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在心内
石涛生命的最后十年成为在家的道教信奉者，在此之前，他一直优游于佛门。他十多岁就在庐山的开先寺等寺院中生活，二十岁前后留恋于黄山周边诸寺院中，从师旅庵本月（在1664年前后）后，与法兄喝涛在宣城敬亭山双塔寺，着力恢复这个早已颓败的临济祖庭。后去金陵大报恩寺所领之西天禅寺，前后有九年时间。晚年除了去北京两年多时间之外，多在扬州。正是在扬州，他选择了离开佛门，自建居所，成为在家的道教修行者。揆其一生活动线索，有一个趋向，就是渐渐远离深山隐匿之所而靠近声色势利之地的过程[1]。而佛道思想的基本点是远离市尘，石涛的人生轨迹为什么反其向而行之？
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它牵涉石涛对佛道哲学的理解问题，其中包括如何看待“尘”的问题。在一般有关释道思想的理解中，远离尘嚣，逃避江湖，遁迹深山，做一个隐士，在无上清凉世界中，保持灵性的清澈，这是题中应有之意。但这样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误解。在老庄哲学中，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逃遁型哲学。老子的“和光同尘”、庄子的“至藏者无藏”，都重视心灵的超越，反对将保持真性变成避世的遁词。而佛教哲学（尤其是大乘佛教哲学）也有与此相似的观念。如《维摩诘经》指出，“非有烦恼，非离烦恼”，认为烦恼就是道场，“一切烦恼为如来种”，“一切烦恼皆是佛种”，不入烦恼，则不能得智慧。这一思想在南禅得到张扬，禅宗打柴担水无非是道的“一行三昧”观，就是奠定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上的。
故此，在中国哲学观念中，有一种“尘”不在外而在心内的思想。外在的规避是表面文章，即使逃到一个清清世界，也不意味心灵就干净起来。更何况你心中有“染”和“净”的区隔时，其实正在知识的染污中。性灵的觉悟是根本之途。在中国艺术中，应和着这样的哲学观念，更有一种于染污中成就清净的思想，清净的莲花在污泥浊水中产生，茫茫红尘，就是觉悟之所。在元代以来的艺术中，这一思想不断被强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我们看石涛《远尘章》的论述，就不难理解了。此章全文如下：
人为物蔽，则与尘交；人为物使，则心受劳。劳心于刻画而自毁，蔽尘于笔墨而自拘，此局隘人也。但损无益，终不快其心也。我则物随物蔽，尘随尘交，则心不劳，心不劳则有画矣。
画乃人之所有，一画人所未有。夫画贵乎思，思其一，则心有所著而快，所以画则精微之入，不可测矣。想古人未必言此，特深发之。
“一画”学说，是自性展张的学说，无法而法，是为我法，重在心灵之拓展。一切“法”——知识的概念、世俗的习惯、外在的物象，都需要超越，由此成就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胸宇。石涛认为，画者背离“一画”，是在与“物”的相对性中产生的。人为物蔽，则与尘交，将“物”对象化，必然造成性灵的遮蔽。物，是人观照的对象，是知识主体所分辨的客体，是人情感施予的外在景物，人将自己推向世界的对岸，似乎不在世界中，我落入了自己设置的重重尘网中——这就是“尘”在心内。
远尘者，不远也。石涛强调“人为物使，则心受劳”，如庄子所说，人在自己布下的尘网中，就摆脱不了“物于物”的状态，丧失本真，人成为物的奴隶，物也成了人的奴隶，物与我陷入双重奴役关系中。石涛进而谈到绘画过程，在这种“物于物”——被物所“物”的状态中，人不可能不被物的外在形态所控制，不可能不受古法所制约，画家甫一下笔，追求“形似”，斟酌古今之法，目为之迷，心受之劳，这样“一画”遁迹，心性的拓展就成了空话。内在的真性掩而不彰，他所崇尚的“当其下笔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的境界便踪影全无。
面对这样的局隘——人生有此困境，艺术也有此困境，如何应对？其实有两条途径，一条是“损”道，减少“物”的拘牵干扰，避世避尘，遁迹人寰，在隐遁中成就高逸，古来艺道之人，泰半有此选择。但石涛认为此法“但损无益，终不快其心也”。此非伸展性灵的当然之道。且此法还形成另外一种拘束，避有从空，终在有无分别中。如同禅者的坐破蒲团，破除杂念，渴望一念心清净，此念终然不可得，还会更加惑乱内心，每起一念，即生他念而排遣之，心灵永无宁日。石涛的“一画”之道，是生命的快意之道，在生命的体验中“大叫一声天地宽，团团明月空中小”，这种“快”意，于拘拘之心中如何可得！他有诗云：“春草绿色，春水绿波，春风留玩，孰为不歌。”“盈盈渌水，叠叠青山。放吾艇子，高咏其间。”随意书、画、诗，是其生命快意的歌，羁縻中便无从着落。
石涛谈自己的选择：“我则物随物蔽，尘随尘交，则心不劳，心不劳则有画矣。”所谓“有画矣”，非一般涂抹形象之画，非尺寸古人之画，非汲汲于名利之画，乃是以“一画”精神所作之绘画，是性灵直接流出的世界，是直泻胸中之天。他不是心同野鹤与尘远,而就在尘寰中，就在俗事里，就在茫茫红尘间。他自谓，“出尘非所托”[2]，远离尘世非其所想。他有诗云：“落落江湖一散臣，萧然放艇学渔人。随波欲觅桃花瓣，不信尘埃亦有春。”[3]就在江湖中成就自己的灵性飘洒。物随物蔽，尘随尘交，也就是庄子所说的与“物于物”相对的“物物”，不以物为物，不将世界对象化，与世界共成一天，身在尘中，心中无尘，便是无尘的大境界。就像他在《一枝阁》诗中所说：“法堂尘不扫，无处觅疏亲。”心与物同在，与世界相优游，虽然有外在的“蔽”——狭小空间的滞碍，街衢的遮蔽，熙熙而来，攘攘而去，心中无一念之存在，就是无“蔽”的世界，一片通透，一片空灵。
石涛《友人问了心》诗说：“将心拟欲了，似石激沧浪。石坠还归定，波流乱逐行。须知空是月，莫认白为霜。门外无多径，迷云覆古墙。”[4]诗可能作于其在北京逗留时期，当时他已有离开佛门的打算，朋友问他的归宿，他以沧浪中的一块石做比喻，虽然在江湖中，虽然面对激浪排空的艰虞，但心如一块止定的石，任凭波浪侵袭。空不在月，白不在霜，一如《楞严经》所说的无还之道，知识的视阈，一切都有所“还”——都是因缘之存在，“诸可还者，自然非汝。不汝还者，非汝而谁”，惟有自己的真性方是定海之神石。
石涛1678年由宣城来金陵，住在大报恩寺旁的一个小小的茅屋中，他称之为一枝阁，一枝阁小到仅能容身，石涛连作画的地方也没有了。当时他思想上是有情绪的。他作有《一枝阁诗》七首，并作有山水长卷（今存与上海博物馆）。其中有云：
得少一枝足，半间无所藏。孤云夜宿去，破被晚余凉。敢择余生计，难寻明日方，山禽应笑我，犹是住山忙。
身既同云水，名山信有枝。篱疏星护野，堂静月来期。半榻悬空稳，孤铛就地支。辛勤谢余事，或可息憨痴。
多少南朝寺，还留夜半钟。晓风难倚榻，寒月好扶筇。梦定随孤鹤，心亲见毒龙。君能解禅悦，何地不高峰。
一枝阁，从量上说，它是渺小的，如果因其渺小而汗颜，那是为物质的体量所拘牵，那是心灵中物质的企望所形成的心灵张力，它鼓荡起的只能是人的欲望。膨胀了的需求和实际的些许给予，将人送入了困顿的窘境。一枝是孤迥特立的，体现出他对冷禅的理解。我今壁立千峰外，无发无名寄一枝。五十孤行成独往，一身禅病冷如冰。独立人表，横而不流，这是他的人生目标。他像一柄横空出世的慧剑，划破尘世黑暗的天空，放出凛凛的光芒，他的一枝阁虽不如大报恩寺堂皇，但在他的心里，禅乃至中国哲学所给他的智慧，他的心里就有一座大报恩寺，就有这样的凛凛光芒。报恩寺就在他的心里。他说：“君能解禅悦，何地不高峰。”正是此意。
山水册10开之十 纸本墨笔 22.3cm×1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综此而言，石涛所谓“尘”，不是客尘，不在身外，就在心中。他在题《云山图》时说：“以我襟含气度，不在山川林木之内，其精神驾驭于山川林木之外，随笔一落，随意一发，自成天蒙，处处通情，处处醒透，处处脱尘而生活，自脱天地牢笼之手，归于自然矣。”处处脱尘而生活，非远离尘寰，而就在红尘中，就在自己当下直接的体验中。
[1]如当时的扬州商业发达，风气趋于奢靡。其时诗坛元老孙枝蔚云：“广陵不可居，风俗重盐商。近复迁陋巷，萧条类穷乡。”（《溉堂前集》卷二）。石涛的宣城友人袁启旭在给张潮信中说：“广陵声利之场，弟十度经过，未留鸿爪，雅不欲以去隐非仕之身，玷五城十场之繁艳也。”（《友声后集》庚集）而石涛在宣城的另一位朋友许子柔甚至说：“芜城此地，如屠羊暮肆，涛声鹤影，咸作刀布气。”（《友声后集》壬集）
[2]石涛《题兰竹梅石图》：“出尘非所托，先到竹根边。不放痴狂态，怎消冷淡天。香疏情若结，风在意谁搴。岁岁余倾倒，何须说逋仙？”（图为《神州大观续编》第十集影印）
[3]《江行舟中作》10开山水册中之1开题诗。此册本是道光时著名收藏家程心柏之所藏，今为私人藏家所藏，是石涛定居大涤堂后的重要作品。
[4]诗录自嘉德2010年秋拍之石涛12开书画册第八开书法之对题，此册为石涛真迹，未系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