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写行旅：舟车途陌中的女子
(2) 在帝制时代的中国，意识形态、象征体系与物质意义上的性别化空间皆将男性的合宜位置与功用定于“外”（outer sphere），而将女性则定于“内”（inner sphere）。这种性别化畛域分野所导致的一个深远后果是，旅行成为或公或私、任职消遣的文人士大夫以及经年离家、逐利敛财的行商坐贾们不可或缺的生活一面。行旅在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兹事体大，这种必要性促成了旅行书写成为中国游记文学传统中最为精雅的一支。自汉末魏晋时期（公元2—3世纪）诗体大兴以来，男性文人在诗中著写行旅已是司空见惯，从谢灵运（385—443）脍炙人口的山水诗，到唐代（618—907）及后世迁客骚人、宦游士子留下不计其数的行旅诗，不一而足。此外，游记这种散文文类也在盛唐、中唐之交的8世纪中叶渐趋成型。根据石听泉（Richard Strassberg）的说法，直到这一时期，“散文化的表述惯例方才被成套地纳入抒情化的游记之中，使得文人得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充分表达其行旅过程中自传、审美、智识与道德的方方面面；不过迟至11—12世纪的北宋，游记与记录行旅的日记才在真正意义上大行其道”。 (3)
由于儒家性别意识形态将女性角色与责任定性为“女主内”，故而旅行之于女子而言，无论士绅平民、身份贵贱，均不属常规活动；尤其是对理想传统与意识形态都要求其安居内闱的精英阶层女性来说，相较于同阶层的男性，其性别角色决定了旅行并非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duty）。因此，明清之前早期书写游记的女性实属凤毛麟角。 (4) 然而，自17世纪始，女性书写舟车途陌的经历、记录离乡羁旅历程的情形层见迭出， (5) 她们陪同男性家人（比如夫君、家父、儿子、兄弟）履职赴任的个案俯拾皆是。这种视情况而定、偶尔的流动性（circumstantial mobility）在接下来的18—19世纪仍是常态。身居统治阶层的女性伴其男性亲属随征同行的情况与日俱增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女性识字率的提升催生出更多的伉俪婚姻，丈夫与妻/妾在智识与雅趣上棋逢对手与志同道合，其所带来的意合情投之感，使得无论是在安处故居或是赴外任职时，彼此都渴望长伴对方左右。从务实层面上说，妻妾在羁旅异乡时也能为处理家庭事务提供人力资源。与女性从属身份的刻板规范相悖，无论是居家或是在途，贤内助们均能向其夫君致以谆谆告诫、循循善议。当士大夫官员须得与当地乡绅们结交情谊、便宜行事时，他家中的女性亲属（如家母、姐妹、妻室、女儿）多能身先士卒，与当地士绅女性先行往来，尤以共同的文学志向为旨趣。在本书第一章中，甘立媃以县太君身份参与文学与社会活动就很好地展现了文化知识女性如何建构社会与文学交际圈来促成其男性亲属的事业精进以及提高自我生活质量。因此，基于为妻、为妾、为母、为女、为姊/妹的差异身份，女性在其生命不同阶段或可离开娘家或夫家踏上行旅。
特别是在17世纪以及随后清朝的不同语境之下，很多女性开始“抛头露面”（out in the open）。晚明江南地区的妓女为了生计，常常往返于城市繁华世界以寻求或陪随恩主。17世纪中叶明清鼎革、地裂天崩之乱季，无数男女被迫背井离乡，苟活于世，为了躲避兵燹叛乱劫掠，他们不得不流离转徙，居无定所，暂得栖身而已。 (6) 而在河清海晏之盛世，女性多以诗歌纪述其拜祭当地佛寺、走访名胜古迹之旅，而这多有家中亲属或女性友人伴其左右同行。女子们也会去宗教胜地朝圣礼佛，比丘女尼会长途跋涉去拜见布道宗师和名寺古刹。 (7) 最后，正如本书前两章所论，出嫁妇人也常会“归宁”省亲，探视椿萱与娘家亲属。女性旅行的情形确实多样又多元。
行走于帝国疆域中的女性，有不少人以诗以文为她们各自的行旅留下了诸多记录笔墨。本章将要检视这些非同寻常的女性行旅载录的部分材料，以探讨女子如何在空间位移的旅途中铭刻出差异化或暂行式的主体性，以及她们如何在私人行旅的微观语境中赋予自身写作以权威性。女性记录个人行旅的行为与她们生产文本的形式， (8) 皆可解读为其在波澜不惊的日常内闱生活之外，调序与掌控时空运动中的偶发事件之种种努力。在这类行旅书写中，女子多对自己如何操持漂泊之家、照应临时之宅着墨甚多。下引李因（1616—1685）诗中的“行厨”就揭示出一种漂泊无定、随处为家的不安之感。彼时是危机四伏的1643年，她正陪伴丈夫葛徵奇（卒于1645年）踏上自京返乡（浙江海宁）的惊险之旅：
虏遁后十日舟发漷县道中同家禄勋咏（八首其六）
拂衣去去急，白发半愁中。
过客天涯少，行厨榾柮空。
禅关山月黑，鱼栅夜灯红。
松菊闻无恙，锄书可耐穷。 (9)
这首诗捕捉到了葛氏夫妇在明季动荡中惶惶如惊弓之鸟的生活状态。他们自京城动身之际就被京畿叛乱滋扰而延误行程，李因诗中暗指此旅轻装简行，在行旅途中少与故友（“过客”）联络，而“行厨”亦储备不丰。在启程惊惶之后稍事安顿，她遂憧憬旅途结束后的图景，期待归家后晴耕雨读，隐世卜居。松、菊、锄、书，都是挂冠辞官、“守拙归园田”的东晋隐逸诗人陶潜的象征符号。本章稍后会再次提及，这种对归园隐居生活的渴求，正是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凶险遇挫以及行旅途中的实况险境的反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