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旅妾妇李因的诗歌纪游
本章末节讨论女性行旅纪游文学的例子来自晚清重臣葛徵奇之妾李因随夫出行所作之诗。李因的家世境况与早年身世史料语焉不详，一些文献提到说她出身青楼。著名晚明遗民学者黄宗羲（1610—1695）应邀为其作传（后详），称其与“皆以唱随风雅闻于天下”、以文事雅韵与其夫伉俪情深的名妓侧室柳如是、王微“为之鼎足”。而据葛徵奇所言，李因“家（杭州）西子湖”“家贫落魄”，当他“偶得其梅诗，有‘一支留待晚春开’之句，遂异而纳之”。 (104) 二位才子佳人琴瑟和鸣，两情缱绻，在艺术与诗歌上志趣相投。
李因一生中刊刻过三次诗集。第一部别集题为《竹笑轩吟草》是本章关注焦点， (105) 其付梓于葛徵奇辞世前两年的1643年。 (106) 李因身为画师的声望甚隆于其为诗人之名气。在葛徵奇谢世之后，她晚年以卖画营生，其画销路颇畅，据称光是在海宁地区就有超过四十家赝作仿摹以满足当地的消费需求。 (107) 不过，时辈亦多对其诗艺交口称誉。虽然她的诗作未入选钱谦益与柳如是合编选集《列朝诗集》， (108) 但像是季娴就在她严挑细择的选评文集《闺秀集》中选录李因律诗17首之多，而前文提到的王凤娴诗仅录3首，邢慈静则一首未录；而王端淑也收录了李因诗5首。 (109) 邓汉仪（1617—1689）编纂明末清初诗人的大型诗歌总集《诗观》初集末卷遴选数位闺秀诗人之作，李因也跻身其间。 (110) 此外，季娴与邓汉仪都对其诗不吝溢美，评价颇高。
在他们十五年琴瑟生活中，李因几乎如影相伴夫君辗转各地赴任。葛徵奇在初集序略中强调纳为侧室后李因长伴其左右步上行旅，“遂偕与溯太湖，渡金焦，涉黄河，泛济水，达幽燕”。 (111) 走南闯北、游历甚广的旅程多载之于李因的首部别集中，其中许多诗作明确标示作于某途中或关于某行程。
葛徵奇在朝中位高权重。据《海宁州志》其传所载，“崇祯戊辰（1628年）进士”，历任各职，官至“光禄卿”。 (112) 葛徵奇的官宦生涯恰逢崇祯帝（1628—1644年在位）治下大明江山飘摇的混沌末年，是时疆域之内风卷云涌的民乱兵变与东北满洲频繁入侵的女真虏骑，正在凌虐摧毁着这个帝国。 (113) 当李因随葛徵奇赴各地履任，她一定也对不断恶化的大明帝国局势有所耳闻目击；不过参与政治并非妇人之道，故而李因集中慨叹时局混乱、兵败如山的诗作并不多见，而这类诗似乎是针对动荡内乱与清兵入侵的内忧外患有感而发，诗中她极为愤慨地表达了自己“身为女子不如男”的性别弱势无力之感：
闻豫鲁寇警
万姓流亡白骨寒，惊闻豫鲁半凋残。
徒怀报国惭彤管，洒血征袍羡木兰。 (114)
(115) 诗题特指河南（豫）、山东（鲁）地区的动荡战乱，但此诗未系年。听闻流寇乱匪造成的赤地千里、十室九空的惨况，激发起李因勠力报国效死之念；然而，这一志向却令她更切身感受到自身性别的拘囿。她所能做的，只是手握彤管，把对这些事件的了解记之于纸，抒之以志。她想要化身却只能徒羡的女英雄楷模，是战场亲征的传奇女勇士木兰。“洒血征袍”的意象因此幻化为泼墨（想象成“血”）之举挥毫书于真实（real）纸上（想象成“袍”）。李因还有一首诗也同样表达了身为女子的性别限制而无力亲赴沙场保卫京畿的挫败之感：
虏警
胡儿十万满重关，铁骑空屯蓟北山。 (116)
从古剑仙多女侠，蒯缑手把自潸潸。 (117)
诗题中的“虏”字所指的是居于化外之地、未受中华文化开化辐射的入侵者，在这里应该指的是自17世纪30年代以来数度入关、攻伐大明疆土的女真人。次句影射的是明朝军队戍卫京畿地区土崩瓦解之事，尾句所言“从古剑仙多女侠”，暗示若是巾帼能从戎，杀敌陷阵或可期。像是唐传奇中红线、聂隐娘这类传奇女侠，英勇无畏、名垂青史，而武将世家的女子自小常随父兄学习舞枪弄棒之道、排兵布阵之法，与丈夫及家中男丁并肩作战冲锋陷阵。与李因同时代的四川著名女将秦良玉（卒于1648年），曾在天启、崇祯年间多次成功剿平叛乱与抗击清军。 (118) 李因似乎未曾闻知这位与她同时代的女将之名，这侧面反映出女性知识获取途径之高度文本化性质与信息来源的闭塞。身为文官的侧室，她只能在政治局势危急之时才能最为直接地体会到性别意识形态的桎梏框束，以一种诗性角色扮演作为主体能动性的展演场域，以手中之剑（蒯缑）聊为自我表征，而只能在现实中泣下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情恨泪（自潸潸）。
据葛徵奇所言，1643年他们舟行南下入皖北地界，“道经宿州， (119) 哗兵变起仓促，同舟者皆鸟兽散”，这成为李因诗集付梓刊印的直接动因。 (120) 葛徵奇显然是因为批评崇祯朝政触怒龙颜而被贬出京。依照海宁方志所载葛徵奇传略，他为官正派，历任数职，皆有所为，然而却未得善终，其官终“以太仆进光禄卿”之际，适逢“闯贼猖獗日甚”，自1636年推为“闯王”后的李自成势头渐炽，对帝都北京形成极大威胁。“徵奇忧事势必至倾覆，乃请立国储于留都（南京），（崇祯帝）不报。嗣奉对品调南之旨，遂归”。经历了宿州叛乱之后， (121) 葛徵奇对宦途仕进心灰意冷，休致退居故里海宁。旋即明亡，徵奇“甲申闻变，（次年1645年）抱恨卒”。 (122)
葛徵奇的僚佐属吏兼后辈弟子吴本泰同被贬南京，遂奉陪二人同行完成最后的南归之旅。 (123) 在抵达宿州之前，他们曾于江苏北部的泇河泊舟暂歇，吴本泰于“癸未七夕”为李因诗集作序一篇。近一个月后的“八月哉生明（初三）”，吴本泰补录跋语，事件描述如下： (124)
余既叙《竹笑》已，次宿州。吾师遘哗卒之难。凶锋焱突，飞镝如雨，白日昼曀舟中，错愕不相顾。夫人亟走出，迹师所在，越一二艘，踉跄而入余舟。呼曰：“主人何在，主人何在！”时被贼椎击，丛矢创胸，且贯其掌。血流朱殷，不自觉痛。迨余遣侦师还白无恙，夫人意始帖然，而后乃知羽镞之及体也。 (125)
吴本泰在语之甚详的跋语附记的结尾盛赞李因“欲护其主”所表现出来的非凡勇气，并以其巾帼英雄为榜样，“可以愧须麋丈夫而弃城殒节者”。
葛徵奇一行归家一个月之后，他为诗集写序之中也提及这一事件：“是庵（李因）独徘徊迹余所在，鸣镝攒体（遍体鳞伤），相见犹且讯且慰”。续云：
手抱一编，曰：簪珥罄矣。犹幸青毡亡恙，此大雄氏所谓无挂碍恐怖也。 (126) 于是趋授之剞劂，俱一旦投诸水火，则呕心枯血，不又为巾帼儿女子所笑耶？余悯其志，亟为芟其繁芜，选刻如千首，以代名山之藏。 (127)
吴本泰和葛徵奇皆致力刻画她不顾私财舍命护夫，却为自己诗稿幸存而大喜过望的女子形象。葛徵奇在上述文段中记录了自己如何对李因“呕心”作诗之意义以及诗稿得以岿然独存的决心信念（conviction）报以回应（“悯其志”），遂“芟其繁芜，选刻如千首”，择而刻之。这里笔者把“呕心枯血”英译为arduous efforts at writing poetry，“呕心”一语典出于唐代诗人李贺痴迷作诗之说（“当呕出心乃已尔”），后多形容沉浸诗中潜心写作。徵奇似乎认为若是诗稿“一旦投诸水火”，那么李因写诗所付心血也就毁于一旦。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论，丈夫的悉心支持与积极协助对侧室诗作的刊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而在这里也并未一改故辙，“她”（her）的主动是“他”（his）行动的原动力。
然而，李因本人却没有秉笔直书，甚至未提及自己直面逞凶肆虐社会暴乱的个人遭遇，也没有言及她要将个人诗集付诸梨枣的因果联系。这大概是由于女性谦卑与仪礼要求她保持缄默，不张扬英雄化与自负式的自我表征，而这类美德方可成为其他男性与女性为其作传时的绝佳素材。吴本泰在补记李因壮举序文结尾云“以俟传列女者”。 (128) 多年之后，李因也一直为此积极物色人选，力邀明遗民大儒黄宗羲为其撰传。正如黄宗羲在传略中所言，李因透过黄母代为相求：
（吾友朱）人远传是庵欲余作传，以两诗寿老母为贽，有“不惜淋漓供笔墨，恭随天女散花来”之句。老母尝梦注名玉札，为第四位天女降谪人世，故读是庵之诗而契焉。余之为此者，所以代老母之答也。 (129)
黄宗羲所撰《李因传》恰如其分地详载她“猝遇兵哗”时的英勇之能，盛赞其果决无畏之志。这些原始材料可能就是李因本人提供给黄宗羲为其作传的。 (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