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有道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一眨眼,1978年的秋天来到了,也就是我十六岁那年秋天。我作为应届毕业生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并且幸运地走进了大学校门,成为我们那个牧业大队有史以来第一个考出去的大学生(不包括被推荐上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尽管是一所北方的普通大学,却也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毫不夸张地讲,这是我家的一件大事,按说庆贺一下也合情合理。但是,父亲却不喜形于色,很淡定,很低调,就跟没事儿似的,该干啥干啥。临走的前几天,父亲才将我叫到面前,递给我一块手表,以示奖励。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这是一款瑞士产的英纳格手表,标价二百六十元。这在当时价格不菲,堪称金贵。我很清楚,这笔钱是我们全家一年四季的全部劳动所得扣除穿衣吃饭费用之后的结余,却被父亲一次性地消费了,用来奖励我考上了大学。我尽管很清楚,也于心不忍,却不能拒绝。我说过的,父亲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做事很果断。父亲将手表递给我后,说了至今都让我铭记在心的一席话,能够考上大学,是你自己的本事。一定要好好学习,学问是自己的,白天不怕人来借,晚上不怕人来偷。家里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也轮不到你操心。往后的路还得你自己走,你走吧,能走多远,走多远。如此近距离地看着渐渐老迈的父亲,我竟然无言以对、手足无措。我背过身去,沉默地走出屋子,顺着屋后用草泥砌的土台阶,慢慢地爬上屋顶。
坐在屋顶上向远方眺望,是我从小就养成的一个习惯。家里人后来对我的这个习惯也习惯了,见怪不怪。在他们眼里,坐在屋顶上的我大概和一只栖息的鸟雀差不多。据此,我还写过一篇五千字的散文,题目就叫《屋顶上的渴望》。当然,这已经是我大学毕业、工作多年以后的事儿了。在这篇散文里,我写了这样一段话:
正午的时候,我喜欢坐在屋顶上。
这时候,太阳当顶,四周一片寂静,连一只鸟雀都很难看见。灼白的阳光下,甚至没有一粒飘浮的尘埃,空气洁净无比。洁净使得大地被幽玄和神秘笼罩着。那时候尚不知道什么是肃然,可我是真切地肃然着,也隐忍着,生怕一不小心会惊动了什么,然后深嗅着阳光渗入草地后那种被挤榨出来的香气,那是一种醇酒般的芬芳。当然,我指的是夏天或者秋天,冬天是另一种情形。这样的芬芳不能闻得太久,否则会被醉倒。后来,我也才终于明白了,坐在屋顶上的我,其实是有渴望的。人毕竟不是鸟雀。正如帕斯卡所说的那样,人是有思想的芦苇。
我在屋顶上坐了很久,周围真的是寂静无声,仿佛空气都凝固了。蓝天白云之下,草滩、湖道、戈壁、沙漠,它们相拥着,交织着,层层叠叠,铺展而去,去向辽远的天边。大漠苍苍,原野茫茫。我向东南方向望去,那里横亘着南北走向的贺兰山。据说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所著气壮山河的《满江红》里“踏破贺兰山缺”的贺兰山,指的就是这座山。我即将求学读书的那所大学,就在贺兰山的东边,九曲十八弯的黄河从那里缓缓经过,自流灌溉着万顷良田,自古就有塞上江南的美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时,父亲也走出了屋子,像往常那样向着屋后的水井而去。真是岁月不饶人啊,看着父亲摇摇晃晃的背影,我再也忍不住地流泪。事后,我才知道,这块手表是父亲委托在城里工作的二姐买的,据说还走了商店的后门。父亲事先没有告诉我,大概也是想给我一个惊喜。毕竟,他最小的儿子终于考上了大学。那年,官方公布的数字是,参加高考的考生是六百万,高考录取比例百分之四。想一想,这是一支多么庞大和壮观的队伍,用千军万马过独木小桥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能够顺利通过的人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都掉进了水里,被呛得一把鼻涕一把泪。金榜题名的,被誉为天之骄子;名落松山的,被戏称为大学漏儿。
入学之后,我才知道,全班四十三名同学中,我竟然是年龄最小的,年龄最大的同学叫王玉华,三十四岁,比我大了整整十八岁,说句不中听的话,都可以当我父亲了。该同学来自农村,吃粉笔灰的民办教师一个,人很朴实,因为传统观念作祟,非要一个肚脐眼儿以下带把的儿子不可,否则将来连个接收户口薄的人都没有,岂不是断子绝孙。就公然违反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心甘情愿接受惩罚,连着生了四个女儿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因此,他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是四女一男五个孩子的父亲了,能够考上大学,也算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就有同学调侃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他应该再接再厉,咬紧牙关再生一个女儿。五朵金花,多喜兴啊,尽善尽美。那时候,包括《五朵金花》在内的一批老电影被解禁,观众看得如痴如醉,电影院里场场人满为患,甚至一票难求。也许是他的家庭负担太重,人便格外显老,胡子拉碴,不修边幅,穿着又邋遢,走路常常倒背着手,身子前倾,像个五十岁的老头子。不久,同学们几乎人人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绰号。王玉华同学的绰号是老机器。还有一个同学,因为说话声音很粗,并且伴随着一种胸腔共鸣般的嗡嗡声,就被毫不吝啬地赠送了一个具有音乐特点的绰号:大提琴。无论老机器,还是大提琴,既形象又贴切,几乎没有什么可挑剔的。用现在的话说,简直是太有才了。我始终不清楚这些个近乎完美的绰号到底是谁琢磨出来的,也许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更何况是一帮经历了过五关斩六将般的高考,被严格筛选出来的所谓天之骄子,起个绰号什么的,还不是小菜一碟。更有趣的是,每逢上课,坐在一个教室里的同学们老的老,小的小,显得不成体统,很滑稽的样子,实在不像高等院校传道释疑解惑的大雅之堂,倒像是农村的村民们在开会。这种情形,连讲课的老师都忍不住要笑场,有时候正讲着课,看着眼前这帮所谓的弟子们竟然是如此的参差不齐,有的老气横秋,有的乳臭未干,这样同窗四载,“恰同学少年”是大大的不恰当的,老师就暂时停下讲课,笑了起来,笑罢了,再接着往下讲。当然,课堂上的气氛还是很好的,老师和学生都心知肚明,台上台下,异口同声,因为感同身受,也就一团和气了。那时候,有一个同样很时髦的词:理解万岁。
无论怎么样,理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