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室渐变

尽管能够吟诗作文的文化女性在整个妾妇群体中占比极小，但她们竭尽所能从被框定的边缘地位上发声言说自己的身份性与主体性，甚至尝试改变这种边缘地位本身，其文学实绩是世人得以瞥见明清时期性别关系错综世界某种面向的宝贵来源。对于一些身为侧室的女性而言，甚至正是因其边缘性，她们身居的“侧室”渐变成一种重要空间。这些女性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社会与物质空间中既从属附庸又相对独立的固有矛盾性，有些妾妇在力求身心独立的隔绝地带还能努力营造并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权与创造力。 (65) 置身于“中心—边缘”空间结构与“上层—下层”社会等级交互强化的双重网格中，她们遂能借由文学才能开辟出一个展现自主能动性的新天地。

不管是事实上还是隐喻上，无论是处境优渥还是白屋寒门，皆令侧室空间呈现出迥然相异的意义和形式。除了一般指称侧方或后方的耳房偏屋之外，大户人家的“侧室”也可指正院之内的侧院或厢房（例见《金瓶梅》和《大红灯笼高高挂》），或独立于正屋主体建筑之外的别院，甚至是远离主宅的山野别馆。比如钱谦益（1582—1664）就将柳如是藏娇于绛云楼，二人于专为柳氏所置的此处居所中吟诗作对、品书赏文，远离世俗家事或悍妻妒妇的搅扰。 (66)

然而，妾妇很容易跟嫡妻发生摩擦冲突，比如前文提及的小青。小青后世化身甚多矣，黄仁麟的侍妾李淑仪（生于1817年）即为其一，她在自己的诗集自序以及诗歌文本中娓娓道尽人生故事。 (67) 李淑仪自序曾云“侬生长田家，幼慕风雅”，“值年饥，家贫，父母以侬归于李太恭人随侍香阁”，送人为婢（几乎是家庭关系中身份最低的女性）。尽管她幸遇夫人“知书翰”，视为己出，“暇则课读，口授三唐宋元诸诗”，但她始终未能从九岁即被“割肉医疮鬻娇女”的情绪创伤阴影中走出来。她在《鬻女词》结尾处中声泪俱下地对父母厉声痛斥：

……

百年难洗青衣丑。

与其鬻女身，不若啖女肉。

啖女犹得饱亲腹，鬻女女心死不足。 (68)

父母不得已鬻女维生已然隔断了亲缘关系，那么李淑仪也就毋需履行孝女义务，她的孝道意识转而投注在其良善的女主人，亦即她的“养母”身上。李淑仪的读写能力与文学才赋不仅令其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情境，而且能用严词厉语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反应——对无情（或亦无助）双亲的忿恨愤懑。李淑仪的诗体自传也是对重男轻女文化价值体系的血泪控诉。

据李淑仪自述，夫人临终前出于对自己未来的考虑而为她安排委身为妾的婚事，夫君黄仁麟与李淑仪年岁相仿，诗趣相投（“长侬五岁，夙负隽才，性耽啸咏”）。 (69) 孰料黄家正室对才妾颇为不喜，妒令潜配松萝山野池馆，如此桥段似曾相识。一年别居，李淑仪撰有两本诗集——《疏影楼名姝百咏》和《疏影楼名花百咏》，并在二八芳华之际即付之刻印。 (70) 正如李小荣曾有详论，由于早年遭遇诸多挫败，妙龄妾妇李淑仪故而有意于在《疏影楼名姝百咏》诗卷中辨明自我之于女子在历史与文化应有地位的意识。 (71) 她为名媛百人撰诗百首，后宫妃嫔、士绅妻女、妾妇娼妓，一方面关注她们的异秉文才，另一方面关注她们的多舛身世，李淑仪的关注广有涉猎。一题一咏，皆从史料文献与野史笔记中广搜博采其生平传记，为诗意诠释每位具体女子提供特定历史语境。写作为李淑仪叩问远古历史而别立空间，超越当下桎梏而另谋出路。

为了更深入研究文学实绩中主体能动性的具体实例，本章余下笔墨皆着力于沈彩（1752年生）其人其诗之上。沈彩一生创作颇丰，诗文存量可观，是凭借文本生产而能身体力行多样化主体性地位的才女典范。身为妾妇才媛，沈彩的经历也颇具可比性。一方面，她与夫君和嫡妻之间的和睦婚姻关系既与上引诸例遥相呼应，又与李淑仪们的不幸遭遇反差鲜明；另一方面，她颇受庇护的安稳生活也与随夫履任的羁旅漂泊有天渊之别，比如第三章将要讨论书写途旅诗的李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