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抹烟霞
石涛的“躁”还体现在他的色彩运用上，上文所举的《秋林人醉图》中有一段题跋说：“公云：‘吾欲思老翁以万点朱砂胭脂乱涂大抹秋林人醉一纸，翁以为然否？’余云：‘三日后报命。’”“以万点朱砂胭脂乱涂大抹”是石涛的能事，也是他的艺术的一大特色。他以明艳的色彩，来发他的艺术痴癫。
这与文人画的传统显然有不合之处。清代广东一位收藏家梁廷枬（1796—1861）曾评论石涛说：“予生平绝不喜清湘画，顾其合作，则往往在酸咸之外，兰竹尤为惯家能事，尚存正轨，此尤其能中之，能者盖纸短而画密，故交搭处往往见心思。花之亭亭秀出，犹余事也。他卷则行草旁缀，画与字杂乱无章，令人对之作十日恶矣。”[1]这样的观点在今天也是存在的，一些论者提到石涛，常常会以极致的话来鄙夷之，认为他的浓涂大抹，作丑作怪，令人无可忍受。
他的画在色彩上与文人画的恬淡优雅相去甚远。石涛的花鸟山水，水墨、着色皆有，在着色画中浓重的色和淡逸的色时时而出，并不囿于一方。在文人画的发展过程中，超越形似、水墨至上的观念影响深远，像荆浩《笔法记》以及宋人托名王维的《山水诀》都为水墨张目，北宋以来的山水大家一般都不用着色，即使到了元代黄公望、王蒙之辈，也只是略施丹朱，与浓涂大抹完全不同。董其昌文人之画与工人之画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也贬抑了着色画的发展。求于五色之外，成了文人画的重要特征。甚至有人误解为文人画就是水墨画，是一种区别于着色画的绘画。
但这无法约束“我自用我法”的石涛。他的画可以说是山花烂漫，奇花异胎频出，他的山水中，也多有着色，色彩浓重，一眼视之，就与传统的文人画不同。云林号“幻霞”，他的烟霞只是一种虚幻，他要在烟霞之外求烟霞。而石涛可不这样，他就于烟霞之中求浪漫，他的画有一种浓妆艳抹的装饰性风格，走的不是简澹冷寒的道路，他认为绘画在于自由的表达，而不在于简澹冷寒。在他看来，所谓色空观念，也不是对色的简单排斥，而是超越对色相世界的执着。
他认为，他作画，是以性灵来照亮世界。他的一段表述极富理论价值，显示出这位艺术家的卓异之处，他是一位具有很深的哲学和艺术修养的艺术家，和那些大字不识几个、只能涂抹图像的所谓艺术家完全不同[2]：
山林有最胜之境，须最胜之人，境有相当。石，我石也，非我则不古；泉，我泉也，非我则不幽。山林者，我山林也，非我则落寞而无色。虽然，非熏修参劫而神骨清，又何易消受此而驻吾年。[3]
山水花卉册12开之一 24.3cm×38cm 上海博物馆藏
没有我来，山林则落寞而无色，我来了，山林与我一时都明亮起来。这正触及中国美学史上所讨论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4]的思想。他说，墨有墨法，点有点法，形式各有其用，但他只有二法：“更有两点未肯向学人道破，有没天没地当头劈面点，有千岩万壑明静无一点。”他以幽默的口吻，说这个不肯向人道破的秘诀，其实就是人自成章，随物赋形，没有什么可以捆束的，也包括色彩。面对如许丰富之大千世界，艺术家自我禁闭，岂不冤哉！他晚年有一则画跋写道：
春草绿色，春水绿波，春风留玩，孰为不歌！
在他看来，我为我的心灵而歌，我为生命而歌，那种认为文人画只能以无色或淡逸之色来表现的观点，对于他来说是多么迂阔。
我们可以通过他的一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花卉册页，看他这方面的基本坚持。此册页大致作于1696年前后，是他大涤堂建立前后的作品，其中有一幅署作于甲戌，时在1694年，而其他11开未系年，可能并不都作于此年。此册本为他的密友张景蔚收藏（其上有多枚张的收藏印），是他精心创作的作品。
其中有1开画桃花一枝，艳艳绰绰，丰姿不凡，枝虬结，叶纵放，花摇曳。上自题云：
不设此花色，焉知非别花。此画惟设色，而恐近涂鸦。如何洞如火，神韵无毫差。吾为此作者，游戏炼明霞。苦瓜济。
此诗延伸画的意思，含义颇深。他谈了三层意思。第一，不设此花色，焉知非别花。如同他所说的，太朴一散，法即立矣。画必有其形，形者，别异也。没有形，就没有确定性，也就没有了“法”。《画语录》所谓“无法则于世无限焉”也是这个意思。这是他的“不舍一法”。第二，此画惟设色，而恐近涂鸦。意思是，仅仅停留在图写花的形色，也即今人所说的照相式反映世界，这跟随笔涂鸦没有什么区别，这样的画没有任何价值。这是他的“不立一法”。第三，他画此画，在花又不在花。在花，说画必须有其形，无形则无基本规定；又不在花，则是说若拘于形，也就是拘于法，这样便不能产生真正的艺术。我特别为此画者，乃为我的心，我的心托于物而出，故而所画非物，而是“神韵”——是与我心灵相通的活泼韵致。
他的结论是，他的花卉是“游戏炼明霞”——在游戏自在的创造中抹下性灵的明霞。这首诗对石涛的色彩观真是一个很好的概括。“炼”，不是像云林那样将明霞虚化，而将其凝结于笔端。
正因此，他画中的色彩，不在物象的描摹，而是为心灵图影。这套册页中有一幅画荼蘼，却着意于荼蘼丛中的蔷薇，他题诗道：“一样花枝色不匀，偏放野趣闹残春。分明香滴金茎露，更比荼蘼刺眼新。”并有小注云：“荼蘼白而一色，此写红黄蔷薇，故刺眼新也。大涤子济。”荼蘼开白色的小花，但他有意杂入红黄的蔷薇，突出他所说的野趣，他的“刺眼新”的感觉。
这套册页中又有一幅画桃花，他题道：“度索山光醉月华，碧空无际染朝霞。东风得意乘消息，变作夭桃世上花。如此说桃花，觉得似有还无，人间不悟也，何泥作繁华观也！清湘大涤子济。”画的是桃花，着意却不在桃花之相，而是抖落一种春意，那种碧空无际中染出天地明霞的种子，桃花只不过是借一阵春风，将此明霞之意吹落。他画的是桃花的“种子”——明霞，而不在桃花。
禅宗中有“如春在花”的思想，《石门文字禅》卷十八说：“如浩荡春，寄于纤枝；如清凉月，印于盆池。”“譬如青春，藏于化身，随其枝叶，疏密精神。”春是“一”，是全体，是真如，而“花”是“一切”，是分身，是事相。如春在花，随处充满，明秀艳丽，在在即是。石涛的诗解，真合禅门宗旨。
石涛的画可谓撒落一片明霞，石涛作品的不易把握之处往往如是，他虽出一相，其意又不在相，他在恍惚中，似要抓住表相世界背后的那“一点微茫”。没有这一点，就没有石涛。正是从这个意思上说，他的画中，没有黄山，没有奇峰，没有艳绰的花朵，只有石涛。他的画哪里会在乎青藤、白阳？哪里会在乎何者古法何者我法？他只是直抒性灵而已。
这正像《二十四诗品》“精神”一品所说的：“欲返不尽，相期与来。明漪绝底，奇花初胎。青春鹦鹉，杨柳楼台。碧山人来，清酒深杯。生气远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谁与裁。”石涛的画中真有李白“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的浪漫意味。他的画没有陈腐，没有迂讷，只有活泼泼的生命精神。采采流水，蓬蓬远春。如觅水影，如写阳春。风云变态，花草精神。海之波澜，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尘。他要捕捉天地的妙意，铸造他性灵的天国。
正像清末金石学家吴大澂所说的：“从来嗜画者往往好淡逸而不喜浓重，而有识者又以古厚苍老为贵，此南田与石涛之别也。好南田者又赏其浑厚，好石涛者或喜其清腴，以为不类其生平面目……而重以苦瓜之画，绝非寻常之苦瓜，乱头粗服，而设色浓重者，比所最异者……吾吴画家布局以清淡为贵，用笔以飘忽见长，当以石涛为对症之药，当时以画著名，与南田并重，则有墨井道人，亦以苍浑古厚见重于一时。”[5]
香港至乐楼藏石涛花果册中有苦瓜一图，可与青藤“半生落魄已成翁”的葡萄相比，画的是一种痛快淋漓的人生感觉。自题云：“这个苦瓜老涛就吃了一生，风雨十日，香焚苦茗，内府纸计四片，自应不易得也，且看是何人消受。清湘苦瓜并识于大涤堂下。”他号苦瓜，这个苦瓜吃了一生，寒酸乎？落魄乎？可能都不是，狷介、自得的情怀，平常心即道的思想，皆由一只苦瓜参出。此图的设色令人难忘，幽澹中有惊艳。清人钱杜所说的“石涛师下笔古雅，设色超逸，每成一帧辄与古人相合，盖功力之深，非与唐宋诸家神会心领，乌克臻此”[6]，于此图可见矣。石涛曾有《瓢儿菜图》，今不见，与至乐楼这幅苦瓜图应是相似的类型，为程梦星所藏，仇树题道：“一棱春蔬设色嘉，画禅随意写烟霞。凡心涤去宜飞雨，信手拈来可当花。未必瓜壶输老圃，肯将葱薤溷仙家。问谁省识根香妙，滋味诗书许并夸。”[7]此诗移评石涛的苦瓜图似正合适。
张大千毕竟是一位有很高造诣的艺术家，他混乱了石涛的艺术市场，但也是少数能真正理解石涛的艺术家。虽然以他过于机心的情怀，还无法达到石涛的艺术境界，但石涛艺术可以说是他的底色，他受石涛用色的影响非常深。我们在他大量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出石涛用色的影子，包括他极尽浪漫的《爱痕湖》。张大千生平仿石涛之作很多，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的《野色》图册，当是大千的仿作，酷似石涛，但其设色比石涛又过于亮丽，缺少石涛的沉稳和幽淡。
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所藏石涛12开山水册，张大千说：“此石师中年精意之作，笔法沉雄而秀泽，设色简澹而明艳，真第一希有者。”他得此画于一位日本的收藏家，视为宝物，须臾不离，战乱中也日日携带。这件作品的设色给人极深印象，韵味简澹而有内涵，色调沉稳中有力量。石涛跋称：“清湘大涤子春雨中偶拈祝枝山题画诗十二首画之，以为画笔引道。”并在总跋中写道：“打鼓用杉木之椎，写字拈羊毫之笔，却也一时快意，千载之下得失难言，若无斩关之手，又谁敢拈弄。悟后始信吾言。清湘大涤子并识于大本堂。”石涛透出强烈的自信，将它作为“斩关”之作，是彻悟后的作品。如其中一幅画“翠撼寒山旧，红添枫叶新。杖藜盘曲径，犹是太平氏”诗意，山树青红，幽人茅屋，色彩优雅而深沉。
石涛的设色富有一种浪漫色彩，满天红树醉文章，是石涛艺术的一个象征。他的很多画总有一种奇花初胎、明漪绝底的美。《大风堂书画录》载有石涛《秋山图》，此图今不知藏于何处。图为立轴，右上引首处有“我法”朱文印，下录四诗云：
千山红到树，一水碧依人。避暑知无计，鱼缯雪染陈。
千山红到树，一水碧依人。似有云来岫，呼之澹远亲。
千山红到树，一水碧依人。寄兴前溪士，当寻作比邻。
千山红到树，一水碧依人。记得我旋路，开轩接渭滨。
款：“时丁卯长夏，客三槐堂，谓老道翁见访，读案头卷上，喜予‘千山红到树，一水碧依人’之句，出纸命予写山，复用为起语，并呈索笑。石涛济山僧。”[8]诗中所体现出的浪漫气息，荡漾在他的很多作品中。
藏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的另一石涛12开山水册，为其晚年定居扬州时所作，有大涤之款，但所画的是金陵忆旧，笔力沉郁顿挫，色彩幽深绚烂，带有迷离的追忆色彩。是眷顾，又是怅惋。其中有一页画青龙山古银杏树，这是一棵千年的古树，历尽摧折而不倒。此图真可谓“笔墨超凡，脱尽画师气息”（收藏者瓢叟题跋语）。石涛题诗云：“六朝雷火树，锻炼至于今。两起孤棂岫，双分破臂琴。插天神护力，捧露沾染巾。偶向空心处，微闻顶上音。”诗画相参，别有风味。
美国克里夫兰美术馆藏石涛为仲宾所作8开《秦淮忆旧》图册，跋称：“仲宾先生以宋纸八幅寄予真州命画，因忆昔时秦淮探梅聚首之地，写此就教。”作于1695年前后，也是一件回忆性的作品。吴湖帆说此作“奇宕”“磊落”。设色有大千所说的明艳中带有沉雄的特点，属于“万点朱砂浓涂大抹”之作。近代海派画家吴华源（子深）题此画说：“此册系宋代佳楮，宜其色墨融洽，非寻常名迹所能企及。”其中题仲宾一页，画奇绝之山，就如早年画宣城响山的那幅作品，所谓“响山之背，正是我法”，山石呈卷云状，又如一片卷席由天而降，一舟正行于山下，舟中人仰目而望，在紧张的构图中突出其壮阔，卷云与人的仰望，形成奇妙的关系。而色彩的运用在决定此画风味中起重要作用，那幽澹中带有的明艳色彩，为这奇特的画面增加了神秘的意味。
我曾在纽约一收藏家那里看到石涛的杜甫诗意册，石涛生平画过多本此类作品，这是我所见到的最感人的杜甫诗意图[9]，充满了梦幻般的感觉，他画的是自己的生命感觉，而不是简单地图写杜诗。石涛此类作品有不少存世，如藏于普林斯顿大学的《罗浮图册》，吴湖帆曾说，石涛生平中最精彩的作品便是此图，不过所存并非全者。此幅作品的用色也堪称奇特，老辣纵横，于绚烂之外，别有一种淋漓恣肆的意味。而香港至乐楼所藏的《黄砚旅诗意图册》24开，更是石涛生平极佳之作，石涛“抹烟霞”的本领于此画中尽现。
蔬果册之一 28.5cm×22 cm 至乐楼藏
[1]《藤花亭书画跋》卷二《僧清湘画兰卷》，1934年活字本。
[2]文人画家中，可能有比石涛读书多、学养厚者，但若论识见之深刻、富于理论创新性，则无出其右。其《画语录》，简直有东晋哲学家僧肇的风采。
[3]石涛《山林胜境图》题跋，图今藏于四川省博物馆。
[4]叶朗先生《美在意象》一书对此有系统论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溪南八景图》题跋，此图本为八幅，清末到民国以来有四幅不见，后由张大千仿作丢失的四幅，以成其全。合石涛与张大千而成之《溪南八景图》今藏于上海博物馆。
[6]钱杜《松壶画忆》卷下，清光绪榆园丛刻本。
[7]端方《壬寅销夏录》，稿本，此书不分卷。
[8]《大风堂书画录》第49页，张爰编，民国间铅印本。
[9]何绍基《跋苦瓜和尙画少陵诗意册》：“苦瓜和尙作小帧画，至精警盖世，若作大幅往往气局散缓，意其人似狂实狷，故其画理之精妙至此。”（《东洲草堂文钞》卷十二题跋）不知何氏所见是否为此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