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媛诗话》：建构现实与想象中的共同体

《名媛诗话》：建构现实与想象中的共同体

1842年春，一位五年前自家乡杭州北上京城，如今已是诗名远扬的才媛，开始着手编纂辑笺其不朽名作选集《名媛诗话》。她，就是沈善宝。 (108) 此时她已嫁与武凌云为继室数载，视为己出地抚育亡故正室的遗孤。她历时五年之久，于1847年方告功成。

传统上的“诗话”是一种文类，作者能于浩如烟海的诗集、诗钞、诗论、诗韵上自如挥洒，就诗风与诗法来对具体的诗句、诗章、诗格、诗人加以圈点评议。 (109) 尽管这一文类多采自野史逸闻，无论多么离开正题，但其话语兴趣总归直指（或至少也是关联）诗文本与诗本事。由于诗话的关注焦点在于诗歌本身，故而其不像诗选总集那样会标列作者名录。 (110) 或许正源于此，沈善宝并未给出诗人目次与选诗标准——后者通常是文集“凡例”的功能属性，而是另以女子分属彼此不同又相互关联的社会与历史群体之意识，来编排构架这部皇皇巨著的个中条目。

然而，跟王端淑类似（实际上还可以算上沈宜修和季娴），沈善宝同样也将自己的编纂之计视为流传才媛文作的一种努力，尤为考虑到那些境况欠佳（“生于蓬荜、嫁于村俗”）的闺秀才女。正如其所自言，她希望以己之力弥补诗话体裁中诗媛之作不足之憾，声言“自南宋（1127—1279） (111) 以来，各家诗话中，多载闺秀诗；然搜采简略、体备而已”；“昔见如皋熊淡仙女史（熊琏，嘉庆年间人）所著《淡仙诗话》”，这本据其所知唯一出自女性之手的诗话，“内载闺秀诗亦少”。 (112)

沈善宝的开篇主旨重申了“闺秀之学与文士不同、而闺秀之传又较文士不易”的观点，才媛诗作传播与留存情形多变，这在女子别集与总集的序言中常言有道。沈善宝总结说她们“湮没无闻者不知凡几。余有深感焉，故不辞摭拾搜辑，而为是编。惟余拙于语言，见闻未广，意在存其断句零章；话之工拙，不复计也。” (113) 她尽心尽力全面搜辑，以弥补男性选辑者在诗话体录之不足与性别偏见，从而形成一部包罗广泛、影响深远的女性向（woman⁃centered）文学文本。

恰如沈善宝所言“意在存其断句零章”，以留存才媛文学遗产为务，而文学批评退居其次，故而其评注之语往往简略乃至通俗，且不吝溢美之辞。正因如此，本章分析重点遂不聚焦于此，而旨在揭示催生裨益文集编纂体例与刊刻成书的各式女性文学群体——或实体，或想象。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经典名著中所论述的，现代印刷媒介使得人们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之间联结为一个国家的主体同胞，这一运作过程在前现代亦应如是，从而为他广为人知的经典术语“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提供依据，而本书借此观点来阐释明清时期女性诗歌话语场域中的关键功能也应可行。 (114) 这一话语场域蕴含着诗歌的文化与社会功能，包括自我铭记与交流的技巧、围绕女性书写展开的讨论、女性诗歌作品创作，以及女性诗歌交流、传播与刊刻的多样形态，诸如此类。时至清代，诗歌作为一种话语场域已经发展至多元立体而蔚为大观，身在其中的士绅精英阶层知书达理的闺秀才媛，能够超越血缘关系与社会体系的既有限制，而以其能文善诗之技来想象自己与她人归属于同一族类。无论是现实存在的具体社群圈，还是出于想象的抽象共同体，才女这种归属感都能以“名媛”之称一言以蔽之——自晚明才女以文学书写越发彰显存在感伊始，“名媛”就多被女子（也包括男子）用作女性诗选总集之题名。

1846年，士大夫陈光亨为《名媛诗话》作跋一篇。陈光亨之亡女陈敦蕙，生前曾在沈善宝迁居北京后随其习诗； (115) 故在跋文中他围绕爱女短暂的一生（陈敦蕙殇于28岁）展开，云其“好弄笔墨”，“翻阅架上书而心知其意，熟于史”，“闻其（沈善宝）才而访之，读其诗，遂有意于诗”，从沈善宝学诗。在这里，《名媛诗话》于这位父亲而言，其意义似乎在于“采其（亡女）零章断句，俾与海内闺秀并列”，由此可见，这篇短跋极度私人化的性质也会模拟及反映这部文集的一重关键维度。卷十一以沈善宝的自跋结束全卷，她在其中阐述了更富个人色彩的编集情形，包括辑选动机、汇纂过程以及预期目标：

余自壬寅（1842年）春送李太夫人（善宝义母李氏）回里，是夏温润清，又随宦出都，伤离惜别，抑郁无聊。遂假闺秀诗文各集、并诸闺友投赠之作，编为诗话。于丙午（1846年）冬落成十一卷，复辑题壁、方外、乩仙、朝鲜诸作为末卷，共成十二卷。墨磨楮刻，聊遣羁愁，剑气珠光，奉扬贞德，讵敢论文乎？ (116)

尽管《名媛诗话》书稿初成，但并未随即付梓刊刻。无论出于何种缘由，该书直到1879年——此时距离沈善宝殁世已有17年之久——方由其继子武友怡附以续集三卷与原著合刊付诸雕板。 (117) 续集当是沈善宝编成原有十二卷之后、于1847年至约1854年之间辑录评注而成。 (118)

《名媛诗话》遵循“诗话体”的文类风格，对收录其中上至清祚初始、下至沈善宝所在时代的六百余名才媛的诗文诗句加以片言只字的评骘臧否。如上所述，其中作为批评话语的评注之语多是司空见惯的套语俗论，然而，就其收录范围与编年排序来说，无不反映出这一时期以朝代框架作为才媛诗选文集排布模式的时代趋势，这意味着清代女子对文学共同体的构建有着鲜明意识与严肃认知。 (119)

作为一部“诗话”之作，《名媛诗话》可谓既符合又偏离这一行文松散、定义模糊的文类之诸多惯例。通过探寻沈善宝在构建选集时如何驾驭这一相对开放的文体形式，我们可以勾勒出隐含于创作《名媛诗话》文本之下的女性文学书写共同体的概念化细节。换言之，我们不妨说沈善宝正是善用这一散漫又随意的诗话文体，为留存才媛文学遗产之大计绘制一处杂糅空间（hybrid space）。通过检视《名媛诗话》的文本形式、内容目次与编排架构，笔者试图展现女性如何把握诗歌这一共享话语场域，将其逐步发展成一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宝地，并在她们彼此间创设出基于她们各自身为作者、读者和批评者身份之或现实或想象的共同体。就这方面来说，沈善宝在“诗话体”上的努力与其前辈、知名女学者诗人恽珠所编选的大型选集《国朝闺秀正始集》（刊于1831年，续集刊于1836年）的编纂动机与生成方式上判然有别——恽珠的目标在于通过收录遍布大清帝国各阶层、各地域的才媛诗作来呈现出一种天下大同的文化理想，其选诗标准主要取决于贤良淑德、女诫闺训。 (120)

想象的共同体

《名媛诗话》收录的时间跨度大致可分两部分：卷一至卷五涵及清廷初立到沈善宝时代之前的闺秀，卷六至卷十一覆盖与沈善宝同时代的才女。列于前文所述沈善宝于卷十一末自跋之后的卷十二“复辑”题壁、女妓、侧室、 (121) 方外、乩仙、朝鲜诸作，皆属边缘杂类。本章接下来重点关注在表现模式上貌同实异的两大类别。 (122) 《名媛诗话》的前五卷专录生活于沈善宝出生之前，或是沈善宝成年前或有机会结交前便已香消玉殒的才媛们。换言之，这些女子属于“历史”（historical）人物，沈善宝以史传之模式加以呈现，赋予其历史化的意义。一如在地方志中列女传凡于人物志内单列成类的传统，沈善宝在引诗论文之前也惯常会于才媛芳名（姓氏+表字，后附小号字体标识的闺名）之前标注其籍贯，之后接以其直系男性亲属（通常是其父、其夫、其子）之名姓官衔。然而，沈善宝通过闺秀之间创作与分享诗文所搭建起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这种男权制度下的父系秩序（patrilineal）与夫系认同（patrilocal）；但家族世系仍然是《名媛诗话》中描绘的女性文学共同体最为基础的人际关系背景。“家学”一词在传略中迭见层出，女子多是通过聚族而居的女性至亲们传袭家学传统，诸如像是祖母、嫡母、继母、闺女、婆媳、姐妹、姑嫂、妯娌、堂表、姨婶、侄甥、侄媳等女眷，都曾在这些才媛略传中屡被提及。这种女性社群并未在文本一目了然地直接标示，却隐含在传略叙述细节所言传主与其他女性的关系中来轮廓初现。事实上，某闺秀与其他才媛全无联系的情况，在《名媛诗话》中当属异数而非常态。

一些才媛的传略与诗作在文集中并置相续的集合排布形成某种群姝并簇之势，但显然并非由于她们属于某一社会性、时间性或地域性上的共同体，尤以引人注目的是明清易代之际自杀殉节、绝笔留诗的难女， (123) 以及卷二开篇诸位坚拒字人、留侍双亲的孝女。 (124) 这些群体中首次提及了“闺塾师”，《名媛诗话》的传记中屡见这一职业为一些揾食艰难的女子所操持；而另一“自食其力”（self⁃supporting）的群体是仰仗售卖自创诗文字画以维生的女子们。这群“治生”（working）女子被沈善宝及其《名媛诗话》的预设读者想象成在文化与社会空间中的蕴意典范或是传统森严社会制度的可取备案，她们也代表着凭借一己之坚，另辟蹊径地做出别样选择的少数派。文集中也有不少才女是依据诗歌主题而被目别汇分，比如咏柳诗、悼亡诗等。当读者在阅读到后续目次遇到颠覆传统、特立独行的闺秀，或是工于某体、长于某律的才媛时， (125) 她总能发现与之类似的范例已有伏笔于文集前卷之中。举例而言，皆归于咏柳诗一组的诗媛们当中，印白兰 (126) 别具意味的传记详情彰显出其与众不同：“为布衣李宝函室，……市隐虎邱，作雕竹器，老而无子，日以吟咏为乐，佳句为人传诵者颇多”。 (127) 因此，沈善宝按语强调了印白兰的诗才及这对鸳侣佳偶不依惯例的价值观与满足感。

栖身于社会底层、家境不佳或身份边缘的女性，如农妇村妞、疍民渔姑、皮匠之女、庖厨之妻，乃至居于蛮荒边疆之地的女子们，沈善宝亦将之合为一组，相提并论。 (128) 这些簇并群姝是因其诗——作为其文学书写与成就的标志——而得以跻身更为广泛的才媛共同体之中。

沈善宝也对传主的道德素养与个性特征略加评骘。新寡嫠妇、未嫁守贞、淑德贤母、 (129) 悌爱良姊、孝惠女媳，各自占有不少篇幅。若非文集以载录诗文本为惯例的话，其传略读起来与方志或正史上的贤妇列传并无二致；事实上，沈善宝也的确提到她援引一些地方志作为该书的文献来源。 (130) 这些略传与沈氏按语皆在强调妇德与才情，此乃一位名媛不可偏废的两大法宝。

这些条目更关注于诗才文采而去传记套路渐行渐远，以群姝簇并之势出现时尤为显著。诗学兴趣凌驾于道德关怀之上的情形，无论是在“历史”（historical）前卷还是“同代”（contemporary）后卷都并不少见。例如，在时事诗中有力批判社会的两位 (131) 才女被沈善宝合而论之，据她所言“古诗闺阁擅场者虽不甚少，而畅论时事恍如目睹者甚难”，没有在外经验，题旨风格皆难把握。 (132) 另一组并论13位才媛的16首诗作有云：“此十六章清词络绎，故并录之。” (133) 其他如咏柳主题、颖悟主旨、悼亡文类或是天籁佳作，皆因其缘于真情实感，可令被时间空间、个人际遇、社会环境所阻隔的才女们联系在一起。 (134) 在这一诗学场域之中，女性得以跨越时空与阶层的限制想象式地紧密联结。

以文学作品强化才媛的群体身份的另一方式是闺秀诗集合刊，既可基于家族世系，也可联系社会背景，这在沈善宝这里都有如实记载， (135) 其中就包括知名闺秀诗社诗圈的合刊文集《吴中十子诗钞》 (136) 《随园女弟子诗选》及《碧城女弟子合刻》 (137) 等。《碧城仙馆女弟子诗》合刻士大夫诗人陈文述（1771—1843）席下江南闺秀之诗，这群才媛在沈善宝故里杭州彼此诗文往复，略带诗社气象，沈善宝认为她们并不逊色于袁枚的随园女弟子。 (138) 沈善宝同样还记录了鲜为人知但更为常见的家刻合集，其中经典一例是收录了浙江归安叶氏一门闺秀风雅之作（尤存家母/家婆、三女、二媳之诗）的《织云楼合刻》 (139) 。 (140)

现实的社交圈

《名媛诗话》的旨趣和意义在于如何通过历史女性视角来揭示女性文学活跃互动中复杂而细微的社交网络，这一点清晰地表现在沈善宝评注、保存与选录同时代的诗媛之作的选集后半部里，其中不少才媛，她都多多少少曾与之有过从或彼此相熟。从卷六起（尤以卷六至卷八为甚），叙述表现方式从前卷的传记模式为主导，渐变为带有浓厚自传性质的日记风格（journal style）。

叙述的兴趣焦点围绕两条主线交替进行。第一条线是沈善宝于1837年迁居北京之前的最后一两年在杭州时交往亲密与情谊持久的闺友圈子。在卷6开篇她就枚举十位近世闺秀，如其自言“吾乡多闺秀”； (141) 其中着墨最多的是许延礽（字云林）以及颇负盛名的女词人吴藻（字蘋香，1799—1862）。关于许延礽她写道，“性情伉爽，与余最契密”，提及她们曾数度携手同游杭城内外湖山胜处。许延礽随夫“先余（善宝）一年入都，次冬，余亦北至，云林（延礽）喜甚，招游天宁寺”；善宝赠延礽七绝二首，延礽遂以步韵和之，四诗皆全录于集中。 (142) 关于吴藻，她叙述了“丁酉（1837年）秋仲，（吴藻）知余欲北行，约玉士（鲍靓）饯于香南雪北庐（蘋香室名），时晚桂盛开，周暖姝携花适至，蘋香即留，共饮四人”，她们即席走笔留别合章之作，悉录于集。 (143)

沈善宝的条目也记录这些女性群体的诗作唱和雅事，包括诗歌创作的特定语境。而这些创作语境也包含一些纯文本的纸上交流（而不必是现实的社交场合）， (144) 譬如十二位才媛为陈文述《兰因集》所收刻碑题咏之组诗。 (145) 事实上，她在文集中对一些闺中友人传记缄口不言或仅提只字片言，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吴藻。沈善宝从未提及吴藻的家世背景，亦即不以其男性眷属身份来定义她的身份，而是强调她是一位词体名家：“吴蘋香最工倚声，著有《花帘词稿》行世。诗不多作，偶一吟咏，超妙绝尘（后续述其饯别宴饮之事）”。 (146) 吴藻才情横溢，于桃李之年即写有广受欢迎的单折戏《乔影》（1825年），但我们对她身世知之甚少，仅知她出身于行商坐贾之家，曾被双亲许配与同出商贾之阶的黄姓夫家，琴瑟不调、伉俪难谐。 (147) 她没有留下很多诗作（诗，多被视为文人雅体的文类载体），或许这一事实正是其阶层出身与文学禀赋的映照。不过，吴藻却成功跻身于杭州最负盛名的精英文学圈，与名士名媛广泛结交。 (148) 她与沈善宝及钱塘地区诸才媛（包括许家姐妹及其母梁德绳等）皆为诗友至交。这些书香门第的士绅闺秀推许吴藻以才气纵横于世，而不必在乎其出身背景。

沈善宝编纂此书时人在北京，当她获悉远在杭州的昔日旧友音讯时，其诗话体记叙就多了一层时空维度。例如在论吴藻一段中，沈善宝先行叙述吴藻传略与别筵之后，又附录吴藻赠己的四阕尚未付梓的词作，因其“近闻（吴藻）奉道甚虔，忏除绮语（词），亟录于此”。 (149) 此条之后接论著名的士大夫诗人龚自珍（1792—1841）之妹龚自璋，提到“故乡一别，忽而八年，近有书来”之事。龚自璋尺牍云“爱女吞金殉夫”“尊人（父）长兄相继弃世”，随函附赠和韵沈善宝《寄怀》诗四章。 (150) 这些闺友在后卷篇幅中还会再次出现（有的则已先见于前卷中），而这样浮出地表的内文性关联（intratextual）揭示了闺秀诗媛之间构建的强烈情感纽带与绵延闺私情谊，她们彼此守望相助，通过寄诗赠文来互通音信，维系联系。

叙述兴趣的第二条线是沈善宝对自己女性亲属其人其诗的个人记述， (151) 所及包括母亲吴世仁（字浣素）、幼妹沈善芳、从母吴世佑（字鬘云）、堂妹沈善禧及二位继女武友愉、武紫薇。 (152) 这里沈善宝擅用行文灵活的诗话体建构个人叙事，为《名媛诗话》平添浓郁的传记/自传色彩。 (153) 对姨母吴世佑的述记最能彰显沈善宝在描绘自家女眷生活时诗歌所发挥的核心意义。沈云：“先慈姊妹五人，惟鬘云五从母世佑最耽吟咏。……为外大母所钟爱，不忍远嫁……年三十于归”，这于沈善宝而言最有戚戚焉，因为她自己就是年近而立方才字人。然而从母“临殁朗诵生平所作诗词，气息渐微，奄然化去时，举家患疫，稿遂失散不存”。沈善宝仅能从记忆中搜存其作残篇。 (154) 凭借《名媛诗话》，沈善宝从个人私记忆中铭记嫡亲女眷的生平事迹与旧笺遗编，使其免于湮灭于忘川之中。

卷七、卷八继续保持这种个人叙事脉络，不过在场域上则转移至京城而时间更接近于当下。在卷七中，沈善宝将其批评关注转向一些于她有恩的女施主以及入京后结交颇深的闺中友，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其义母史氏（书中它处又从其夫姓称李夫人），“太夫人抚之（善宝）为女，后闻先母弃养，复召至京寓相依，为择配遣嫁”于武凌云；又如潘素心太夫人，其丈乃沈善宝同乡。潘氏自1825年居于京城，沈善宝言己“入都之前，太夫人见余《秋怀》诗十五章，深为激赏，访问殷勤；迨余至晋谒，即蒙刮目，奖许过当。嗣后一诗脱稿，随录示之……未刻之稿甚夥”，沈善宝亦录数首之于文集中。 (155) 二位皆为年过八旬且知书达理的耄耋太君。另有二记也富有深刻的个人情感意味，二位闺秀在进京暂留之际旋与沈善宝交善，但随即都在随夫外派赴任途中溘然长逝——郭润玉殁于1839年，温如玉卒于1842年。 (156) 在论郭润玉籍出湖南湘潭之后，沈善宝尽录详叙郭润玉的六位女眷——女儿、姊妹、侄女（有一位嫁为其儿媳）、表亲——之诗，其诗选别集以家集合刻为《湘潭郭氏闺秀集》刊行。 (157)

随着时间推移渐近，在沈善宝编纂《名媛诗话》稍前及过程当中， (158) 与之过从甚密、常有诗歌唱和往复的三位闺中密友，现身于卷八之中 (159) ：曾是杭州旧友（见卷六）、先于沈善宝一年入京的许延礽，奕绘（乾隆帝〔1736—1795在位〕曾孙）侧福晋、满族女诗人顾太清，以及学士张琦（1764—1833）之女、张家四姝长姊张英（字孟缇）。 (160) 顾太清的主条目下以其满名“满洲西林太清春”称之， (161) 沈善宝在全书中皆不从现代学界的通行用法冠之以汉姓“顾太清”。 (162) 值得注意的是，沈善宝亦以奕绘“继室”而非用“侧室”或“妾”身份指称太清。1824年，时年26岁的顾太清为奕绘纳为妾室。正如本书第二章已有论述，正室元配逝世之后，侧室妾侍为其夫扶正填房，于情理于法理皆不容。尽管太清与奕绘琴瑟和鸣、鸳侣情深，但从1830年福晋妙华夫人殁世到1838年奕绘弃世的八年时间里，奕绘是否将太清扶为继室并未有文献记载；甚至在夫君逝世数月之后，顾太清被奕绘家族不明不白地扫地出门——这是侧室在夫亡之后极易遭遇的境地——孤儿寡母一度生活艰难竭蹶。 (163) 通过许延礽的中介，沈善宝与顾太清于1837年结缘，她们终其一生的友谊始于顾太清身陷难熬岁月之时，而值得留意的是沈善宝将其密友视为续娶孀妇，她对顾太清的描述表征与对吴藻身世婚嫁闭口不谈同出一辙，此举意在维护自己的友人，并表达出社会对女性污名化的声讨抵制。

另一闺中密友张英来自常州阳湖身世显赫的望族，沈善宝先是详载其父、其弟、其夫的大名与官衔， (164) 接着记录张英诗作和家人共与的文学活动，并不吝笔墨于张家女眷，比如太夫人张母汤瑶卿有诗文创作，张英曾寄其诗与沈善宝，“云子可于诗话（《名媛诗话》）中纪之”；又如论及张英的三姊妹、妯娌与侄女。 (165) 这一组围绕张英诸女眷展开的论评笺语，行笔至张沈二友共写《念奴娇》词记录1840年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事件而暂告一段落，沈善宝于1842年造访张英家中，续填下阕。沈善宝对此事日记体般的详述令我们得以瞥见19世纪晚清女子们的金兰之谊、社会生活、诗歌创作与时事政治是如何在闺秀文化中彼此交织缀连，同时也表现出《名媛诗话》中“日记体”（journal style）的一面： (166)

孟缇（张英）词笔秀逸，真得碧山白云之神。 (167) 壬寅（1842年）荷花生日，余过淡菊轩时，孟缇初病起，因论夷务未平，养痈成患，相对扼腕。出其近作《念奴娇》半阕，云后半未成，属余足之。余即续就。孟缇笑云：“卿词雄壮不减坡仙， (168) 余前半章太弱，恐不相称。”余觉虽出两手，气颇贯串，惟孟缇细腻之致，予卤莽之状，相形之下，令人一望而知为合作也。今录于此云：

良辰易误，尽风风雨雨，送将春去。兰蕙忍教摧折，尽剩有漫空飞絮。塞雁惊弦，蜀鹃啼血，总是伤心处。已悲衰谢，那堪更听鼙鼓。

续云：

闻说照海妖氛，沿江毒雾，战舰横瓜步。 (169) 铜炮铁轮虽猛捷，岂少水犀强弩。壮士冲冠，书生投笔，谈笑擒夷虏。妙高台畔， (170) 蛾眉曾佐神武。 (171)

又以《感事·念奴娇》见示（文略）……孟缇弱不胜衣，而议论今古之事，持义凛然， (172) 颇有烈士之风，与余尤为肺腑之交。 (173)

二友词风实际上大相径庭。张英的上阕用语全搬婉约词的阴柔意象（如风、雨、兰、絮），借春日风雨摧折之意境表达对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担忧；而沈善宝的下阕则尽显豪放词风，表现有四：一是尽展兵械甲仗、坚船利炮的军阅场面（arsenal）；二是化用苏轼同调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剥离了原词中英才少将周瑜“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浪漫化形象； (174) 三是投射自我对性别不平等特有的愤懑之情，暗指女性无法获得跟男性一样立功报国的机会；四是援引南宋名将韩世忠（1089—1151）夫人梁红玉之熟典，其曾助夫守卫镇江、力阻金兵越江进犯。 (175) 作为一名能够献计尽力、保卫江山的女子，沈善宝之于梁红玉的印象必定不可磨灭。尽管诗风迥异，两位闺中密友的情感表达，在共同关切大清帝国面对英国海军先进军事力量而岌岌可危之国家命运上却是百虑一致、不谋而合的。

才媛诗歌共同体：私密亦是批评一种

在沈善宝《名媛诗话》中保存与评注才媛诗作的诸多方式中，“私密化”（personal）表述亦是“批评”（critical）一种。对其亲朋挚友的诗歌作品日记式的记述品论，显然符合“私密化”（或个人化/私人化）的定义。“历史”名媛以及无从私人得交的闺秀，沈善宝只能从其诗作中对其想象复构；作为文学批评者的她，置身于自己躬亲参与且不以地域身份与阶层地位为限的宏大共享文学话语场域当中，通过才媛们相互结交往复，传达特定诗情来构建彼此之间的联系。在众多场合里，沈善宝通过分享体现在才媛以及自己诗文中的共同经历，在私人化层面上表现出对她们的轸恤怜悯与嘉许认同。

但从另外更具体的一方面来说，《名媛诗话》的编纂本身也为诸才媛提供了一个参与亲手谋划诗文辑选、联缀各家文本如百衲衣之合作项目的具体场域。卷九卷十是文集编纂过程与进展（process and in process）的典范， (176) 沈善宝始终是才女交往恢恢巨网中的枢纽中心。经由不同渠道与路径采编的诗作源源不断向她涌来，既有仍在磨砺诗艺的年轻诗媛之作，也有英年早逝的闺秀之诗，更有寄赠己诗、自荐收入《名媛诗话》的情况。沈善宝在一系列连续的条目之中，记录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大家族的成员是如何于己示见其另居或亡故亲友的诗集的：沈善宝挚友许延礽之妹许延锦（字云姜）向沈善宝示其三位姑母庶姑的诗集（即著名学者阮元之妻孔璐华及二妾谢雪与唐庆云），善宝从中选诗辑录品论； (177) 论许延锦之娣钱继芬（延锦丈夫阮福幼弟阮祜继室），沈善宝记之曰：“云姜（许延锦）出李纫兰介祖题（顾）太清画册诗数纸”，李介祖乃钱继芬从嫂；而“伯芳（钱继芬）又出其从姊孟端德容诗一册”，钱德容乃阮祜原配，继室继芬又是原配的表妹！ (178) 在丰富示见如许诗集之后，沈善宝在她所选钱德容诗前论曰：“余尝闻屏山（项紃）、云姜（许延锦）言孟端（钱德容）诗画皆佳，工容悉备。今读全稿，至性真挚，传语非虚。” (179)

沈善宝不时提及自己读毕别集全卷，或喟叹无由得窥诗集全豹，这表明她的选录基于细致全面阅读到她尽可能所能获取的钞本别集或选本全辑的基础之上。既有不少作品是沈善宝所识友人创作赠答，也有部分诗稿是她自己主动向其早有耳闻的名媛诗人传书索取。 (180) 拥有咏雪之才、期颐之寿的徐茝（字湘生），就是绝佳例证。 (181) 沈善宝如是记录：“余闻（杭州旧友）瑟君（龚自璋）与南林（徐茝）相识，因向瑟君觅其残稿。报书至，得古今诗一册，山水画数纸。诗笔清苍，画复古秀……惜无款识耳”。 (182)

《名媛诗话》的书稿最终是由沈善宝的三位受业弟子校理完成：宗康（字穆君）、沈善宝闺友许延锦之媳俞德秀（字漱珊）与恽珠孙女完颜佛芸保（字华香）。沈善宝居于杭州时即与宗康、俞德秀相识。卷一至卷三、卷四至卷八、卷九至卷十二分由宗康、俞德秀、完颜佛芸保任“校字”。三位女弟子皆在《名媛诗话》中有所品论且有诗作入选文集。 (183) 沈善宝合论俞德秀与宗康，忆及在杭州与许延礽结伴同游之事：

同行者为云林子妇俞漱珊。漱珊诗笔秀雅……有《积翠轩诗草》，貌既富丽，人亦明慧。……会稽宗穆君康，美秀而文才复敏捷，精于岐黄，著有《采药斋诗草》。……穆君古风胜于近体，二人青年向学，笔致翩翩。见余执弟子礼甚恭。每以诗稿见质，偶为商榷一二字，莫不心折。他日青出于蓝亦可知也。 (184)

第三位女弟子完颜佛芸保与其姊完颜妙莲保同担《国朝闺秀正始续集）（刊于1836年）的“编校”之职，这部书恰是本章前文提及的由二女祖母恽珠刊印于1831年的著名女性文集《国朝闺秀正始集》之续编，而妙莲保亦曾参与《国朝闺秀正始集》的校理工作。1846年四月，沈善宝为恽珠侄女恽湘（字岫云）所邀赴半亩园赏花时初识佛芸保，是时其年方十四： (185)

吐属风雅，贤淑可亲。出《清韵轩诗稿》山水小幅见示。诗既娟秀，画亦清膄。家学能承，闺中罕遇。 (186)

在不吝称赞之后，沈善宝继续叙述二人交往之谊：“遇余以癸卯（1843年）梦中所作‘杨柳四围山一抹，桃花红到竹篱边’诗，意嘱作小幅（画）。翌日寄来，潇洒可爱。余赋五古报谢”。此后，佛芸保遂向学于沈善宝；《名媛诗话》末四卷即是二人初遇后数月内佛芸保亲手操刀完成校订。

未完之续集

在未标卷号的续集三卷中，沈善宝几乎完全是以贯注于《名媛诗话》后半部的自传维度予以书写，文风变得极似日志碎记，记录也越发接近个人随笔。 (187) 其中涉及1847年至1850年及稍后的时间范围中，她言及与她分享诗兴的闺秀友人，也记录在十二卷正集稿成之后又陆续收到的新作；有些是正集前卷中已有收录评注过其人其诗的旧雨才媛，有些则是她近来获诗加以品论或是新近结识的新知闺秀，与沈善宝相识于1848年张英家中的韩淑珍即是后者之代表例证。 (188) 她后来也被看成是沈善宝的受业女弟子。 (189) 沈善宝继女武友怡校字卷上，而韩淑珍校对续集全卷，卷上末尾自注：“戊申小春月，韩淑珍畹卿校读一过”，可见在校勘整理中携手合作的情形，在续集编纂时仍沿其旧。

沈善宝在续集中所记意义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自己在去乡十二年之后于1848年到1851年间重访南方故土。 (190) 此行目的仍待考证，我们猜测或与其婆母仙逝有关，沈善宝仅在《名媛诗话续集》中卷论契友太清与张英“闻余南归有日，极尽稠缪，以诗宠行，情见乎词”的反应，后录众姝诗作与叮咛，末云“余时方寸已乱，不能酬和，为愧耳”。 (191) 此后下一条则云“余于己酉（1849年）春莫（暮）返杭，重晤蘋香（吴藻）、玉士（鲍靓），诸闺友久逢暂聚，乐可知也”。 (192) 此条之后，《名媛诗话续集》尽录名媛们相互拜访、雅集、友聚、郊行及其他共与雅事，不过更多地辑存在这些雅会中创作的诗歌文本。通过吴藻的引荐，她又结交不少年轻一代的诗画才媛为文朋诗友，比如关锳（字秋芙）。1851年春，沈善宝前往扬州拜访身为“居停主”（retired）的许延礽、许延锦姐妹，“班荆道故，旧雨情深”。 (193) 在沈善宝的描述中，诗歌创作、往复和结集仍是旧识新交情谊与联结的核心关键。沈善宝同样也挂念远在京城的闺友顾太清，“经年之别，思不可支，幸其诗函常至，藉慰离怀”，所录四首七绝组诗与一首七律所述甚详，沈善宝评曰：“直化去笔墨之痕，全以神行矣。” (194)

《名媛诗话续集》成书未毕，但据文推测，沈善宝在返回北京之后又前往山西，续集就在论陆萼辉其人其诗之后戛然而止。不过，沈善宝的诗歌别集却记录了她于1851年春去杭返京，在京城重启自己的闺秀社交与文学生活，亦不忘与南方才媛闺友保持联络，尤以吴藻为频。 (195) 《鸿雪楼诗集》最后一首诗表明1854年她随夫赴任晋北某职，此后沈善宝就再无片鳞半爪文字传世。顾太清有一诗，题名《咸丰庚申重九，有感湘佩书来借居避乱，数日未到；又传闻健锐营被夷匪烧毁，家霞仙不知下落，命人寻访数日，未得消息，是以廿八字记之》，1860年沈善宝（湘佩）曾寄书于太清“借居避乱”却“数日未到”。 (196) 而从其挚友太清为善宝所写挽诗所知，沈善宝卒于1862年六月十一日，先于其夫殁世不足一月。 (197) 其继子武友怡所作《〈名媛诗话〉跋语》文风恭敬、得体且内敛：

太恭人幼秉异质，博通书史，旁及岐黄、丹青、星卜之学，无所不精，而尤深于诗。来归先大夫时，先祖慈尚在堂，承欢侍膳之余，不废吟咏。先大夫通籍后，历官中外，公暇课怡等诗赋，太恭人每从而讨论，指示作法，至今犹敬志不忘。太恭人生平撰著已付梓者有《鸿雪楼诗集》，待刻者尚有诗词、尺牍若干种。诗话之作，盖博采诸家记述，益以邮程所至，访辑成编，并附载节烈事实。海内名媛读是编者，知必有中心向往者矣。

光绪五年岁次己卯孟夏朔日男友怡谨识。 (198)

尽管跋语对诸如卒时卒地、别集卷帙、付梓时间等我们想要了解的细节只字未提，但仍能让人们感慨唏嘘这位创作生命最为丰盛的晚清才媛待刻未刊之作多已亡佚。例如沈善宝在回杭暂居与诸名媛的一次诗会雅集中，其闺友吴藻曾提及“君有《南归日记》”，该书惜未刊刻而未得传世。 (199) 不过，武友怡将《名媛诗话》付诸梨枣的决定幸运地保留了明清时期女性文人编纂女性文集最珍贵的文献之一。《名媛诗话》的编纂、内容与形式，在多方面反躬自省地揭示出沈善宝如何通过诗歌书写来想象与建构过往女性的“共同体”，这些想象的闺秀共同体展现并强化了沈善宝与同时代才媛在日常生活里的才女社交圈中体验自我与她人、彼此交互的方式。《名媛诗话》也铭刻了才媛们的群像， (200) 并以具体细节呈现女性日常生活中诗歌创作的私人维度。这令就是沈善宝的《名媛诗话》与沈宜修、季娴、王端淑、恽珠等前辈编修的个人化或丰碑式闺秀文集的关键区别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