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之行旅诗：与传统惯习的协商改造
雷麦伦在她对明清女性诗作研究的大作高论中曾不无乐观地指出，行旅诗是手握彤管的女性表达自己与男性文人与众不同的主题类别之一。在她看来，“文人传统中的行旅诗总是充盈着郁结暗夜、睹物思乡、孤舟侧畔、厌世伤时的情绪”， (10) 相较而论，“书写行旅的女文人……则相对更为正面积极地看待行旅之事。”她以17世纪女诗人王慧的《山阴道中》（三首其一）为例证揭示出诗中显而易见的发现探索与开放自由之感，但雷麦伦过于笼统地概括行旅诗中的性别差异，或许无意中将其本质化了。 (11) 正如雷麦伦自己在此文中也提到说，女性使得她们的语言与声音不仅充分利用了既有文学惯习与文本传统，而且不断与之协商改造（negotiated），试图在男性文人游刃有余的主流诗学话语体系中建构出自我表征。饶是如此，女性的性别化经验或许会给诗歌创作带来领异标新的影响，但她们的作品并未构成某种迥异于男性书写的、一轨同风的“女性”（female）特质。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文集重见天日，浮出地表，我们能够更好地基于文本与语境的个性化特征加以细致分析。笔者将引用数首女性的行旅诗（其中就包括王慧组诗其二）来予以例示，勾勒出它们在主题关照与情感语域上广泛的差异性。样本选诗所关涉的很多都是男性与女性行旅诗所共有的普遍题材，然而受到性别属性、年齿长幼、社会地位及其他偶发事件的诸多影响，对相同或相似的意象与主题的处理则会产生判然有别的智性与感性效果。
王慧行旅于浙东山区的具体细节已无从考证，但从其诗风来看，她的经历相当乐观积极，甚至可谓欣喜振奋，组诗其二持续记录着她的慧眼所见：
山阴道上
行行转深迥，所得益幽奇。
万壑与千岩，今来始见之。
纷纷红复碧，相引成异姿。
心目所应接，人各领其私。
烟缕出丛薄，山家住茅茨。
人世杳然隔，何殊太古时。 (12)
诗人通过视觉描述开始思考人们如何从相同经历中分道扬镳，获取不同的洞见悟解或经验教训：“心目所应接，人各领其私”，她遂阐述了对此次旅行的个人见解： (13) 其目之所触的山野村居让她幡然悟道他们生存状态是如此淳朴自然，似乎迥异于自己娴雅精致的都市生活。把蒙尘迷失的天然纯真投射至“原始”（primitive）他者身上，这种传统理想化概念是道逢（encounters）农家村夫之诗的惯用文人修辞。通过展演这一情感反应，王慧事实上承担着习见的文人自身主体性，而这首诗读起来也并不雌柔女性化。然而，通过与既定文本传统的拉锯来协商改造与书写旅行，王慧能够置身于作者的主体地位上来评论与回应于她而言具有某种意义的经历。
在书画家吴山（17世纪人）的一首心境迥异的行旅诗中，关涉性别身份、意象题旨、主题惯例以及主体性建构之间关系的类似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泊舟香口
薄暮到香口，风迥即泊舟。
一溪分竹进，两岸断江流。
落日明残牖，荒烟袭废楼。
篱边鸡犬静，寥落使人愁。 (14)
吴山人生先是遭遇家庭生存困境，又在1644年后于清军铁骑肆虐中动荡飘摇。在明朝覆灭前数十年，她离开桑梓之地皖西的当涂，漂泊江浙，淹留于南京、杭州二地为多，以卖画聊以谋生。 (15) 她前往皖南靠近江西的长江沿岸小镇香口的这段特定旅程的时间或场合背景，我们仍不得而知；不过即使不明就里，她这段旅途文本化的经历也决计算不上“乐观积极”（positive）。途旅模式并不令人愉悦，行舟驶离长江干流，穿越了茂密竹林而沿着一条支流溯溪而进。诗人运用一连串唤起共鸣的意象构建出荒凉孤寂的情景：落日（衰颓意象）、残牖废楼、鸡犬静（人迹寥落）、荒烟等。简言之，这样的刻画深刻暗示着战火蹂躏后的残败疮痍。由目之所及所触发的悲凉哀恸，被赋予了一种超越个体、推而广之的普世性特质。
(16) 下引诗所载旅程，除了在诗题中标示归乡途中之外，也没有更多的具体上下文背景。籍系江苏武进的巢麟征（17世纪人）有诗云《归舟即景》：
归舟即景
两堤烟柳碧于纱，中夹柴扉三两家。
数点睡凫飞不去，月明溪涨白芦花。 (17)
仿佛是为了强调喜出望外的情绪与归心似箭的旅程，诗人利用绝句这一短章把时间进度紧凑压缩，从首二句的烟笼日景迅即过渡到末二句的月曜夜色。诗中运用了一些惯见诗材构件——自然物象（如柳、芦花、烟）与人类居所（如柴扉）——来营造出并无显著性别化差异的勃勃生机与无眠情思。
这里对上述诗作的文本细读意在揭示，女性在行旅次文类中如何广泛善用共享意象文本库来构建与暗含性别差异意图的旅行相关的一系列情感体验。毋庸置疑的是，女性书写行旅诗中的常见主题之一是欣赏沿途美景，由于对女子而言这种经历相对新奇，故而印象往往更难以磨灭；一些旅程会把诗人带到遍布奇花异木与奇风异俗的陌生环境、场所与地域之中；行舟夜泊或暮投驿宿，也是旅途暂歇、催生诗歌的高产之地。然而，诗中所经历的情绪不能总是依据性别来予以分类，诗意“积极”“消极”往往取决于特定场景与旅程境况——诗人是离家还是归乡，是闲游还是逃难，则是大相径庭。不过，饶是佳侣长伴身旁，远离梓乡故土还是意味着对闾阎家园的思慕、对父母手足的依恋会与日俱增，难以排遣；因此在行旅诗中，女性从细腻敏感触及情思的片段瞬间中构建她们的主体性，在陌生环境中以感知、辨明与识断的主体身份来言说自我。
本章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两则女性持续记录各自漫长行旅的游记之个案， (18) 均出自于大明为满清倾覆的1644年之前的晚明时期（17世纪上半叶）。其一是晚明邢慈静的《追述黔途略》，文中异乎寻常地追述了自己从边地远疆贵州护灵返回中原腹地山东，将逝于贵州任上的夫君扶柩还里的危途险旅。 (19) 其二是17世纪初王凤娴的《东归记事》，记录的是身为士绅阶层正室的自己随夫赴任江西后的归乡之旅。 (20) 此二文稿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其可能是现存最早女性书写的游记散文（而非采用更为常见的诗歌体裁），并且表现出强烈的主体能动性意识。诗歌结构往往高度凝练和形式化，以提炼与组织片断式经验的表述，而散文文体则更能宽裕从容地敷张扬厉、刻画细节。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二文创作成稿时间上都可追溯置于伊维德与管佩达所提出的女性文学第一次高潮阶段，是时女性书写文集文作的大量涌现既表现在存世文本上，也见载于书目文献中。 (21)
本章最后一节重返行旅诗的主题，考察葛徵奇之妾李因在晚明之季随夫辗转历任各职所作途旅诸作所辑的重要诗集。该集不仅收录不同旅途的诗作，也特别选辑了归乡终旅的系列组诗。她在漫长行旅中的诗歌写作，以至关重要的形式彰显出诗歌共同的社会与仪礼功能，以及明清男女日常生活的文化与心理意义。这，绝非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