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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娃睡不着，他的心思在另外的事情上。
他的心思与小镇学校有关。在二娃的意识里，小镇和牧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随着寒假一天天过去，开学的时间一天天临近，二娃的脑子里都是小镇学校，一闭上眼睛，都是同学和老师的身影。和煦的阳光洒满校园，琅琅的书声和欢快的歌声，像彩色的小鸟拥挤着飞向明澈的天空。尽管他来自沙漠牧区，和城里的同学有很大的差距，也没有几个可以交心的朋友，但他还是喜欢学校的那种氛围，喜欢小镇的那种氛围。
有一次在课堂上，他被语文老师叫起来朗读课文。一篇不长的文章，被他浓重的土话或者叫方言读得满教室哄堂大笑，连一向严肃的老师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当时，他那个羞惭啊，完全可以用无地自容来形容，恨不得挖个洞钻进地底下。其实，城里的同学未必都说普通话，即使说普通话也未必有多么标准。就因为他们是城里人，就好像有资格轻视和取笑来自牧区的学生。在他看来，他们的轻视和取笑就是一种浅薄和无聊，他却不能反驳。土话再加上捉襟见肘的穿戴，让他很受城里同学的轻视。当然，说普通话没有什么错，老师一再提倡和要求同学这样做。班里有个特别漂亮的女同学就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声音真好听，像磁铁一样具有吸引力。天生丽质的容貌和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让这个女同学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像一个养尊处优的公主，不怎么搭理别人，上学放学都独来独往。可想而知，他和这个女同学的距离就更远了，远得同窗几年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也清楚地知道，这个女同学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他一次，在她那里，他几乎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同学。然而，不知为什么，他偏偏非常喜欢看这个女同学的样子，每当看见这个女同学，他心里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怀里揣着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兔子似的，有兴奋，有冲动，有亲切，甚至还有隐约的不切实际的却是美好的幻想。后来，也就是五年级的时候，他终于发现这个女同学的眼睛里始终有一丝忧郁。忧郁而沉静，并不是她刻意装出来的，是与生俱来的。同时，他也可以肯定，她的忧郁和沉静绝对不是自卑，是一种从里而外的气质。
恰恰在这个时候，同学们中间开始悄悄地流传着几本被视为大逆不道的禁书。
禁书的封面被牛皮纸糊得面目全非，其中之一是《青春之歌》，作者叫杨沫。经过几番近乎求爷爷告奶奶般地哀求和讨价还价，他也许是不合时宜地读到了这本长篇小说，读得如痴如醉。书里的林道静令他过目不忘、印象深刻，以致彻夜难眠。就这样，他在显得苍白、狭促和可怜的读书生涯，却因书中那个美丽得几乎令人窒息的林道静而移情那个女同学，竟然悄无声息地多了对一个异性的爱护，像一个沉默的孤独的守望者。当然，这个女同学是不会知道的，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是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秘密。这是难与人言的，也是令己自卑的。
他暗自发誓，他永远不对别人说出这个女同学的名字。
偶尔，他会自责，你才是一个五年级的学生，怎么能够产生如此不切实际的想法，是不是过于早熟了？也就是说，他的青春期到来得太早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早熟是有害的，是不应该的，是不光彩的。自责使得他自卑，自卑使得他郁郁寡欢，也使得他把课余的时间几乎全部投入到学习上。他的学习成绩很好，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第一名。他不知道促使他学习的动力究竟来自哪里，真的不知道，没有谁强迫他这样做。他打小就喜欢美术，通俗地说就是画画，画羊像羊，画骆驼像骆驼，总之画什么像什么，像是无师自通，连父母和哥哥大娃都觉得惊奇。他的美术作业成为同学们纷纷模仿的范本。他画的连环画，虽然很稚嫩，却被一个和他还算要好的同学珍藏起来，同时到处炫耀。他出的黑板报和墙报赫然地贴在教室后面和校园最醒目的墙上，深受老师的称赞，也引起了一部分同学，尤其是城里同学的嫉妒。他们对他的态度很不友好。
有一次，轮到他值日，同学们差不多都走了，教师里只有家在城里的三个女同学迟迟不肯走，假装继续做作业，她们显然是故意留下来的。她们不走，他就不能挪开她们屁股底下的凳子，就不能顺利地洒水扫地。当他鼓足了勇气请求她们离开自己的座位时，她们依然故我地坐在那里，冲着他轻蔑地笑了笑。其中一个女同学将一条腿跷起来搭在课桌上，并把一只鞋脱下来用一根手指头勾着，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他闻一闻她的鞋子，否则，她们是不会离开教室的，那么他也就不能及时地完成值日。这种突如其来的侮辱和伤害，不啻为一种奇耻大辱，令他措手不及，不知道怎么应对。他只有逃跑，满含委屈的泪水无言地离去。他没有去宿舍，而是去了小镇那个小小的火车站。火车已经开走了，月台上空无一人。他坐在垛得整整齐齐的装满了盐的麻袋上，望着被夕阳浸染得红彤彤的小镇和那两条闪烁着金色光芒的铁轨，想了很多很多。
有一刻，他想到了退学，就此离开学校回到大漠深处的家，回到父母身边，像哥哥大娃那样，当一个地地道道的牧驼人。
他还想到了这样一幅场景，因为他的悄然离去，第二天教室里突然空了一个座位，少了一个学生，少了一个来自大漠深处的穿戴破旧、沉默寡言的少年。这个热爱学习的少年是那么的勤奋刻苦，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还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老师和同学们议论纷纷，肯定会对他的悄然离去感到惊奇的。他出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连个招呼都不打？他想，他们会到处找他吗？会找到他的家里去吗？他不敢再往下想了，鼻腔里又酸又涩，心给什么硬物戳得生疼。其实，学校的老师对他很好，尤其是班主任老师郝光俊。他高高大大的个子，很浓的眉毛，很黑的头发，一脸的慈祥。就是郝老师让他当了学习委员。他会永远记住这个给予他父爱般关怀的老师。因为喜欢画画，他还特别崇拜美术老师史金福。史老师也经常给学校办墙报，把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把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画得惟妙惟肖。每逢史老师画宣传画，他就一心一意地站在旁边看着。有时候史老师就回过头来，冲着他温和地笑一笑。
想到这里，他哭了，在空荡荡的月台上哭得涕泗滂沱。
哭够了，他毅然掉头，向他心爱的学校走去。等他回到学校，食堂早关门了。他空着肚子饿了一个晚上，半夜里饿得招架不住，偷偷爬起来到学校食堂旁边的水管喝了一肚子凉水。没人知道他放学后去了哪里，饭也不吃。第二天，他起得很早，因为没有教室的钥匙，还是耽误了打扫教室的卫生。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同学们的指责和批评。他没有解释其中的原委，更没有向班主任郝老师告状，反而当着同学们的面违心地承认是自己错了，保证下不为例。而欺辱他的那三个女同学却一脸的平静，相互交换着从家里带来的零食，一边咀嚼一边嘻嘻哈哈地说笑着。难道她们一点都不愧疚吗？就那么心安理得吗？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心情渐渐地平复下来。
后来，其中一个欺辱过他的女同学，在他值日的时候又故意留了下来。教室里只有他和她两个人。真是惹不起又躲不起，他的心剧烈地颤抖起来，以为又要重蹈覆辙，要再次遭受什么意想不到的欺辱。他没有躲，而是像一根微风中摇晃的高粱秆子一样站在教室里，愤怒地面对着她。如果她敢故伎重施，他就将她的那只鞋毫不客气地扔出教室，让她跳着脚去捡。她没有脱鞋。她微笑着走到他的面前，微笑着递给他几截乳白色的东西，说是麻糖，她父亲从北京带来的。说罢，她就背上书包蹦蹦跳跳地走了。
他才知道那东西叫麻糖，上面粘着一层香喷喷的虱子一样的芝麻。
麻糖在当时物质匮乏的年代是很稀罕的一种零食，小镇上难得一见，他更是闻所未闻。难道这是她对他的道歉吗？既然是，接受还是不接受？他很犹豫，五味杂陈，看着麻糖想了很久。他第一次感到接受别人的道歉同样并不那么好受，同样需要勇气，尤其需要宽容。当然，他接受了，也悄然地流泪了，从此知道麻糖是很香甜的，伴之以自己无法抵御的诱惑和脆弱。他也同样永远地记住了这个女同学，张阿琴，小巧玲珑，头发微黄，脸很白，鼻子两侧有一层淡淡的雀斑，看上去像趴着一只若有若无的蝴蝶。每当她笑的时候，那只蝴蝶也微微地颤动着翅膀，多少有点儿滑稽。让他感到安慰的是，他明明白白地遭受欺辱的事情只发生过一次，否则，他真的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将这个学上下去。虽然只有一次，就已经让他刻骨铭心了，想忘都忘不了。老实说，这不是几截麻糖就能够消弭的。如果心灵遭受的打击和人格受到的侮辱，能够轻易地被物质所稀释和化解，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那么多的恩怨情仇了，包括金戈铁马、硝烟弥漫的战争。让他同样意想不到的是，她递给他麻糖、背上书包蹦蹦跳跳地离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好像突然蒸发了。后来，他才隐约地听说，她父亲是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革命，高升了，调走了，全家去了另外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很大，远非眼前这个盐湖小镇可比。他想，他们全家人肯定是坐着火车离开小镇的。她走了之后，望着教室里那个长时间空出来的座位，他总觉得少了点儿什么……
二娃给大娃讲过不少故事，大都是自己在小镇的所见所闻，然后绘声绘色地描述出来。他有很好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他写的作文同样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一字一句地读给同学们听。可是，他从来没有给大娃讲过有关那个女同学的故事，以及那三个女同学怎样欺辱他的故事，这是属于他自己的羞于告人的秘密，即便是自己最亲近和信任的哥哥，也不能告诉。
在小镇学校上学时，二娃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盐湖和火车站。
盐湖距离学校有将近十里的路程，他会利用星期天早早地去那里，坐在高高的盐堆上，居高临下地看着采盐船在湖面上穿梭，轰隆隆的机器声不绝于耳，阔大的湖面和雪白的盐在太阳下闪烁着银子般的光芒。微风中弥漫着盐的咸味儿，有一点齁嗓子。他也会在盐堆上拣一些盐根，放假回家时捎给母亲，用来腌咸菜什么的。盐根自然也是结晶体，但比一般的盐粒密度大得多，尤其是纯度很高，几乎不含什么杂质。用盐根腌出来的咸菜，格外水灵脆爽，存储的时间也更长。盐根有棱有角，方方正正，非常漂亮，像玻璃一样晶莹剔透，在阳光的照射下，能够发出彩色的光。他还拿盐根刻过各种各样的印章，蘸上红色的印泥往白纸上那么一盖，像模像样的。缺点是这样的印章保存的时间不够长，遇着潮气就要开裂……他在盐堆上一坐一天，学校开晚饭之前返回。这样就能够在星期天省下早晨和中午两顿饭，将省下的钱累计起来，到小镇那个小小的唯一的新华书店，买自己喜欢的书。
在他的小木箱里，除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就是几本书和一小袋准备捎给母亲的盐根。
他也去看电影，看得很少。他几乎不进电影院。花钱买票看电影太奢侈了，于他并不合适。其他同学或热情洋溢或故弄虚实地谈论新电影的时候，他是不参与的，也没有资格参与。新电影都是在小镇那个唯一的电影院里放映的，买到几张电影票很不容易，得早早地到售票窗口排队。能够买到座位最好的电影票，就更加不容易了，要走后门。每逢新电影的广告贴出来，售票窗口便人满为患，拥挤得一塌糊涂，跟抢钱似的。有加塞的，有直接从人头上爬过去的，往往就引起一场纷争，甚至大打出手、头破血流。电影院的放映员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比当时的镇革委会主任都有名。小镇的一些人可能不知道镇革委会主任叫什么名字，但是绝对知道放映员的名字。放映员叫谢猫子，这显然是他的绰号，或者他的小名。每当有同学提起那个谢猫子，眼里是崇拜，是向往，也有嫉妒。在他们看来，谢猫子拥有这个小镇最令人羡慕的职业。那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谢猫子的老婆就必然是小镇最幸福的女人了。只是不知道谢猫子的老婆是不是喜欢看电影，假如她不喜欢看电影，就太遗憾了。因为谢猫子不仅是电影放映员，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新电影，而且他的手里握有最好的电影票，想卖给谁就卖给谁。有人巴不得和谢猫子常来常往，拉拉扯扯地套近乎，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溜沟子、拍马屁。他也见过谢猫子，看上去平平常常、不苟言笑的一个人，个头不高，瘦瘦的，戴一顶当时人人向往的军帽，遗憾的是后脖颈那里少了碗底儿大的一片头发，露出皱皱巴巴的粉红色肉皮，乍一看，以为趴着一堆蠕动着的蛆虫，有些触目惊心。他爱看电影，对谢猫子也很羡慕。实在想看得不行，就看一场露天电影。露天电影翻来覆去就那么几部，还都是黑白片，有些台词他都能背下来了。他的记忆力很好，他要把这种优势用在学习上，是不应该轻易浪费的。
他去那个小小的火车站，看火车怎么在信号灯的指示下，将火车头从开来的方向调整到开走的方向。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繁琐的也很有趣的过程，火车头喷着黑色的烟和白色的蒸汽，在之字形的铁轨上循规蹈矩地进进退退。有一次，在夏天的时候，他和一个同样来自牧区的同学大着胆子，趁人不备之时，偷偷趴在那种敞开的垛满了盐麻袋的车皮上，被火车拉了一站路，然后徒步往回走。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坐火车，也惊异于那样两条细细的铁轨，能够承载如此巨大的钢铁家伙，实在是匪夷所思。是的，在小镇上学这几年里，他的脑子里产生过许多奇思怪想。看见盐湖上的采盐船，他想当一个开采盐船的工人。看见火车，他想当一个开火车的司机。看了几场电影后，他想当一个电影放映员。当然，他还想当一个画家，甚至当一个作家。就是没有想过当一个牧驼人。看见哥哥大娃对牧驼痴迷和执著的样子，他的心里真是酸涩并涌，尽管他对大娃有着由衷的敬重和感激。
于是，远离小镇和学校，远在大漠深处，在梭梭林里冬天的宿营地，睡在毡房里的二娃，却怎么也睡不着。他的思绪越过茫茫大漠，跳跃到了小镇和学校以及一些并不遥远的过往。然后，二娃又回到了现实。他的身边是已经睡着了的大娃和半明半灭的火塘，毡房外是卧在寒冷的夜幕下停止了反刍的驼群。风似乎小了许多，不再是先前的那种呜咽，偶尔碰在毡房上，是一种沙沙声，仿佛一个急匆匆赶夜路的人踏出来的脚步声。
这种沙沙声，倒是有催眠的作用和效果。
也许是想累了，二娃在沙沙的风声中，终于睡着了。
想，也是很累人的。
二娃做了一个梦。梦中的二娃果真离开了学校，离开了教室，身背一捆破旧的铺盖，走过小小的火车站和月台，走过小山一样的盐堆，走过明镜般的盐湖和湖面上的采盐船，向大漠深处的家和驼群走去。脚下的路长得没有尽头。
身后的小镇，越来越远，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