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油茶是主要生长在我国南方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低山丘陵地带的下沉小乔木或灌木。据地质考古学证实，茶类物种在我国已经有百万余年的历史。油茶是我国特有的木本油料作物，是世界四大木本油料作物之一。我国南方各民族驯化利用油茶的历史悠久。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他们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集观念、认知、技术和制度于一体的传统生态文化体系，并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活态传承下来。2020年1月，“湖南永顺油茶林复合系统”以其鲜明的复合性、活态性、可持续性等特征被国家农业农村部认定为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成为我国首个立项保护木本油料作物农业文化遗产的项目。
从历史上看，永顺地区油茶产业曾经繁荣发展。清代方志载“茶油，永顺县多”。民国中国实业志（湖南）统计数据记载，民国二十二年（1933）前后永顺县油茶林面积为湖南省之最（30万亩[1]），油茶籽常年产量保持4.5万吨（90万担，每担=100斤[2]）。从“十四五”规划和更长时间来看，国家、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相继出台了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规划，提出了年产值“万”“千”“百”的目标，即全国油茶产业年产值万亿元、湖南省油茶产业年产值千亿元、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油茶产业年产值百亿元的产业产值发展目标。本书以我国首个木本油料作物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湖南永顺油茶林复合系统”为研究对象，深入发掘永顺地区民族文化与油茶林协同演化的生态文化及其多重价值，以期为传承保护与活化利用油茶林传统生态文化，实现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选题说明
（一）研究背景
1. 时代背景
2009年11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印发了首个针对单一物种产业发展的《全国油茶产业发展规划（2009—2020年）》。[3]规划明确指出：我国油茶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14个省（区、市），其中江西、湖南、广西三省（区）占到全国总面积的76.2%。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茶油产量将达到250多万吨。按销售价格每吨4万元计算，年产值达1 000亿元；再加上副产品，种植油茶年总产值可超过1 120亿元。
2014年12月26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4〕68号）文件。[4]意见指出，木本油料产业是我国的传统产业，也是提供健康优质食用植物油的重要来源。近年来，我国食用植物油消费量持续增长，需求缺口不断扩大，对外依存度明显上升，食用植物油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2020年10月21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发布《油茶、仁用杏、榛子产业发展指南的通知》，为高质量发展油茶等木本作物产业提供技术指南。[5]2020年全国油茶产业发展现场会宣布：全国油茶种植面积达6 800万亩，高产油茶林1 400万亩，茶油产量62.7万吨，油茶产业总产值达1 160亿元，已经很好地实现上述国家油茶产业发展规划（2009—2020年）的年产值目标。该会议提出，到2025年，我国油茶种植面积将达到9 000万亩以上，茶油产量达到200万吨。[6]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油茶分会也提出建议并指出：“培育万亿元油茶产业，关键在于构建油茶生态产业链。”[7]也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认真总结《全国油茶产业发展规划（2009—2020年）》成果，客观分析油茶产业发展十年来所取得的成效经验及实际困难问题。启动《全国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1—2035年）》编制并加快实施。规划明确了近期（2021—2025年）定量目标和中期（2026—2035年）定性目标。将要素（资金、土地）保障、良种补贴、油料收贮纳入规划重点内容，大力推进油茶特色小镇、油茶康养基地、油茶观光生态主题公园等油茶文化产业发展。”[8]
综合分析上述规划、意见、通知等国家级规范性文件和行业协会、人大代表的意见建议等油茶产业发展情况可以得到如下几个方面的信息：其一，国家高度重视油茶等木本油料传统产业的复兴与发展，并针对油茶产业发展首次从国家层面出台长达12年的规划；其二，国家大力发展木本油料产业有供需两方面的原因，从供给侧来说，木本油是我国传统产业和高质量食用油的主要来源，从需求侧来说，我国食用油消费量激增和对外依存度高，事关国家粮油安全问题；其三，虽然首个国家级油茶产业发展目标如期实现，但是存在高产油茶林面积少（占比仅20.59%）、茶油平均单产量低（平均亩产茶油仅9.22千克）、综合经营效益有待提高（平均亩产收益仅1 705.88元）等问题；其四，国家有关部委已经从政策、技术等规范层面继续引导、支持油茶产业更好发展；其五，在总结油茶产业发展经验基础上，培育我国油茶产业年产值万亿元目标和制定该产业高质量发展中长期规划的呼声越来越高；其六，从延长油茶生态产业链的投入要素、多元经营方式、油茶生态文化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
为进一步推动湖南油茶产业发展和落实国务院和相关中央部委文件要求，湖南省人民政府2008年出台了《关于加快油茶产业发展的意见》（湘政发〔2008〕22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5年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油茶产业发展的意见》（湘政办发〔2015〕14 号）等文件支持油茶产业发展。[9]有学者从国家政策支持、湖南省油茶栽培规模、栽培品种潜力、产品开发前景、市场需求、技术能力等方面综合分析了湖南打造千亿元油茶产业的可能性；全面解析了当前湖南油茶产业发展存在品种良莠不齐、老残油茶林面积大、栽培管理技术应用不到位、茶油及副产物深度利用不够、地方茶油品牌缺乏、财政支持力度不够、产业发展模式创新不到位、产业发展环境有待改善等问题；系统提出了切实制定湖南千亿元产业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全面优化品种、规范油茶优质丰产栽培技术、全面实施油茶低产林改造、充分发挥深加工产品的增值效益、提升机械作业水平、着力打造湖南油茶产品、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加大培养人才力度等加快实施转型升级、规划打造湖南千亿元油茶产业的综合措施。[10]该研究成果也被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2019年一号文件采纳。一号文件第十八条明确提出着力打造油茶等十大千亿元特色优势产业[11]，其可行性也得到了政府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和行业发展部门的积极响应。同时出台了相关产业发展规划：“（湖南）省林业局组织编制的《湖南省油茶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5年）》明确提出，用3～5年时间，实现千亿级产业目标。”[12]
湖南省主动对接国家大力发展油茶产业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结合实际、高位推动，创造了油茶产业产值、面积、技术等多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优异成绩。从上述一号文件等省级规范性资料和林业专家的意见可以看出：一是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油茶等优势特色产业，并明确了年产值千亿元的目标；二是已经制定省级层面的产业发展规划；三是积极吸收采纳行业专家的意见建议。上述政策文件也有美中不足之处，那就是缺乏从省级层面创新利用首个木本类农业文化遗产有力促进油茶产业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也结合本地实际落实上述产业政策和文件要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油茶产业发展的意见》（州政办发〔2020〕33号）。该意见提出了进一步加快发展油茶支柱产业，到“十四五”末，全州优质高产油茶面积稳定在150万亩以上，油茶年综合产值达到100亿元以上。该文件表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油茶传统产业。但从该产业发展现状来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油茶产业复兴同时面临着一些困难与挑战。其一，就油茶林面积而言，在“十四五”期间需要新造油茶林26万亩，平均每年需要新造油茶林5.2万亩；其二，现有油茶产业综合产值10亿多元，离100亿元的产值目标相差太远（近90亿元）；其三，在产业经营方式等方面未提及首个油茶林复合系统农业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
综合上述油茶产业发展的时代背景，不难发现，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油茶产业发展，国家相关部委、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提出了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年产值“万”“千”“百”目标，即全国油茶产业年产值上万亿元、湖南省油茶产业年产值上千亿元、湘西州油茶产业年产值上百亿元的产业发展目标。就湘西州的年产值目标而言，平均每亩油茶林的综合年产值要达到6 667元。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如何实现，如何激活首个油茶林农业文化遗产并融入油茶产业发展，实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双赢的目标，将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认真研究、细化落实的现实问题。
2. 理论背景
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农耕历史文化，拥有璀璨的农耕文明和十分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对此，学界早有关注。然而，开展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利用工作却是21世纪以来的事情。“2002年8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开发计划署（UNDP）、全球环境基金（GEF）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CUN）、联合国大学（UNU）等10多个国际组织或机构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GIAHS）’保护和适应性管理项目工作。”[13]我国积极响应，自2012年开展“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China Nation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China-NIAHS）的挖掘、保护、传承和利用工作，截至2021年9月，我国已经发掘立项保护六批次共计13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15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国二十年来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保护工作成就喜人，但就我国特有的世界四大木本油料作物油茶而言，形势不容乐观，西方的橄榄油已经有两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别是“西班牙古橄榄树农业系统”和“意大利翁布里亚橄榄树系统”。“湖南永顺油茶林复合系统”现在还不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录，说明我国油茶林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保护潜力大、研究工作任务重。从生态文化视角加强“湖南永顺油茶林复合系统”的跨学科、多角度理论研究，可以为该农业生产系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做准备。
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指“人类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发展中，创造并传承至今的独特的农业生产系统，这些系统具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和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等，对我国农业文化传承、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功能拓展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14]。无论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还是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两者都具有复合性、活态性、动态性、适应性、战略性、多功能性、可持续性等特征，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都强调文化与所处特定生态环境中的物种及其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已经达到高度稳定、可持续状态。从生态民族学角度来看，实际上所有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都是特定民族文化与物种及其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的产物，有着高度成熟的传统物种知识、技术体系、制度保障和精神力量支撑，并且在特定时空场域内已经规模化、产业化。
2020年1月20日，“湖南永顺油茶林复合系统”以其鲜明的活态性、复合性、可持续性等特征被评为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成为当年国家农业农村部公布的27个关于农业系统的项目之一。[15]该遗产也是我国首个立项保护木本油料作物农业文化遗产的项目。截至2020年9月，已产生62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GIAHS）项目和11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全球性的林农复合类农业文化遗产只有5项，中国林农复合类农业文化遗产仅4项，分别占同级别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数的8.06%和3.39%。[16]
显而易见，林农复合类农业文化遗产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所占的比例都相对较低，而林业复合系统类农业文化遗产类的占比则更低。就国际与国内的横向比较而言，林农复合类农业文化遗产在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中所占比例更低。从生态民族学角度，引入运用协同演化理论对该复合系统的认知体系、技术体系、制度保障和观念体系进行科学阐释，可以为今后从跨学科、多角度发掘保护和创新利用农业文化遗产提供借鉴。
3. 历史背景
油茶是我国特有的世界四大木本油料树种之一，是自古野生于我国南方低山丘陵地区的乡土树种。据考古资料证明：“贵州晴隆茶籽化石的发现，直接用‘物证’证明了早在一百多万年前，黔西南就已经出现了野生茶树，同时也为茶源自中国一说增添了更加有力的证据。”[17]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浩瀚的历史文献中，油茶的异名较多，主要有“南中茶子”“南山茶”“梣”“楂”“油茶树”“茶油树”“茶子树”“茶梨树”“茶树”“山茶”“茶”“椮”等称谓。[18]
我国驯化种植与综合利用油茶的历史悠久。油茶是我国南方低山丘陵地区的主要木本油料作物，油茶种植与生产盛极一时。一些书籍依据清张宗法《三农记》引证《山海经》中“员木，南方油食也”之语，将此处的“员木”认定为油茶，以此指出我国已有2 300多年的油茶栽培历史。[19]有学者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他们从农书的记载、油茶开始课税的时间以及垦荒农具的发展3个方面综合考量，指出：确切有记载的油茶栽培历史为上千年。[20]我国具有一定栽培面积和栽培历史的油茶品种主要有：普通油茶、小果油茶、越南油茶、攸县油茶等。其中，普通油茶是分布最广、栽培历史最长的油茶物种，广泛分布于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栽培面积和总产油量均居我国木本油料作物之首。[21]用油茶籽压榨而成的茶油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历史上，茶油享有较高的美誉，永顺地区等地的茶油一度成为贡品。
永顺地区油茶资源丰富，在油茶培植与生产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清同治《永顺府志》载：“茶油，永顺县多，保（靖）龙（山）桑（植）三县间有之。”[22]此文献说明永、保、龙、桑等湘西地区盛产茶油，其中永顺县所产最多。民国《永顺县志》载：“茶油，宜寒露节后捡子（茶籽）榨油，其价昂贵。商贾趋之，民赖其利。”[23]清光绪《古丈坪厅志》载：“桐油树，茶油树，古丈坪出产之，大宗也，茶树不择土，桐树不宜黄土，所结之子，不多，且不能久与孳长。二树，古民喜种，往往获利，惟有虫穿根食，叶枯槁，今尚未得杀虫之法。桐油树三株，三月开花，九月收子（籽），每株可得钱三百文零，茶油树二株，四月开花，九月收子（籽），每株可出油三斤，斤价一百三十文。凡桐油，茶油，每篓抽钱四十文。”[24]此文献也说明与永顺县相邻的古丈县乡民喜欢种植油茶、油桐，因盛产，油茶一度成为大宗商品，单株油茶的产量也颇高，茶油交易获利高，课税也高，但易遭一些病虫害且未找到有效的防治病虫害之法。可见，永顺地区在油茶的培植管护和生产加工等方面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
4. 现实背景
“民以食为天”“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等俗语告诉我们食物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食用油是人体脂肪营养物质的主要来源，学术界一般认为食用油经历了从驯化利用动物油到植物油（有草本植物油和木本植物油之分）的发展历程。[25]据海关统计，2020年我国进口各类油料合计为10 614.1万吨，较2019年的9 330.8万吨增加了1 283.3万吨，增长13.8%。2020年，我国进口各类食用植物油合计为1 167.7万吨，较2019年的1 152.7万吨增加15万吨，增长1.3%。[26]近年来，我国食用油自给率始终低于40%，对外依存度过高，国家食用油安全问题形势严峻，耕地红线的制约与木本油料的独特优势，使发展木本油料成为提高我国食用油自给率的最优方案。[27]油茶籽油是我国特有的一种高级食用油，享有“油中珍品”的美称。它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其脂肪酸组成与橄榄油相似，有“东方橄榄油”之称。油茶籽油中含有橄榄油所没有的生理活性物质，能预防各种心脑血管疾病，老年人可因食用油茶籽油而得益，所以油茶籽油被称为“长寿油”。[28]从保障我国粮油安全、提高食用油自给率和满足人民食用高质量木本食用油等角度来看，我国大力发展油茶等木本油料产业显得尤为迫切。
永顺地区在油茶培植与生产方面除了深厚的历史基础，还具有现实优势。近年来，在永顺县委县政府的引导下，永顺地区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各族乡民积极响应国家大力发展油茶产业的号召，充分挖掘油茶林复合系统的生态文化资源，利用县域内25万多亩古油茶林、近20万亩的新造油茶林，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油茶产业，将油茶产业作为精准帮扶和乡村振兴的当家产业来扶持及发展。
综合上述油茶产业发展的时代背景、永顺地区油茶驯化利用的深厚历史底蕴和获批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利用的良好契机，笔者选取“生态文化视野下永顺油茶林复合系统研究”为题，以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湖南永顺油茶林复合系统”为研究个案，深入发掘关于油茶林复合系统的“文化生态共同体”，系统阐释蕴含其中的认知体系、技术体系、制度保障和精神观念，以期推进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而为巩固永顺地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二）提出问题与研究意义
1. 提出问题
本书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有：作为我国首个木本油料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永顺油茶林复合系统的生态文化内涵何在？该人工油茶林复合系统的文化生态成因为何？各文化事项与生态环境的内在关联如何？人工油茶林如何在当今生态文明建设和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下发挥其应有价值和功能？这些都是从生态民族学角度，消化、吸收、借鉴生物学协同演化方法研究和创新利用木本类农业文化遗产亟须解决的问题。
2. 研究意义
（1）理论价值。
本书以我国首个木本类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湖南永顺油茶林复合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生态文化内涵展开深入发掘和研究，系统阐释其“四位一体”的文化内核。该生态文化是永顺地区民族文化与人工油茶林兼容互惠、协同共生、耦合演化的结果，厘清此类文化与特定物种的协同演化机理，有助于深化生态民族学理论研究，也可以丰富木本类农业文化遗产的跨学科、多角度研究。
（2）现实意义。
茶油是营养价值十分丰富的高档食用油。油茶产业前景广阔，其发展事关我国粮油安全、南方山区生态屏障建设和生计选择。油茶主要生长在我国南方低山丘陵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之中。油茶不种自生、仿生种植，可以与其他高大乔木、农作物同生共长，无须破坏森林植被，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发掘我国南方低山丘陵地区油茶林传统生态知识和生存智慧，实现传统生态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有效对接，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和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直接的借鉴意义。
二、研究动态
（一）关于物的民族学研究
民族学以文化为研究对象，关于“物”的文化研究随着民族学发展起来。[29]鉴于民族学和人类学对“文化之物”的研究内容、方法、路径等大同小异，因此，本书“物的民族学研究”等同于“物的人类学研究”。2021年5月22日，笔者分别以“物的民族学研究”和“物的人类学研究”为主题在中国知网检索，搜到相关期刊和学位论文408篇，涉及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等20余个学科专业。其中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研究“物”的文章有59篇，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民族学、人类学以物为研究对象的意义；二是物的文化意义；三是物的交换。
1. 民族学、人类学以物为研究对象的意义
在人类学研究领域，“物”一直是传统话题。“物”曾被作为标识，作为分类原则，作为交换的礼物等。对物的观察和研究一直是民族志的重要内容。人类学家通过物的存在和演变确认文明的进化，通过对文物的分类、展示与分析衍生出博物馆专业性知识谱系和人类学应用性分支学科。[30]
程永杰指出，对物的观察与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的重点。人类学通过分析物来讨论人们的行为方式、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结构等。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人类学面临着更大的困境与挑战，而对物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人类学理解全球化的一种方式。[31]马佳在全面、系统梳理民族学、人类学对物质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人类学物的研究从民物收集整理开始，到当前以物的社会生命史研究为主流，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研究内容、目的与理论方法亦有相应特点及变化。[32]有研究者通过对物质文化交流和交换现象的分析，揭示了区域社会体系的复杂关联性以及物的流动背后蕴含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实践意义，进而指出：物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是当前人们探究西南社会历史文化变迁，考察不同区域、族群交互性和流动性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2. 物的文化意义
靳志华论述到，人与物的关系立于两者相互指认与指称的认识基点上。在具体的文化认知和价值观的塑造下，物作为一种社会生物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之中，成为一个文化之物，一个饱含并充盈着特定精神情感的生命体。通过物，人类共同体以及共同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得到具体彰显。一个意义丰富的物，因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目的性而具有多重面向，使用及形态的差异使物承载着更多的文化信息，展现出一定的社会文化关联。只有通过对物进行共时和历时维度的考察，才能尽可能地理解一个物所展现的全部意义以及与人、社会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靳志华通过对贵州省台江县施洞镇的田野调查，以白银在施洞苗族的社会性应用，以当地苗族女性佩戴的银饰为突破口，呈现了白银在特定群体中的多维度文化表达，阐释了银饰与人的关联性，既包括银饰对人的区隔与社会划分，表现在对个体、群体以及与民族符号等关系的描述上，同时也包括因为银饰的社会性应用，所衍生出来的话语体系的建立。[33]
马祯以物的研究观念为线索，梳理在人类学不同阶段中，物从不具有意义，到作为理解人及其社会文化的媒介，再到物成为意义本身而上升为哲学反思的过程，以期厘清人类学物的研究的理论脉络。[34]
吴兴帜认为，物作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始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物作为社会发展阶段的标识来分析社会演进的阶序。此后，不同学派出于论证、分析的需要，各自阐释了物及物背后的社会关系与文化隐喻。第一，从物与社会演进与象征符号的角度，对人类学关于物的研究谱系进行了梳理，论述人类学在以“物”为研究对象时的方法论与认识论。第二，指出西方人类学关于“物的民族志”研究，基于“物”的“客体”“主—客体”和“主客一体化”的认知，经历了从物的意义去关注人的存在和社会秩序构建到物作为自我的延伸，书写物的生命史和文化传记的发展历程。第三，指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物是“物即事、物即礼、物即人”的“物、事、礼、人”的综合体，但我国对物与物质文化的研究仍局限在西方关于物的研究框架之下，颇为“水土不服”，因而呼吁从中国传统文化关于“物”的认知出发，以傣族织锦手工艺品为分析对象，探寻“物的民族志”研究本土化视角。[35]
彭兆荣指出，人类与食物的关系不仅是生存关系，也表现出建立在其上的文化体系的互动关系。不同的文化体系对食物有着不同价值观。石器时代人类与食物的关系在今天值得我们反思，有些地方甚至值得借鉴。不同的文化体系在食物体系中创立了不同的分类制度，许多食物的文化隐喻通过仪式进行特殊的表达。人类生存与食物生态构成一种共生现象，需要格外养护。[36]人类学历来把对物的研究视为最重要的领域，并形成了民族志对物的研究范式。无论民族志对物的叙事是文字的，还是展示在博物馆里实物的，实际上都是经由民族志撰写者的限定、分解、提炼甚至虏取而成的。所以，物的民族志不独是物的一种客观性呈现，也是人类学知识谱系的历史性陈诉。[37]
3. 物的交换
人类学对社会的研究首先关注特定事物在社会中的产生、演变和交换的关系以及所形成的社会原则，通过社会中物的交流和交换现象分析社会的外在功能和内部结构，以达到对社会的整体性理解。对人类学学科中关于物的交换的系统研究，说明了在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中，物的交换研究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38]
朱健刚、羡晓曼通过对河北冀南乡村的田野调查和分析，发现物物交换经济是在农民缺少货币资源的情况下对市场经济的适应，同时也是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的表现。只要农民的弱势地位没有改变，那么物物交换就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同时，现代企业利用物物交换开发农村市场的事实也说明物物交换并非是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而可以成为当代市场经济的一部分。[39]
（二）关于协同演化的研究
协同演化又称“协同进化”“共同演化”“共同进化”，即“一个物种的性状作为对另一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而后一物种的这一性状本身又作为前一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这种方式的进化称为协同进化（coevolution）”[40]。协同演化理论用以指代物种间的协同适应、互惠共生、制衡共存关系。[41]1964年，Ehrlich 和 Raven 根据对粉蝶与其寄主十字花科植物关系的研究首次在生态学之中提出协同进化理论。1976年，Jermy提出了顺序进化理论。两大理论极大地推动了对昆虫与植物关系的研究。目前，生态学界对协同进化和竞争进化的使用范围和优缺点已经达成共识。一般认为，在生态系统初创或重建过程中，竞争进化有利于物种的形成和发展，而在生态系统稳态延续情况下，协同演化比竞争进化更有利于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
随后生态学界对协同进化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与研究。有学者指出，在昆虫对寄主植物的选择中，植物对昆虫的影响较昆虫对植物的影响更为重要，称作顺序进化是适宜的，昆虫为被子植物传授花粉形成互惠共生，其中的进化关系应称为协同进化。在继承协同进化、顺序进化等理论精髓的基础上，根据当今三营养级相互作用领域的研究新进展，提出一个新的假说，即多营养级协同进化假说。该假说了肯定植物次生物质在植物防御和昆虫识别寄主植物上的重要作用，同时把其他营养级并列放入交互作用的系统，特别强调第三营养级在昆虫与植物关系演化过程中的参与和寄主转移与昆虫食性专化和广化的联系。 [42]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竞争和协同作用是普遍存在于生物个体或种群之间的两种行为。大量实验和研究表明，竞争主导的生物进化是存在的，在一定范围和水平上竞争的结果有利于植物形态、生理适应特征及生活适应策略的进化。协同能够使生物以最小的代价或成本实现自身在自然界的存在与繁殖；基于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的角度考虑，与竞争相辅相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协同作用更有利于生态系统各组分之间能量转化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加强系统自身的自组织能力，有利于维持生态系统的有序性和多样性。因此，协同作用的结果应该更有利于生物进化，而且比竞争更普遍、更有意义。[43]徐桂荣等认为，生物协同进化过程有协同适应进化、协同创新进化、保守和退化等方面。生物在进化中既有相互竞争和制约，又有互利和相互维系的协同关系。而且协同进化是生物界发展的“主导”，协同进化是普遍性的原理，优胜劣汰是局部性原理。[44]徐桂荣还认为，早期人类创新进化主要体现在：直立行走解放了手；人工生火、用火是主动取得能源和主动使用能源的开始；熟食取得充分的营养，使脑功能完善；抽象思维的发展是物质的演绎，同时又回过头来改造物质，这是其他动物做不到的，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主动取得能源，主动生产食物，这种劳动是其他动物不可能做到的。[45]
查尔斯·J. 拉姆斯登和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从生物社会学角度建构了“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的理论体系，认为文化在生物学指令的作用下形成并发展，而生物学特征同时被回应文化进化的基因进化所改变。[46]佘正荣先生认为：“生态发展是优化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最佳方式，是争取人和生物圈持久生存、协同进化的根本前提。”[47]迈克尔·波伦从人类文化与植物的“协同演化”“互为主客体”和互惠关系角度出发，选取水果植物苹果、花卉植物郁金香、药用植物大麻、主粮植物马铃薯4种颇为普遍的植物为研究对象，描述了这些植物的社会文化史和这些植物演化而唤醒和得到满足的4种人类欲望的自然史。[48]
本书尝试从生态民族学角度消化吸收生态学协同演化理论，用来揭示稳定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文化与生态环境、文化与特定物种的兼容互惠、协同共生、交错进化关系，其进化机制是文化与特定物种相向而行、互为目标的耦合演化过程，其特点是人与特定物种构成生命共同体，两者互为进化主体、互为进化对象，达成了互利共生的耦合演化关系。而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演化，最终形成“文化生态共同体”。从特定文化群体生计的维度出发，文化与自然生态协同演化是对特定环境下物种的驯化与利用，促使特定物种朝着人类生命延续的方向演化，满足特定地区人类生命延续的需要。人类文化在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所驯化生物物种的进程中，也会引发相关人类社会的演进。[49]可见，文化与自然的协同演化呈现双向性与复杂性。[50]
（三）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农业文化遗产评估、农业文化遗产与生物多样性的关联性等方面。
1. 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
学术界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始于对概念的界定。国外学者将农业文化遗产定义为包括“农场、牛奶场、农业博物馆、葡萄园、捕鱼、采矿、采石、水库等农事活动”在内的“历史悠久、结构复杂的传统农业景观和农业耕作方式”[51]。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Systems）”项目，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定义为“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52]。国外学者在基本认同这一定义的基础上开展对农业文化遗产概念和内涵的深入挖掘和保护利用工作，并从生态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视野进行科学研究。
国内对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争议聚焦于其对这一名称的英文翻译以及内涵的界定。20世纪50年代，开启了“整理祖国农业遗产”或“农学遗产”的工作，开始对古代农史资料进行搜集整理。闵庆文最早将“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翻译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原文直译有所差异，引起了学界对这一概念的不同解读。
闵庆文（2006）以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定义为参照，指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概念上等同于世界文化遗产”，进而指出，相比普通农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更关注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并肯定了农业文化遗产对地区生态、经济、文化等发展的积极影响。韩燕平、刘建平（2007）强调了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进而指出，与农业文明、农业文化相关的纪念性创作物、建筑群、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农业文化遗产。[53]熊礼明等（2011）认为农业文化遗产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指农业遗产，狭义上指农业文化遗产系统。[54]如此一来，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得到扩展。王思明（2019）将“完整的农业文化遗产”界定为“包括农民、土地、技术、政策与制度及生态环境的‘五位一体’的复合系统”，并将它分为“有形物质遗产”“无形非物质遗产”“农业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相互融合的形态”3类，使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进一步细化。[55]此外，有学者提出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范围可以更广，可将传统的农业文化知识包括进来。
2. 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
国外学者主要从生态、经济、文化3个方面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进行了探讨。Csaba Centeri & Hans Renes等在《对欧洲农业文化遗产树林草地复合系统的研究》一文中强调，树林草地复合系统是一种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它的可持续利用在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持水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56]Salvatore Pasta，Rosario Di Lorenzo的《兰佩杜萨岛的农业文化遗产（意大利南部佩拉杰群岛）在品种培育和野生动植物保护中的关键作用》通过对兰佩杜萨岛（西西里岛海峡）农业生产活动的考察，得出了“本土农业体系在生物多样性维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的论断。[57]
日本学者就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保障食品安全方面的价值展开了探讨。Kim Sei-Cheon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森林资源系统的区域性研究》通过对日本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森林农业系统的考察，指出：高效利用传统农业技术可以推动食品安全体系的建立，促进本土景观的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维护。[58]Shuichiro Kajima等的《日本米酒和茶：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产品认证》通过对日本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米酒和茶叶产品认证的考察，指出：作为白山市的地理标志，日本白山米酒被作为一种本土产品的促销工具，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同时又反过来推动了该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创新利用。[59] Kazem Vafadari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前景探析：以日本大分市国东半岛为例》探讨了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切入点推动日本国东半岛振兴的价值，文中指出：适当开发乡村旅游资源具有较大碳汇价值，推广传统农耕技术有助于推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60] Kaoru Ichikawa等在《日本里山景观：工业文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展望》中强调了“挖掘农业文化遗产相关技术体系和文化价值，必将推动人类的福祉”的观点。[61]
此外，Park，Jong-Jun，Kim等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对传统农业发展与乡村资源保护的应用和展望》中指出：加强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评估与管理有助于绿色食品的认证和提高其盈利。[62]P. Koohafkan & J. Furtado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传统稻鱼复合系统研究》中提出了加强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创新利用以确保人类食品与生计安全的观点。[63]Barrena J等的《生态文化服务评估：以智利南部奇洛埃岛农业文化遗产为例》以智利南部奇洛埃岛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其生态文化的考察，指出：打造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理商标，有助于提高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内生动力，推动可持续发展。[64]
综观上述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持水土等生态价值，有作为地理标志、开发旅游的经济价值，有保障食品与生计安全、助力乡村振兴的社会价值。
作为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型，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突出的价值（闵庆文，2006）。国内学者则更加侧重于对农业文化遗产综合价值的研究。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为现代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保留了杰出的农业景观，维持了可恢复的生态系统，传承了高价值的传统知识和文化活动，同时也保存了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为现代高效生态农业的多功能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李文华，2012）。[65]农业文化遗产地多具有生态环境脆弱、民族文化丰富、经济发展落后等特点，因此其农业同时肩负着生产、生态、文化等功能（何露等，2010）。[66]农业文化遗产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当代价值，还具有“将来时”价值，即在未来特定时段内农业文化遗产的功能和价值也能得到发挥、体现（李明、王思明，2015）。
3.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研究
国内外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研究聚焦于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保护和利用农业文化遗产应该在什么理论指导下进行？需要遵循什么原则和注意哪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同学者给予了不同回答。
Hisako Nomura认为生态补偿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和利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Hisako Nomura，2012）。[67]闵庆文认为，在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实践中应当进一步丰富研究内容，重视典型传统生态农业模式的机理性、定量化研究。从多学科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农业文化遗产，加快开展农业文化遗产的普查与价值挖掘工作，重视农业文化遗产的创新发展及可持续利用，重视农业生物多样性与农业文化多样性两个方面的保护。在做好“两个保护”的前提下，促进地区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支持。避免“原汁原味”的“冷冻式”保护和“大拆大建”的“破坏性”开发两种错误倾向。逐步建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多方参与机制，包括政府的主导作用、社区的积极参与、科技的有力支撑、企业的有效介入、媒体的跟踪宣传。使农业文化遗产地成为开展科学研究的平台，展示传统农业文明的窗口，“生态文化型”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农业文化旅游的目的地。[68]
李文华院士认为，当前对农业的多种生态服务功能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缺乏市场化引导、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生产和品牌化推广等。面对着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与资源环境瓶颈，中国生态农业需要在产业循环、多功能化、高品质、产业化以及融合传统知识精华与现代科学技术、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多做努力。李文华院士进一步提出，农业文化遗产在促进农业多种功能、促进传统知识与现代技术的融合、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认为应该从科学研究和管理实践两个角度对我国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创新性发展。[69]
苑利从我国农业历史经验的角度，提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一是对传统农业耕作技术与经验实施有效保护；二是对传统农业生产工具实施全面保护；三是对传统农业生产制度实施有效保护；四是对传统农耕信仰、民间文学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综合保护；五是对当地特有农作物品种实施有效保护。他强调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是对传统农业文化遗产要抱有一种更加宽容的态度，必须将“俗信”与“迷信”严格区分开来，只要利大于弊，我们都应予以保护；二是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秉持大农业文化遗产概念更利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弘扬；三是打破陈旧观念，彻底澄清传统文化落后观，在现代化问题重重的今天，强调天人合一，永续利用的传统农耕技术，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四是在创立地域文化品牌时，找出该地域的灵魂——地域标志性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五是加强对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70]
李明与王思明认为，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保护农业文化传统的需要，是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需要，是确保农业乃至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保护未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机会……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一种战略行为，需要从战略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并从保护体制创新与保护方法创新两方面着手。[71]
其二，保护和利用农业文化遗产的具体路径有哪些？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见仁见智。
可以从利用新技术，运用新媒体方面着手。要全面掌握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空间分布规律，必须大力发展地理信息系统，以此作为定量化和可视化的分析方法（韩宗伟，2017）。[72]农业文化遗产在保护和传承过程中需要突出媒体的作用，结合媒体推广途径、宣传方法和传播前景，探究满足时代发展需要的媒体传播模式，这是文化遗产领域的新趋势，符合农业遗产学未来发展需要，具备社会实践价值（韩凝玉，2016）。[73]保护农业文化遗产需要多方参与（闵庆文、孙业红，2006；MIN et al.，2016）。目前，受到广泛认可的参与机制是以“五位一体”（政府推动、科技驱动、企业带动、社区主动和社会联动）为主要内容的参与机制。其中，政府占据主导地位，制定各项政策措施，协调关系；社区中的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直接参与者（耿艳辉等，2008；闵庆文等，2016）。诸如：在广西龙胜龙脊梯田农业系统的保护利用中，政府、企业、村民共同参与了梯田的多功能开发，并在企业与村民、村民与村民的利益分配上达成了一致（ZHANG et al.2019a）；在日本佐渡岛稻田—朱鹮共生系统的保护过程中，形成了政府生态补贴、农户稻米认证和“认养”、企业与社区参与、科研机构提供科技支撑的多方参与机制，是多方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案例（张灿强等，2015）。作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直接参与者，农户是不容小觑的角色。然而，当前存在农户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不高、参与度低的问题。究其原因，农民对农业文化遗产了解甚少，缺乏保护意识（韩凝玉等，2020）。诸如，在我国被列入 GIAHS 保护试点的农业文化遗产中，农户对它们的认识很不足（闵庆文等，2012）；日本静冈传统茶—草复合系统的保护进程因遗产地农民不了解传统耕作方法和GIAHS的品牌价值而受阻（Inagaki and Kusumoto，2019）。因此，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关注社区居民的感知与利益诉求，并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社区参与机制来协调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崔峰等，2013）[74]，更应该提高农户对其价值的认知（何思源等，2019）。
旅游开发是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动态保护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农业文化遗产地具有聚落属性、社会属性、经济属性、文化属性和生态属性，决定了其具有很高的旅游价值和广阔的开发前景。因此，要重视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前、开发中和开发后的全方位规划保护中需要注意的问题（闵庆文等，2007）[75]，也可以从遗产地区域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入手发展农业文化旅游进而实现遗产的开发与保护。[76]值得注意的是，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属于一种遗产旅游，从本质上区别于乡村旅游、农业旅游等旅游形式。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特色明显、分布范围广、脆弱性和敏感性高、可参与性强和复合性强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农业文化遗产目的地旅游资源开发和管理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孙业红，2010）。[77]
4. 农业文化遗产与生物多样性的关联性
农业文化遗产与生物多样性的关联性也是学者们密切关注的一个问题。Nahuelhual L，Carmona A. 等的《评估非物质文化服务功能的方法论：以智利南方地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例》通过对智利南部地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从方法论上弥补了对农业文化遗产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78]B. Seungseok的《论韩国农渔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明确指出：在加强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成为韩国政府主要目标的背景下，加强生物多样性的维护兼具促进农渔业发展和保护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自然生态环境的作用。[79]综观上述研究成果，学者们主要强调了一个观点：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与生态安全的维护离不开生物多样性。吴合显在全面梳理国外有关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见解的研究情况之后，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三农”问题，呼吁重新界定“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范围、申报条件和所有权，呼吁“重新评价传统农业实践和知识、文化景观、食品和生计安全以及生物多样性等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系统要素”。[80]
通过上述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动态的梳理，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加强我国木本类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保护，将已经立项保护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湖南永顺油茶林复合系统”尽早纳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录，进而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实现上述目标，可以从3个方面努力：其一，遗产地申报单位进一步加强对古油茶林生态文化的保护与利用；其二，遗产地乡民应该进一步提升文化自觉，积极主动投入相关的保护利用行动中来；其三，遗产地申报主体单位加强与相关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的合作，深入系统开展油茶林生态文化的专题研究。
（四）关于生态文化研究
“生态文化”是环境资源与科学、文化学、民族学等20多个学科长期关注的研究主题。从生态民族学角度来看，“生态文化”或“文化生态学”一词，是美国民族学家斯图尔德首次提出的学术概念（Julian Haynes Steward，1955）。斯图尔德认为：“所有的人都要吃东西，这是一项生物的事实而非文化的事实；可以用生物与化学过程加以解释。不同的人群吃什么与如何吃则是一项文化事实，只可借文化史与环境因素加以解释。”[81]斯图尔德的学术理论也被称为“多线进化论”，该理论尝试超越“普遍进化论”的含混普同性和“单线进化论”被质疑的独断主张。该理论认为，世界上不同地区的技术和社会进化的多种多样的发展轨迹在本质上被生态环境限制。在此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建构了民族学分支学科——文化生态学，其后定名为生态人类学（生态民族学）、环境人类学等。
斯图尔德在《文化变迁理论》一书中认为文化生态学作为研究生产活动领域的有效方法包括3个基本步骤：第一步分析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由文化而定，并认为简单的文化比复杂的文化更直接受到环境的制约。第二步分析一项特殊技术开发特定地区所涉及的行为模式。有些生计方式对社会生活有较为严格的限制，有些则允许有较大的变化空间，有些则在两者之间保留较大的张力。不同群体使用技术的复杂性和是否合作不仅取决于文化的因素，也受到环境中植物和动物生物属性的影响。特定群体采取什么样的开发利用模式不仅受到相关食货生产习俗的制约，还会受到载运货物流动方式，即交通方式的影响。第三步要分析清楚开发环境所需要的行为模式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文化的其他方面，强调这个步骤需要具备真正的全局观。[82]在该书中，斯图尔德提出了这样的理论：狩猎—采集者不仅通过技术，而且通过季节性迁移、地域安排和使群体结构适应于自身的目的，来发展富有特点和最大好处的利用资源途径。[83]
崔明昆将民族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称为民族生态学。他认为，随着工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人们希望从传统知识中寻找生存智慧来进行生态建设，而在众多学科中，对传统知识的研究是民族生态学所擅长的，并进一步认为，传统知识的研究就起步于人类学界。崔教授还提出了将传统知识看成一个由认知体系—利用体系—信仰体系构成的复合体系，这可以成为民族生态学的研究框架。[84]
王玉德和张全明等认为，生态文化学是从文化学角度研究生态的学科，跟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侧重点有所不同，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的生态背景和文化多样性的学科，强调文化的条件，其任务在于把握文化生存与文化环境的联系。虽然两者都研究生态和文化的关系，但生态文化学不仅注意生态对文化的作用，而且特别重视文化对生态的反作用。[85]
严奇岩认为，生态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对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适应体系，属于地方性知识，因而对区域生态文化的研究依赖于民间文献。他运用生态文化学的相关理论，以清水江流域的200通林业碑刻为研究对象，论述了该流域生态文化与300年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耦合演化关系。[86]
刘荣坤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指出：“民族生态文化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实践中积淀过滤而成的。技术是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资源利用方式，是保护生态环境的物象过程和实践。观念是对生态环境的认知及持守的态度，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内源机制。制度既是生态意识的集中体现，又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显性机制，具有内源性和强制性的双重效果，内源性主要来自各民族的信仰禁忌及口头文化传统，因此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内驱力。”[87]
曾少聪、罗意对生态人类学70年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阐述，指出：“中国生态人类学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始于民族识别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完善及应用为标志；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90年代，生态人类学研究致力于对地方群体文化与环境的关系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迁进行解释，研究比较集中于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形成了‘适应模式’与‘发展的代价’为中心的理论倾向。第三个阶段是 21世纪前十年，生态人类学家聚焦生态环境变迁引发的自然与社会后果，强调发掘、保护和转化利用本土生态知识的重要性，湘黔桂地区和东北大小兴安岭地区生态人类学研究蓬勃发展。第四个阶段是最近10年，生态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扩展到了灾害、生物多样性、地方社会脆弱性和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上，研究地域扩展到了东南沿海、内陆江河流域和中原传统农耕地区。中国生态人类发展的动力来自扎根本土田野经验的学术自觉、对研究对象及其所处时代社会情境变化的精准把握，以及与西方生态人类学理论对话的深入。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应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本土田野经验的传统，加强理论自觉，建构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匹配的生态人类学新理论体系。”[88]
杜靖也对生态人类学70年研究理路进行了反思，指出：“中国生态人类学主要实践为3个层面，即追求理论的生态人类学、追求应用的生态人类学和作为文化批评工具的生态人类学。第一种是在特定生态环境中寻找社会运转的机制和文化模式；第二种关心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与平衡问题；第三种则把学术研究理解为一种文化反思的手段，努力与进化论、民族意识和现代化叙事模式保持对话。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非常薄弱，在理论上基本依附西方。大部分生态人类学研究只关注中国的边界地区和少数民族，而对于东部地区、中心地区的生态问题关注不足。由于缺乏深度的理论探索，大部分应用研究的思路和招数千人一面。中国生态人类学从文化多样性和地方知识观出发寻求解决生态困扰的方案，彰显了其学科优势，但手段单一，从而落入了用地方知识观拯救一切的思维窠臼中。新时期中国生态人类学所获结论基本是一个时代的理论范式关照的结果，明显带有普遍化的、模式化的思维特征。中国生态人类学要想有进一步的发展，要做到从应用手段和文化批评工具到认识论工具的提升，在研究视野上要具有更久远的历史感和实践感。”[89]
罗康隆等认为文化生态作为生态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经历了“生态文化共同体”“生态文化耦合体”“民族生境” 等变化。认为系统论述“民族生境”的生态人类学价值，有助于生态人类学回到民族学本体的轨道上来，也有助于建构中国特色生态人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积极开展国际学术对话。[90]
近年来学界关于武陵山区生态文化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为新时代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武陵山区多业态生计方式与传统生态文化创新利用3个部分。
1. 新时代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人类文明与生态兴衰的内在关系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价值追求，明确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推进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论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的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论、生态生产力论、生态民生论、生态历史论、生态文化论、生态治理论等。这些新论断涵盖了从本体认识到价值引领、从本质把握到方法指南的多方面、全过程，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意义。
学界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对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展开研究，主要聚焦6个方面：其一，民族地区生态屏障与生态安全建设（罗康隆，2010；吴合显，2016；舒心心、李文庆，2019）；其二，少数民族环境理念、习惯与态度、伦理观念、信仰习俗、风险意识、传统生态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价值、功能与保护利用（杨庭硕，2011；柏贵喜，2013；代启福、张燕，2014；罗康隆，2016）；其三，特定自然生态系统生态文明建设中文化与自然的耦合机制（辛总秀，2019）；其四，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战略、建设路径与可持续发展（郭正礼，2013；王海飞，2014）；其五，生态文明评价体系、制度体系、生物多样性的立法保护、生态补偿、公众参与、政府助力（张云雁，2013；刘晓莉、刘晶，2015）；其六，武陵山区生态文明建设路径（何伟军，2019）。
2. 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及武陵山区多业态生计方式研究
生态民族学长期关注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这一议题。国外学者主要观点：其一，提出了“东亚照叶树林文化观”，认为照叶树林文化是日本水田稻作文化的先行文化（中尾佐助，1966）；其二，对刀耕火种生计方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佐佐木高明，1998、2017）。国内学者主要观点：其一，经济文化类型说（林耀华，1991）；其二，生态危机本质上是文化危机，民族传统生态文化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宋蜀华，1996；祁庆富，1999；廖国强，2001；余谋昌，2003；杨庭硕，2003；郭家骥，2003；何星亮，2004；尹绍亭，2006；卢风，2008；阿拉坦宝力格，2011；切排，2014；何俊，2018；祁进玉，2020）；其三，传统社会中文化与自然融于一体的生存性智慧和美德对于理解文化多样性与反思“发展”的启迪与价值（范可，2018、2020）。武陵山区多业态生计方式是文化与自然不断调试、动态适应、协同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传统生态文化，引起了学界关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重新审视多业态产业的生态价值，认为其是摆脱生态危机、重塑人地关系和谐的可行方式（罗康隆、吴合显，2016）。二是多业态生计方式既是该区域各民族的共同生产生活方式，也是不同民族文化适应相似自然生态背景的结果，其中国家政权、市场变动、社会环境等因素也影响各民族的文化适应（孙秋，2018）。
3. 传统生态文化创新利用研究
国外学界对传统生态文化创新利用主要研究成果：其一，生态建设实践要结合运用和充分发挥传统生态文化与现代科学知识各自的长处（Fikret Berkes，1989）；其二，从社会正义角度分析传统农业文化利用生态资源方式在日益变化的环境中可以提供的替代选择（Flora，2014）；其三，加强对传统生态知识产权保护（Charles，2000）。国内学者对传统生态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已达成共识。主要观点：一是传统生态文化是适应区域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特征的产物，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可创新利用，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和发展，并使之与现代科技协调并用，实现我国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麻国庆，2001；袁国友，2001；崔明昆，2002；杨庭硕，2004；何丕坤、何俊，2004；罗康隆，2010；付广华，2012；郭家骥、李永祥，2013；田松，2016；王志芳、沈楠，2018；吴合显，2020）；二是构建传统生态文化或知识的民族生态学分析框架（成功、张家楠、薛达元，2014）；三是对武陵山区土家族传统生态文化或知识传承与利用进行系统研究（柏贵喜，2015；姜爱，2017）。
（五）关于油茶林复合系统研究
1. 关于油茶的研究
通过对有关文献和截至2021年5月20日在中国知网上搜到的篇名为“油茶”的12 721篇论文的全面梳理，可以发现，林业、农业经济、森林培育、食品科学等学科关于油茶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对油茶的特性及其营养价值、种质资源与科学利用的研究；二是对油茶加工利用与油茶产业发展的研究；三是对人工油茶林生物多样性及其碳贮量、油茶林农间作的研究。
（1）对油茶的生物特性及其营养价值、种质资源与科学利用的研究。
植物保护、园艺、生物学等学科专业的学者对油茶生物特性及其营养价值进行了全面研究。他们通过对茶油的理化特性、脂肪酸组成等特性的分析，得出结论：油茶籽所榨茶油含有多种功能性成分，长期食用，具有明显的预防心血管硬化、降血压、降血脂、防癌抗癌等功效。同时茶油中含有多种功能性成分，在高级食用油、化妆品、医药、化工等行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91]
有学者从油茶形态特征遗传变异、染色体核型分析、优良品种鉴定、遗传多样性分析等方面综述了油茶种质资源研究现状，并对油茶种质资源评价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92]姚小华等从油茶遗传变异、杂交育种、良种鉴别、田间管理和茶油贮藏加工等方面对油茶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指出油茶全身是宝，具有很高的综合利用价值。[93]部分研究者对我国油茶的发展历史及主要用途、山茶属植物的分布及其特征、油茶良种选育、油茶良种性状调查描述规范和全国油茶产地省（区、市）主要良种资源展开了全面研究。[94]部分学者对发展油茶的意义、油茶物种及其品种资源、普通油茶的生物特性和生态习性、油茶良种选育、油茶苗木的繁育、油茶栽培技术、油茶园的经营管理、油茶病虫害的防治、油茶果实的收摘、榨油和利用等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95]
（2）对油茶加工利用与油茶产业发展的研究。
油茶产业因其显著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分别从农业、林业等学科对特定区域内油茶产业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研究指出，应该从品种改良、技术改进、资金投入、质量标准等方面加快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加速从千亿级产业迈向万亿级产业。[96]
此外，部分学者从宏观层面对我国油茶产业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就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策。
王瑞、陈永忠从生产、消费、进口等方面介绍了我国食用油产业发展现状，从政策、企业、科技角度概述了我国油茶产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深入剖析了油茶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持续选育和应用高产新品种、建立工厂化繁育技术体系、推进机械化进程、建立健全标准化技术体系、建立信息交流和社会服务支撑平台等提升油茶产业的思路。[97]
杨曾辉、杨文英指出：油茶是我国传统的木本食用油产业，当前发展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油茶生产的劳动力紧缺；油茶生产分散，品牌少；油茶产业性质不明，缺乏政策优惠；油茶生产区的生态环境恶化等。因此，要推动我国油茶业的发展，要积极实施林业补贴，引导油茶业发展；注重科技改进，提升油茶品质；生态化发展油茶产业。[98]
刘跃进概述了油茶资源、生产、贸易和加工业的现状，综合分析了油茶的综合价值和发展前景。针对当前油茶产业中存在的产量低、经营方式落后、产品系列欠缺、没有特色品牌等现实问题，阐述了油茶优良新品种的增产潜力。提出了通过推广油茶优良新品种，实现油茶生产良种化，从整体上提高油茶产量水平，增强油茶综合利用效率，培植油茶龙头企业等措施，从根本上来促进油茶产业发展。[99]
上述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其中，龙莉、鲁明新、李志萌等人的论文对本研究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龙莉对永顺县油茶产业发展的SWOT分析指出：该县具有自然条件、林地资源、科技、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存在粗放经营、加工利用滞后、资金投入不足、土地集约难度大、树龄老化、品种退化、油茶资源和面积持续减少的劣势；同时，面临着政府导向、茶油需求和综合效益良好等方面的机遇；受到国内其他油茶主产省的冲击、认识不足、政府投入不足、成本提高、小农意识和市场推广难度大等因素的威胁。[100]
鲁明新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指出，武陵山区素有“油茶之乡”之美誉，油茶产业曾是当地重要经济支柱，历史上长期处于兴盛状态。20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导致油茶林长期管理权碎片化，违背了发展油茶产业封闭管理、连片经营、长周期投入、综合利用等属性，诱发了武陵山区油茶产业的逐渐衰落。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发掘并激活相关本土知识和技术技能，将是复兴武陵山区油茶产业的必由之路。[101]
李志萌等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在分析当前我国油茶产业发展态势及现存问题的基础上，对我国油茶产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进行分析，提出油茶产业的振兴发展对策：一要实施油茶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大做强油茶产业链；二要有效整合财政金融资金支持；三要强化科技支撑，建设国家级油茶技术集成平台；四要做好油茶文化的研究、挖掘、打造与宣传；五要加大油茶地理标志保护与设定法定油茶产区试点。[102]
（3）对人工油茶林生物多样性及其碳贮量、林农间作的研究。
夏莹莹认为：“如何提高油茶人工林的生物多样性和林地生产力，使油茶林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最大化是油茶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之一。”[103]通过抽样调查研究揭示人工油茶林植物多样性区域变化规律和油茶林的地理环境、不同经营方式对植物多样性、生物量及其分配格局的影响。[104]刘君昂对油茶林健康经营的诸多关键技术进行了科学研究，认为不同抚育措施对油茶林土壤微生物和肥料有不同影响。[105]何振对油茶林的土壤跳虫和土壤罐诱节肢动物多样性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油茶成林地比幼林地土壤动物的多样性指数高，多样化的地被物有利于提高土壤动物的多样性，垦复和施肥等人为干扰显著地降低了土壤跳虫的多样性，却有利于增加罐诱土壤动物的多样性，水源对林地跳虫和罐诱动物的多样性提高有显著促进作用。[106]
覃伟对油茶与香樟临时混交造林模式效益进行了评估。通过对比分析存活率、生长速率、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提出了大力推广油茶和香樟的混交技术，推广油茶香樟混交比例为2∶1的造林模式。[107]文亚雄通过对林农间作油茶林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研究，指出：林农间作是一种生态种植方式，是林农业发展的一种趋势。合理的林农间作不仅可以促进植物生长，改善土壤品质，还能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农民收入。间作对油茶林土壤细菌种群多样性的影响有积极作用，间作花生与间作大豆对油茶主要虫害控制效果显著。[108]彭姣等通过样本调查研究指出：油茶次生林林下植被物种多样性丰富，有较多经济物种。建议在油茶人工林栽植过程中，维护油茶林林下物种多样性，兼顾复合生态经营，以获取次生林最大的经济价值。[109]此外，林建忠就特地区域油茶林和其他森林生态系统的碳贮量和分布特征展开研究。[110]
综观上述文献发现，对油茶的自然属性、多重用途、驯化栽培历史、综合利用技术等方面的研究较为全面、系统、深入。也有学者从油茶文化角度论述了油茶之品格、茶油故事、茶油生活、油茶生态、油茶产业等内容。[111]但从生态民族学角度对油茶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2. 关于林农复合系统的研究
林农复合系统又称农林复合系统，即“农林复合经营（agroforestry），又称混农林业，是世界各地农业实践中一种传统的土地利用方式，它是指在一个土地利用单元中，人为地把木本植物与农作物以及畜禽养殖多种成分结合起来的土地利用系统”[112]。
我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复合经营的实践案例，对当今形势下正确处理人地关系有着借鉴意义。我国的复合经营方式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和高度评价：“在套种和复种结合的农业种植体系中，东方农民轮作或连作将引发一系列物理、有机化学和生物学的有利结果。”[113]农林复合经营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评价，主要是因为这种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生产经营方式具有不计劳力成本、合理、精准、高效的特点，在可持续地利用土地和不同生物的生长时间、创造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生产、生态空间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到目前为止，生态民族学关于林农复合系统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农业基础科学、林业、园艺、自然地理科学和测绘学、生态学、草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主要表现在“农林复合系统”为主题的相关文献中。截至2021年5月20日，中国知网共有3 850余篇主题为“农林复合系统”的中英文文献，其中博士学位论文38篇、硕士学位论文113篇、期刊论文3 648篇。
上述文献以自然科学类偏多，人文社科类偏少。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关于特定区域物种间农林复合经营的生态及其效益研究；二是对农林复合经营模式的研究。此外，部分学者从生态民族学角度对林农复合经营系统展开了初步研究。
（1）关于特定区域物种间农林复合经营的生理生态及其效益研究。
云雷通过对晋西黄土区果农间作系统种间关系的研究指出：农林复合系统内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种间竞争，对农林复合系统种间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层次地理解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探索合理和高效的资源利用方式，为经营种间关系协调的高产、高效和稳定的农林复合系统提供理论依据。[114]还有学人对特定区域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土壤水分运动变化规律展开了研究。[115]有学人通过对特定物种化感作用的研究，提出农林复合经营是治理黄土高原的一项主要措施和解决这种恶性循环的有效途径之一。[116]
彭晓邦等针对渭北黄土区生态环境脆弱、经济落后以及农林复合系统持续性、多样性、高效性和稳定性的特点，以渭北黄土区具有代表性的核桃、李子与玉米、大豆、绿豆和辣椒复合系统为研究对象，对不同复合模式中林下作物的生态特性、生物学性状和生产力进行观测，分析了不同农林复合系统对光能分布、农作物生长、生产的影响，为合理设计、管理、调控该地区果农复合模式和进一步探索农林复合系统的增产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117]庞有祝通过实验方法对特定地区农林复合系统地下互作机理进行研究，指出生物埂和植物篱是我国黄土坡面主要的农林复合形式。[118]赵英认为农林复合系统水、肥、光交互作用因其组分类型与时空配置而异，需从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方面对复合模式加以优化。[119]刘兴宇进一步指出，种间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林复合系统的生产力和可持续性，理解种间相互作用是经营和管理农林复合系统的关键。[120]
陈长青指出，红壤区有着丰富的生物资源和气候资源。但长期以来，受对农业生态系统单一经营、乱砍滥伐、不合理垦荒、盲目采矿采石以及人口生育失控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加之严重的季节性干旱这一苛刻的气候条件以及山丘生态系统固有的脆弱性，导致生态环境退化日益严重，生态资源日益减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因而合理开发利用红壤区各种资源，直接关系到红壤区农业能否可持续发展。农林复合系统能较好解决农、林、牧、渔业单一产业效益低下和市场适应性差等方面的问题，并具有较好的生态效益，是一种具有推广价值的生态经济系统。[121]
（2）对农林复合经营模式的研究。
滕维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在需要兼顾土壤肥力效益的立地上，适宜推广油茶—大豆间作模式。在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立地上，适宜推广油茶—红薯间作模式。同时针对油茶—红薯间作模式水分、养分、光效应较低的实际情况，适当对油茶冗余的枝叶进行修剪，并相应追肥灌溉，可以提高产量，促进复合经营模式可持续发展。[122]王华通过采用实验比较研究对湿地稻—鸭复合生态系统的甲烷排放、土壤理化性状、水稻的养分含量及整个系统的生态经济效益进行观测，旨在为全面评价稻—鸭复合生态系统的功能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协调粮食生产和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寻求理想的稻田甲烷减排措施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奠定理论基础。[123]孙刚等指出，水田复合种养既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又具有突出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复合种养符合我国国情，将会越来越受到重视。[124]
史锋厚、朱灿灿等学人指出，复合种养经营是发展现代高效农业的一种重要模式。他们选取“映霜红”桃+鹊山鸡复合种养模式为研究对象，认为该复合种养模式可降低投入成本，长短结合，总体收益高，可实现生态互补，达到果品与禽蛋产品高产、绿色、环保、高效的目标。[125]
卞莹莹认为，荒漠草原区位于我国北部生态屏障的最前沿，担负着极为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承担一部分贫困人口的生计。该区农业生态经济发展长期处于旱、薄、粗、单、低、穷的恶性循环之中。最直接的表现是荒漠化和自然灾害严重，草地牧草产量低，草畜矛盾突出，这不仅限制了当地畜牧业发展，同时也加剧了区域贫困和生态恶化。在该区域如果不能建立特色支柱产业使经济可持续发展，仅靠少量的粮食和经济补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脱贫致富问题，毁林毁草开荒耕翻种植还会反复。为了使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达到最佳运行状态，应促进研究区生态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的耦合生产，形成复合经营系统内物质的多级循环和能量的扩大流动，增强各子系统之间的时序性、空间格局和生态过程。[126]
（3）生态民族学关于林农复合经营的研究。
田红在对特定区域与民族的生计方式研究时对“复合种养生计”进行了界定，指出：所谓“复合种养生计”，是指该生计没有明确界定农、林、牧、狩猎、采集的界限。大到整个民族，具体落实到每个家族，甚至每个家庭，其生计方式都表现为农、林、牧、狩猎、采集的有机整合，甚至产品也是农、林、牧、狩猎、采集复合经营的产物。[127]罗康智通过对相关文献梳理分析和实地调查印证，指出传统的复合种养农耕模式的特点在于，尽可能不动土或者较少动土去实施农耕、畜牧、林业、狩猎采集多层次复合经营，既不会扰动原有的生态结构与景观，同时又不会影响经营的成效。[128]
（六）研究述评
综观而言，以上5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为本课题深入开展提供了扎实的研究基础和可资借鉴的研究思路、分析方法。但其不足之处亦显而易见：其一，缺乏对油茶这一特定“文化之物”驯化利用历史概况与发展现状的历时性梳理和共时态分析；其二，缺乏从生态文化视角对人工油茶林精神观念体系、认知体系、技术体系与制度体系的系统梳理和深入探索；其三，尚未从生态文化视角开展对我国首个木本油料作物农业文化遗产“湖南永顺油茶林复合系统”的专题研究。
以上3个方面的不足，正是本书尝试分析论述的内容。我们认为，生态文化是指特定民族在其文化的规约下对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环境进行有目的的认知利用、加工改造的文化事项，该文化事项经过长期试错求对、互动磨合，已经形成互惠共生、协同演化的“文化生态共同体”。永顺地区是云贵高原东缘向江汉平原过渡地带的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的多民族聚居区。永顺油茶林农复合系统的生态文化是该地区特殊生态环境孕育的特殊文化。它已与生计方式达成了协同演化与动态适应关系，所以，它不仅与传统生计方式相适应，而且与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契合。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就要重新认识传统生态文化融入当今生态文明建设的耦合机理与技术路径及其对民族地区生态建设创新利用之可能。
三、研究方法与内容
（一）研究方法
本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的方法，尤其注重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方法有机结合、多学科交叉与民族学研究为主、理论研究与现实应用相结合、个体思考和集体讨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方法主要为文献分析法和田野调查法。
1. 文献分析法
通过图书馆、中国知网及历史文献数据库检索相关历史文献、民族志、实业志、林业志、民间史料、专著、论文，系统梳理物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协同演化、农业文化遗产、生态文化、油茶林复合系统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全面掌握我国南方山区，尤其是武陵山区油茶和油茶产业发展的状况，形成对我国南方，重点是永顺地区油茶驯化利用历史与现状的整体性认识。在文献分析中，尤其注重应用文化整体观，对《农政全书》《植物名实图考续编》、金石铭文、地方志、林业志中等文献中记载的零散、碎片化的有关“油茶（茶油）”生物属性、文化事项等信息进行重点解读和分析论证。
2. 田野调查法
到武陵山区各县（市）区，尤其是到湘西州永顺县及其相邻的古丈县、保靖县进行田野调查，深入访谈古法榨油技艺非遗传承人、油茶林复合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和成员、油茶林种植户、林业管理部门负责人、油茶林业技术人员等，力求呈现湖南永顺、古丈、保靖等地油茶林复合系统的全貌。在具体田野调查中，从“大农业”视角出发，运用权重分析法来探讨油茶林复合系统的多功能价值。
（二）研究内容
本书除绪论和结束语外，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厘清我国油茶驯化利用概况和介绍田野点基本情况。其一，从历时性和共时态两个维度梳理我国油茶驯化利用历史和油茶产业发展现状；其二，厘清永顺地区油茶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其三，对永顺地区田野点的自然地理、历史人文等情况进行介绍；其四，对永顺油茶林复合系统的结构要素和运行机制进行剖析。
第二章：解读永顺油茶林复合系统的观念体系。剖析永顺地区各民族乡民在油茶林复合系统的生产实践中所呈现出来的生态伦理观念。具体包括：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万物平等与和谐共生的生态观、物适其用的生态观。
第三章：梳理永顺油茶林复合系统的认知体系。对油茶林及其伴生物种的认知是利用油茶林复合系统的前提和基础。本章着重介绍油茶林复合系统的生物物种认知、生态功能认知、人林共生认知等方面的内容。
第四章：论述永顺油茶林复合系统的技术体系。着重揭示油茶林复合系统不种自生与仿生定植的汰选技术、适度修剪与反复调控的管护技术、复合经营与以用定管的利用技术。
第五章：剖析永顺油茶林复合系统的制度体系。一方面，梳理油茶林权属制度；另一方面，介绍油茶林复合系统的管护制度。
【注释】
[1]1亩≈666.67平方米。
[2]1斤=0.5千克。
[3]《关于印发全国油茶产业发展规划（2009—2020年）的通知》，https：//www.ndrc.gov.cn/ xxgk/zcfb/ghwb/200911/t20091105_962103.html，引用日期：2020年9月15日。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1/13/content_9386.htm，引用日期：2020年9月15日。
[5]《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发布油茶、仁用杏、榛子产业发展指南的通知》（油茶产业发展指南见附录二），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0/21/content_ 5552926.htm，引用日期：2020年12月20日。
[6]《全国油茶产业发展现场会在河南光山召开》，http：//www.forestry.gov.cn/main/28/20201117/100600173789418.html，引用日期：2020年12月20日。
[7]《中国油茶，从千亿级向万亿级迈进》，https：//www.sohu.com/a/318537827_676036，引用日期：2020年9月15日。
[8]袁昌选：《聚焦油茶产业发展，保障国家食用油料安全》，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1667809612521333970&wfr=spider&for=pc，引用日期：2020年12月20日。
[9]《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油茶产业发展的意见》，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g/200812/20081205958235.shtml，引用日期：2020年9月15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动油茶产业发展的意见》，http：//www.hunan.gov.cn/szf/hnzb/2015/2016nd5q_99203/szfbgtwj_99208/201503/t20150325_4701196.html，引用日期：2020年9月15日。
[10]谭晓风、管天球、袁军：《升级打造湖南千亿元油茶产业调查研究》，《经济林研究》2018年第3期。
[11]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做好“三农”工作的意见》，http：//m.people.cn/n4/2019/0327/c1469-12502351.html，引用日期：2020年9月15日。
[12]刘宁：《湖南油茶且歌且行，千亿产业促民增收》，《中国林业产业》2019年第3期。
[13]李明、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页。
[14]李明、王思明：《农业文化遗产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页。
[15]《农业农村部关于公布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的通知》，http：//www.moa.gov.cn/xw/zxfb/202001/t20200120_6336323.htm，引用日期：2020年9月15日。
[16]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http：//www.fao.org/giahs/giahsaroundtheworld/designated-sites/en/，引用日期：2020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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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杨抑：《中国油茶起源初探》，《中国农史》1992年第3期。
[21]国家林业局国有林场和林木种苗工作总站：《中国油茶品种志》，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22]（清）张天如纂修、魏式曾增修：《永顺府志》卷十，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23]（民国）胡履新修、鲁隆盎纂：《永顺县志》卷十一，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24]（清）董鸿勋纂修：《古丈坪厅志》卷三，清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25]何东平等：《中国制油史》，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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