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媛诗纬》：包罗万象的王端淑之选集
作为最早对《名媛诗纬》这部著名选集加以研究的学者之一，魏爱莲曾精要概述其里程碑式的意义所在：“《名媛诗纬》是现存最早且最具雄心的才媛诗文选集之一，在恽珠于1831年刊印《国朝闺秀正始集》这部同样出自女性之手、体量旗鼓相当的闺秀选集之前，其地位都未曾被撼动。” (81) 《名媛诗纬》的辑评者王端淑比季娴略为晚出，这部文集亦刊刻于《闺秀集》面世十五年之后。事实上，王端淑也将季娴之诗收录集中并坦言其影响久远：“夫人名重淮南（今江苏扬子江以北），所订《闺秀诗选》传播海内，非一日矣。诸名姝得夫人品定，可藉以不朽。” (82) 沈宜修的《伊人思》也同列于王端淑选本的诸多文献来源之一。 (83) 不过，较之前两部更早出现的、更具私人化与谦卑性的选集，《名媛诗纬》在选材范围、编排架构与评点倾向上均有天壤之别。
王端淑这部体量宏大、卷帙浩繁的选集共计42卷，是其数十年呕心沥血之力作。较之于沈宜修《伊人思》的46位诗人与季娴《闺秀集》的77位诗人，《名媛诗纬》囊括了逾千名才媛的诗作。正如王端淑在自序中所称， (84) 她也关注历史长河中才媛书写湮灭失传之厄：“予不及上追千古，而尤恨千古以上之诗媛，诗不多见，见不多人。” (85) 因此她更为关注近世当代才女，从元明鼎革（14世纪）到自己所居之时代。这部选诗纵贯三百年的大型总集的问世，也印证了明代女性识字率激增飙升的结果，这一趋势季娴曾明言之。不过这样规模浩大的编纂工作也是王端淑有意为之，她旁搜博采、爬罗剔抉，力图不失审慎地包罗万象，一如自序所言“搜罗毕备”。 (86)
基于历史语境、个人境遇以及性情秉赋等各方面的综合原因，王端淑在明清易代之际前后均有广泛的社交网络。 (87) 正是如此，若较之更为私密个人（private）、家族背景的《闺秀集》和《伊人思》，《名媛诗纬》更像是置于庞大社交网络中的一部“公共”（public）之作。除王端淑的自序之外，围绕选集而衍生的丰富副文本包括四篇他人之序，其中一篇出自名士大儒钱谦益（1582—1664）之手，另一篇则由对其搜罗文献汇纂成书助力甚多的其夫丁肇圣（1621—约1700）亲撰。 (88) 另附王端淑传两篇，以及丁肇圣侧室陈媛（素霞）传一篇，后者由王端淑女弟子高幽真执笔。 (89) 接下来是说明编排架构、排布方案、辑选标准的凡例部分。在王端淑提出凡例十四条中，有三条对理解其文集的性质、排布与范围至关重要：
一、 评阅凡一人予一评，或评其人，或评其诗，务求其当。凡一人必详其生平家世，未详者阙之，以备稽考云。（《凡例》其四，第1b—2a页）。
二、 诗以人存。如一人而有耑集，则选其诗之臧否；如一人止有一首半首存者，虽有瑕疵，亦必录之，盖存其人也。（《凡例》其五，第2a页）。
三、 诗之高绝老绝者，存之；幽绝艳绝者，存之；娇丽而鄙俚者、淫佚而谑诞者，亦存之。得无滥乎？曰：不然。孔子删《诗》而不废郑卫之音。 (90) 且限于止一诗也，可以着眼。（《凡例》其六，第2a页）。
条例一确立了其评注标准与每一条目的具体内容。再拿仅就美学风格提一己之见的季娴对比， (91) 王端淑则表示视情况而定，“或评其人，或评其诗，务求其当”，若有“生平家世”亦附之其后。就她评人评诗而言，生平传略自然是知人论世不必可少的；因此，选集中每一条目之下皆循例划分四部，分门别类，清晰可辨，排序如下：一、才媛芳名，二、生平略传（详略不一），三、编者按语（标以“端淑曰”），四、诗选正文。这样排序对编者控制辑纂与评注的权威举足轻重，读者须经由数层信息作为中介才能直抵诗文本：先叙作者的生命历程，圈点某些特定事迹（尤其是孀居守贞），再接“端淑曰”之语介绍编者的简评略论，这一用法直接化用自《论语》（“子曰”）。通过这类文本装置（textual device），王端淑希冀于引导与形塑读者对诗作暨诗人的情感反应和阅读阐释。
条例二与三皆涉旨在应选尽选的辑录标准。王端淑与大众观点持有共识，认为诗歌具有镌刻个体于文化记忆的潜在影响力，诗人能以此立言不朽，因而她会不遗余力地搜辑裒集诗文甚至残句。 (92) “如一人止有一首半首存者，虽有瑕疵，亦必录之，盖存其人也”，她的愿景是让任一才媛的书写之迹不至于灰飞湮灭。 (93) 从诗歌本身的角度来看，王端淑的编选也可谓是万象包罗式的（all⁃inclusive）。她借“孔子删《诗》而不废郑卫（乱世）之音（sounds of decadence）”之典，来为自己选录在道德、题旨、风格上稍有瑕玷之诗辩白。因此，被季娴嫌其“鄙秽已极”的王娇鸾长篇艳情诗《长恨歌》，却能被《名媛诗纬》收录其中。 (94)
我们是否能从这部卷帙浩繁、包括万象的鸿篇巨集中总结出什么评注标准呢？有两位学者对这一问题探源溯流，结论却南辕北辙。钟慧玲在其大作《清代女诗人研究》中通过梳理“端淑曰”中的按语之论来探求王端淑的批评主张与标准。她在《公安思潮的余波》一节中讨论《名媛诗纬》指出，王端淑以强调“性情”“趣”与“韵”承袭公安三袁诗学宗旨的衣钵，反对七子与竟陵复古一派“拟古”与“格调”的诗学观。王端淑与钱谦益有所过从更进一步印证了其对公安派心慕手追。 (95) 然而，林玫仪对此并不认同， (96) 她同样列举“端淑曰”系列按语为例证，却与钟慧玲的看法截然相反；她认为王端淑诗论“近体取法三唐”“五古诗格取晋”，其更近于拟古派。根据林玫仪的阐述，王端淑并不轻视诗律，而其所强调的“性情”在复古派看来亦兹事体大；因此她总结说王端淑诗学发展的历史观“就崇古卑今的大原则来看则并无不同”。 (97)
鉴于上述两派研究的他山之石，笔者对“端淑曰”详加解读之后认为，王端淑作于清初的诗论诗评，广征博采明代诗学理论各派之说而熔铸为一种整合交融、因时制宜的诗学观。因此，她对诗歌优劣的评判并不总是一以贯之，有时甚至会首尾乖互。试举一例。王端淑在陈氏的略传载其“家贫。父负贩，仅通书识姓名，（陈）氏辄就其父问字；稍长，读骚赋古诗数十万言。早寡，抚子（孙标）成立”，接着在“端淑曰”中，王端淑简述了自己如何知晓陈氏之诗：
余向侍先君白门时，每言孙母之贤，以为能教子也，不知其能诗也。及订次之余，得其刻本一帙，皆可直追中盛。惜见之晚，不能多收耳。 (98)
这里，显然盛唐、中唐被推崇为诗歌至臻之世。然而，她在《名媛诗纬》数页之后评吴中女子沈倩诗曰“苍健朴老，末二句直似古乐府竹枝词矣”，又云“如此运笔，方许言诗。今之名士，动称汉魏、盛唐，视之定当愧服”。 (99) 而在此，盛唐与古体诗格取法之汉魏，一并代表着她所处时代被过分推举、矫枉过正的诗风。 (100)
《名媛诗纬》的女性向选诗内容也会考虑到与诗学观掺杂一体或掩其锋芒的面向，比如对才媛诗文的流传与保存，对妇德闺才德的昭显与垂范等。王端淑并未想要另立“闺秀”（female）诗学观，“雌柔”（feminine）之风、脂粉之气（powder and rouge）常被讥评贬抑；但她也常拿当时的丈夫之作与才媛诗文相提并论而对前者加以揭批或嘲讽。 (101) 比如她批评“今之海内名流，动言盛唐，一趋门面，填塞古人名字，千篇一律，滔滔可笑；宁取此清薄（simple and natural style）一路，尚可救今日之失耳”， (102) 反对一味拟古必言汉魏三唐，不如女子作诗“清薄”、自然平淡之风。
尽管为保存诗媛文献而在编选时无所不包，王端淑《名媛诗纬》的首要考量仍是道德维度，她认为这一点在女子其人其品或其诗其文——这二者彼此交织，各寓褒贬——得到佐证。该选集的排布架构也夯实了这一道德维度：数卷归列于更大类别——标识女子社会地位和道德品性的门类之下，如“宫集”“正集”“艳集”等。“正集”诗收“夫人、世妇以及庶民良士之妻者”， (103) 而诸多贤妇、烈女、良孀、贞嫠诗作置于“正集”之始，以彰其志。 (104) 此外，正如魏爱莲研究指出，王端淑在明朝覆灭后所表现出浓重的遗民意识，其情感取向也会决定作品的遴选与表征。 (105) 例如，《名媛诗纬》所载明遗民陈元淑略传云：“及烈皇（崇祯帝）烈后升遐，元淑闻而哭之……竟绝粒于朔九日，殁矣。”“端淑曰”引论乡人孟子塞为元淑所写悼赞，简述其英烈殉国壮举。悼辞称“祯皇以身殉国，千载称烈”，“较诸人臣，以身殉君者，抑更异矣”，讥其“举朝皆妇人”。 (106) 王端淑于此下并未提及陈元淑诗作水平，对其关注的头等大事是此人的楷模德行，一如她点评守节孀妇方维仪所论：“予品定诸名媛诗文，必定扬节烈，然后爱惜才华。” (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