组诗还以相对连贯的节候时序特征来令人知晓此行的现世背景与所历时长。
葛氏夫妇于1643年夏离开北京，并于同年暮秋抵达海宁，此行长途跋涉，舟车劳顿，历时数月，还一度受阻于宿州寇乱， (149) 而在行程伊始可能还遭遇清兵入侵的滋扰。收诗八阕的首组诗题《虏遁后十日舟发漷县道中同家禄勋咏》，其一聚焦于大运河沿岸荒芜萧索的风景来凸显徙迁途中的断梗浮萍、飘零无依之感，这对行旅者而言是理固当然（de rigueur）的：
登舟才五日，百绪棹声中。
断岸人烟绝，荒碑僧寺空。
水连千碛白，渔逗一灯红。
归梦残难续，萧萧泣路穷。 (150)
同一诗题下组诗八首所用韵字（中、空、红、穷）完全一致，这意味着这些诗作不仅只是纪游杂咏，而且文体上采用和他作步韵乃至依己诗前韵等惯习，故而亦服从于漫长舟途上夫妾消遣的社交礼仪。这种诗体上格律形式的重复迭见，或许有助于在行旅颠沛流离、漂泊无定（尤其时值局势动荡的季末）之中生成一种井然有条的秩序感。吴本泰也参与到葛徵奇与李因夫唱妇随的“诗仪”（rituals）中，和作有同地同韵之诗。身为尊长的葛徵奇常拈韵命诗，而李、吴二人则在己作中步韵相和。 (151)
舟程始于炎炎夏日，李因在诗中不断提及船楫之上酷热难耐：“山气正歊热，舟居似瓮中”； (152) “短蓬苦毒热，雨过湿云蒸”； (153) “白云起山半，欲雨苦灾蒸”。 (154) 近乡情更怯，客行愁转深。羁途之初所历之畏途迢递，环境崄巇，越发令他们倍添思乡之情：“野宿催归思，愁看白发增”； (155) “野岸乡音少，偏令归思增”； (156) “孤蓬一夜雨，滴滴客愁增”。 (157) 随着旅途推进，诗歌语调渐趋轻快愉悦。离开天津之后，她有诗咏之：
客里闲心事事宜，故园松菊赋归迟。
秋风江上蒹葭月，独坐渔矶学钓丝。 (158)
女性行旅者乐享于此刻身处浩荡天地之间，夜泊勾留亦无妨，反而难得有机会学习垂纶闲钓。甚至是那些此前令人不快的同一意象置于目前的蛮荒莽苍之境，在主题表现上也更为淡定从容：
蛟鼍夜吼水声嗔，断岸荒芜夹去津。
露坐天高深夜寂，隔溪萤火解迎人。 (159)
随着旅程继续，大自然狂暴与荒凉的面向（首联）逐渐褪却消散，幻化成自然生灵亲切近人（“萤火解迎人”）的静谧清幽之夜。正如此诗及它诗所示，伴随夫君及其僚友出行的李因将舟舸转化为文学生产场域，诗题中屡现“舟发”“舟次”之词可见诗歌创作常常起兴于乘舟将行或泊船暂歇之际。交错时刻搭配移动空间使得行旅者感悟沉思日增精进。与男性同行的她，竭力于在漫长枯燥的途旅中通过合辙对仗诗律的仪礼化书写，来创制出一个次序井然、斯文雅致的文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