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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第二件事。
正如这篇小说开头讲的，父亲那天很高兴的样子。
父亲那天很高兴的样子，指的就是父亲的主见和果断又呈现了出来。当然再不会是买布的事情，而是别的。至于买布引发的一系列事情，在这里可以算作一个长长的铺垫。准确地说，是买一台收音机。父亲是什么时候开始动这个心思的，家里的其他人一无所知，事前没有透露一点这样的想法。应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打算和决定，与买布相比较，属于精神领域的投资和享受。有了一台收音机，就等于缩短了我们和外界的距离，拉近了我们和外界的关系。我们就能够准确无误地接收到来自北京的无线电波，尽管北京是那么的遥远，那么的遥不可及。我曾经在一张不大的地图上，将北京和我家用一条直线连接起来，然后根据地图下端标明的比例计算了一下，至少有一千三百公里。如果以公路里程计算，之间的距离则要翻上好几倍。当时给我的强烈感觉是，我这辈子都去不了北京。那么，包括我在内的牧民，就只能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或者像另一首歌里唱的那样：远飞的大雁啊，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应该说，这后一首歌很抒情，很委婉，有诗意，意境好，旋律好（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诗意之说）。问题是，如果站在我家的屋顶上，面对北京的方向唱这首歌，恐怕远飞的大雁永远都无法把信儿捎到北京。为什么呢？道理也很简单，大雁的迁徙路线是南北方向，而我家到北京的路线是西北方向。于是，我就不无沮丧地想，世间可有这种由西往北飞的大雁？结论是，没有。北京是什么地方？那是祖国的首都。首都是什么？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首都是一个国家的心脏。如同人都必须有心脏一样，那么，北京就是祖国的心脏。尽管我可能这辈子都去不了北京，但是，只要有了一台收音机，就能够通过无线电波在几千里之外感受到祖国心脏的跳动，尤其能够及时地接收到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说到这里，我必须再次强调一下这篇小说的时代背景：上世纪七十年代。
父亲认准了的事情，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这次决定买一台收音机也是这样。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毛主席他老人家这样描述过秋天的景象。单就这一句，我认为虽然具有豪迈气象，但更多的是一种苍凉或者忧郁的意境，也就是所谓的诗意吧。大西北的秋天肯定与南方的秋天截然不同，天是那么的高远，云是那么的淡定，地是那么的广阔，风是那么的坦荡，草是那么的疏朗。总之，一切都是那么的明明白白、一清二楚。秋天的脚步正在远去，大雁也已经南飞了，踪影全无，即便是望断了脖子，或者将自己的脖子抻得像长颈鹿那样，也是枉然。一个平常的早晨，父亲大脚盘腕地端坐在炕上，面前是那张矮腿的小炕桌，像一只听话的动物趴在那里，一声不吭。父亲和他的孙女分享完了早餐，桌子上是一只空了的描着两道蓝边的白瓷碗，碗沿上不经意地残留着一丝黄灿灿油汪汪的鸡蛋絮。秋天的尾巴冬天的头，漠野大地就已经冷风抖擞了。炉子里的柴火燃烧得正旺，几根红莎柴在炉火里劈啪作响，不断分泌出一种红色的液体以及芳香中略带苦涩麻辣的特殊气味。据说，红莎柴是一种非同一般的植物，可以被用来打卦占卜看风水。有经验的牧民能够从红莎柴茎秆燃烧时分泌出来的红色液体的多寡和不同流向，准确地判断出来年雨水的多少和草场的茂密程度。特别是在预测移牧的夏营地或者冬营盘的时候，牧民就选一根品相好的红莎柴拦腰切断，扔进燃烧的炉火里，然后根据红莎柴被切断的横截面流露出的汁液，打卦问卜。
红莎柴在炉火里毕毕剥剥地燃烧着。吃喝过后的父亲满面红光，脸上显然多了一丝往日少见的兴奋。很突然地，父亲说，我想来想去，总觉得屋里少了个啥。
包括母亲在内，我们都默不作声，相视无言，然后不明就里地在屋里四处逡巡，连犄角旮旯都不放过。少了啥？啥也没少。要说少了啥，少了几个姐姐和哥哥。尤其姐姐们，她们先后出嫁，离我们而去，去得很远，成为了别人的妻子和母亲，我们一年四季见不了几次面，而且每次都匆匆忙忙的。原本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家，因为少了几个姐姐和哥哥，就显得空荡了，寂寥了。姐姐们陆续离开之后，我很想她们，和母亲一样，只是嘴上不说罢了。姐姐和哥哥不一样，姐姐的身上天生就有一种母性的东西，很柔软，很体贴，像水一样漫过我的心田，感觉很温暖，很滋润。哥哥就不同了，或可亲近，却是另外一种感觉。若干年后，我第一次读《红楼梦》，记住了其中不少故事和情节（包括细节，细节是情节的细化嘛），有的堪称经典，尤其是贾宝玉所言：“女儿是水做的骨头，男人是泥做的骨头。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当时不懂，觉得锦衣玉食的贾公子言过其实，无中生有，他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主儿，纯粹吃饱了撑的。过后再三思量，联想自己当时身处的寂寥境地，就有一点开悟了，贾公子这番言语，实在是高妙之论。正所谓世有天地，物有阴阳，人分男女。同样是骨头，水做的就成了女人，泥做的就成了男人，妙就妙在前者清爽，后者浊臭。当然不能按照贾公子之言，说我的几个哥哥就是浊臭之人，但我对他们的亲近程度，确实远远不如对几个姐姐。譬如三哥，我们两个年龄最近，相差无几，在家里相处的日子也最长，见不得，离不得，因此免不了一些口角，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打一打闹一闹。每逢我们两个打闹，母亲虽然很生气，却只能袖手旁观，顶多是无可奈何地骂几句，诸如一口槽上拴不住两个骡子；如果闲得心慌，就抱块石头到井上洗去之类。大善大德的母亲，对她的几个儿女呵护有加，从未动过一根手指头。父亲则不然，脾气上来的时候能吓死人，凶神恶煞般，每每让我们战战兢兢，汗出如浆，或者战战兢兢，汗不敢出。我这样形容，许多读者肯定知道其中的典故。三国时，钟毓、钟会兄弟俩见魏文帝表达自己的心情时，就是战战兢兢、汗出如浆和战战兢兢、汗不敢出。这个典故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至今仍在流传，在于这个典故隐喻的是钟毓、钟会兄弟俩面对权势时的智慧，从而保住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我们兄弟们面对父亲的威仪时，只能是像个低能儿那样一言不发，又像老鼠见了猫似的，唯恐避之不及。其实，父亲并不经常动手打人，我从小到大也只挨过父亲的两次打。人们常说，天下老的偏心小的，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我在家里是老小，也就是俗话说的垫窝子、老疙瘩，家里人都宠着我，有什么好吃的都紧着我享受。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一种乐于享受的动物，而且这种乐于享受主要是饮食和性，即食欲和性欲。一来二去的，我就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一些坏毛病，主要是霸道，外加嘴馋。至于性欲，我那时还很小，身体属于萌发阶段，对男女关系完全两眼抹黑，屁事不懂。只知道饿，饿了就向母亲讨要吃的。我第一次挨打，是五岁刚刚记事的时候，我嫌弃清汤寡水的饭里没有肉，没有油，没有滋味，便把手里端着的饭碗连汤带水扔到了地上（我端的是一只木碗，碗没有被我摔碎。否则，后果更严重）。这是典型的大逆不道、犯上作乱、目中无人，还有关键的一条：糟蹋粮食。那时候，粮食多金贵啊。据说，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他们呢。关于这一点，当时有一个非常时髦的口号：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于是，就有一批又一批中国的医疗队员，饿着肚子勒紧裤腰带，带着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深情嘱托和全国人民的美好祝愿，去了遥远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等非洲国家，前赴后继，很有规模。歌曲是这样唱的：医疗队员到坦桑，远航万里送医忙，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救死扶伤走四方。后来我记事了，接触电影了，也开始很幼稚地思考一些问题。第一次在叫作《新闻简报》这种电影里看见非洲黑人时，我就觉得奇怪，非洲黑人怎么那么黑，黑得像煤炭一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让人羡慕和嫉妒的是他们的牙齿，他们的牙齿白得像新鲜的瓷器，就跟假的一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但凡真的东西一旦太真了，就会变得比假的还假，这也许就是真假不分的真正原因吧。譬如说，美玉无瑕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玉是有瑕疵的，否则便值得怀疑，很有可能是假玉，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同属一理。我这样说，可能又扯远了，还是赶快退回来，退到我第一次挨打这件事情上来。子不教，父之过，于是，坐在旁边的父亲终于忍无可忍，顺手把我摁在炕上，在我的光屁股上给了一巴掌，稳、准、狠，那样一声脆生生的响，用如雷贯耳来形容并不为过。因为教训深刻，所以我都记忆犹新，想忘都忘不了。巴掌虽然打在屁股上，却印在了心里，这就是所谓的刻骨铭心吧。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扔过饭碗，而且每次都将饭碗拾掇得干干净净，不剩米粒。后来，每当提起这件事，几个哥哥姐姐就开玩笑说，说一千道一万，还是父亲的那一巴掌厉害，比什么都管用。后来，我也曾这样想过，也许就是父亲的这一巴掌，将我从懵懂中打醒，让我没有迷失做人的正确方向。
我第二次挨打，的确和三哥有关。具体是什么原因，究竟谁对谁错，我已经记不得了。我俩发生了争执。三哥个头高力气大，我斗不过，就耍懒地吊在三哥的脖子上不下来。三哥走到哪里，我就很无耻地吊到哪里，像他身上的一块肉。正在屋后的水井上打水饮羊的父亲看见了，扑通一声丢掉手里的帆布兜子，一阵风似的旋了过来，顺手操起搭在院墙上的一根驴肚带，在三哥和我的屁股上抽了几下。夏天，我们都穿得很薄，只是一层单衣，里面连个裤头都没有。驴肚带抽上去，那疼痛可想而知。抽完了，父亲放下驴肚带，气咻咻地对我们说，无理的三扁担，有理的扁担三，三碗豆腐，豆腐三碗。父亲说罢，背着手又回到井上打水饮羊去了，留给我们一个摇摇晃晃、渐行渐远的背影。父亲走了，我们却暂时忘了疼痛，莫名其妙地愣在那里不知所措。什么扁担，什么豆腐，啥意思嘛。打也就打了，骂也就骂了，老子教训儿子，天经地义的事情，还冷不丁地整出了什么扁担和什么豆腐，这是哪儿跟哪儿，有这么复杂吗？似乎这又是父亲给我和三哥出的一道严肃的考题，如果答不上来，今天晚上就没有我们的饭吃，是要饿肚子的。说到底，还是三哥脑子灵活，反应快，分析说这是父亲对我俩不偏不向、平等对待的意思。为什么呢？这也很好理解，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俩都是父亲的亲生儿子嘛。接下来，我俩就忘了相互之间的争执和不愉快，开始认真地回忆自己的屁股上到底挨了几下驴肚带。三哥说他挨了三下，我想了想，自己也是挨了三下。这不就结了？都是三下。父亲真的是不偏不向啊。哈哈哈，我和三哥在一阵隐隐约约的屁股的疼痛中笑了起来，握手言欢，冰释前嫌。当时我们都习惯于夏天剃光头，习惯于不戴帽子。如果戴了帽子，我和三哥也许会像古人那样，弹冠相庆吧。
如今，当初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似乎还在，如影随形。但更重要的是，自从那次以后，我和三哥真的没有再红过脸，更没有打过架，反倒相互谦让，好得就跟穿了一条裤子似的。当然，我们相处没有多少年，三哥就到大队部当了代销员，我也到那个盛产湖盐的小镇上中学去了，平时很少见面，除非逢年过节。兄弟们见个面都不容易，哪来的芥蒂。三哥尽管脑子好使，却不爱读书，只是初中毕业。脑子好使的人，也意味着这种人不愿意循规蹈矩，想法多，点子多，既有好点子也有馊点子，而且往往是馊点子多于好点子，用我们当地的俗话说，九九八十一弯肠子，眼睛一挤一个鬼。三哥小时候最大的馊点子是偷父亲的烟抽。因为这个，他小时候就曾经在背地里很严重地警告过我，不许把他抽烟的事情告诉父亲。三哥在我们兄弟们中最调皮，最不愿意干活，挨的打最多，也最早偷父亲的烟抽的。因此，父亲没有开封的每个烟盒里只有十八根烟，而不是二十根烟。三哥偷得非常巧妙，父亲是不会发现的，除非我如实相告。后来，我也是经不住诱惑，便和三哥同流合污，一起干起了偷烟抽烟的勾当。于是，三哥和我，很早就加入了我国庞大的烟民行列，若论我们的烟龄，比工龄长得多。自从三哥当了代销员，便在父亲面前大明大白地抽起了烟，而且烟的档次也比父亲的高一些，父亲尽管脸上有不悦之色，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表示反对。反对得了吗？三哥是代销员，守着成箱成条的各种香烟，怕是自己不抽都被熏出了烟瘾。当然，抽烟是一种恶习，害人害己，不宜提倡。问题是，三哥长年累月住在大队部，我们很少见面，屋里就更空荡了，更寂寥了……
沉默了一阵后，父亲突然说，收音机。
我们都愣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都不得要领地看着端坐在炕上的父亲。感觉父亲的话空穴来风一般，突兀得很。收音机多奢侈啊，只有大队部有那么一台，据说还是上面的公社配发的，主要是让大队的干部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斗私批修、及时收听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用的，平时收听京剧样板戏和革命歌曲也是可以的。对于收音机，绝大多数牧民几乎想都不敢想。严格地说，不是不敢想，想一想也是可以的，问题是想了也白想，就只能是想一想而已。一是这东西稀罕，二是这东西金贵，三是这东西还要贴钱，一年四季听下来，要耗费不少电池。电池从哪里来？自己掏钱买。那时候，一截五号电池大概要两毛钱，一斤面粉才一毛多点。即便是上好的绵羯羊肉，也才三毛多钱（城里人是凭票定量供应的）。牧区虽然不凭票供应，但也是一年才分一次肉食羊，羊钱要从牧民年底结算的工值里扣除，和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一个道理。说白了，精神生活固然重要，如果天天饿着肚子听收音机，那就是一件要命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讲得很透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牧民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也是很懂得唯物论和辩证法，都不用撬开脑袋往里面灌输相关的理论。既然是这样，就不去想它了吧。白天，日出而作；晚上，日落而息。因此，多少年来，我们西北广大牧区的牧民过着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日子，很封闭。
那时，这里的牧民封闭到了什么程度，请读者容我再穿插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恰恰与收音机密切相关。这个与收音机密切相关的故事，简直就是那时的牧民封闭落后的一个强有力的佐证，而且有些残酷。当然，你认为是幽默也无不可，只是这种幽默有点冷，或者是黑色幽默。事情是这样的，家里的大人都出去了，在屋外劳作，父亲在井上打水饮羊，母亲在羊圈里拾掇羊粪。九月之初，季节已经进入秋天了，天不再热得那么邪乎。秋天的阳光不温不火，照在羊圈里，照在羊群上，照在屋墙上，总之是照在大地上，暖洋洋的。这样的阳光照在人的身上，是很容易招来瞌睡的。因此，昏昏欲睡是这个季节的常态。这家牧民就有收音机，很稀罕。砖头般大小，套一个黑色的套子，套子上拴一个可以调节长度的黑色带子，是那种便携式的收音机，出门时能够斜挎着背在身上，边走边听。这一天，他们十岁左右的儿子就赖在被窝里听收音机。儿子本来迷迷糊糊的，却越听越清醒，听着听着，就听到了一桩非同寻常的爆炸性新闻，犹如晴天霹雳，令人目瞪口呆。这条天大的新闻来自祖国的首都北京。于是，他们的儿子便在播音员那缓慢低沉悲痛的声音中，跌跌撞撞地冲出门，鞋也忘了穿，光着脚片子跑向旁边的羊圈，因为羊圈距离屋子更近一些。儿子跑进羊圈后，急于将这个爆炸性新闻传递给母亲，反倒出现了口吃的现象，说话就结巴了起来，眼睛瞪得溜圆，一副恐怖之相。正在捡拾羊粪的母亲，见儿子突然变得语无伦次，就担心他莫非大天白日里见了鬼。牧民人家相互之间住得远，地广人稀，据说有的地方地气特别硬，经常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怪异现象，比如闹鬼。哪家牧民不小心把屋子盖在这种地方，就会时不时地遇上鬼，弄得人心惶惶，白天尚可，夜里是断然不敢出门的，尤其是女人和孩子。据说这家牧民的地盘上就时不时地闹鬼，有时候白天都会神出鬼没的。所以，这位母亲面对儿子那一副惊恐万状的表情，便条件反射地想到了白日见鬼，而根本没有朝其他什么地方想，甚至可以是说打死她，她都想不到。于是，母亲停下手里的活，看了一眼白花花的太阳，又看了一眼儿子的光脚片子和躺在地上的影子，让自己先平静下来，然后温和地对儿子说，你不要害怕，光天化日的，再说了，还有妈在你身边。儿子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母亲说，实在不行，我们现在就到井上去，去找你爹。你爹身上的杀气重，他啥都不怕，也不怕鬼。母亲这样一说，儿子还是一动不动，却一个劲儿地摇头，意思是母亲说得不对，不是闹什么鬼，而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比闹鬼严重得多。母亲困惑不解，就安慰儿子说，你不要着急，慢慢说，一字一句地说。儿子这时候已经平静了下来，也不结巴了，在母亲的鼓励下，终于把那个爆炸性新闻很清晰地说了出来，毛主席死了。这一下，轮到母亲大天白日里突然见了鬼一样，目瞪口呆。母亲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一遍。儿子的回答准确无误。接下来，便是啪的一声，母亲扇了儿子一个耳光。贼娃子，光天化日的，你胡说八道个啥？儿子平白无故挨了母亲的一个耳光，感觉自己很委屈，这时候反倒什么也不怕了，就极力争辩，说是收音机里说的，他听了好几遍，听得清清楚楚的。母亲说咋可能呢？她出门的时候，收音机还好端端的。儿子说不相信他的话，就让母亲自己听去。母亲当然不相信，在她心里，毛主席就是个神仙，万岁万岁万万岁，以至万寿无疆，收音机里可是这样说的。再接下来，母亲丢下儿子，跑出羊圈，一头扎进屋里。果然，播音员正在用那缓慢低沉悲痛的声音反复播送着那条爆炸性新闻。母亲依然不相信，认为是屋里闹鬼，让收音机出了毛病，开始胡说八道起来。情急之下，母亲将收音机举起来，摔了个粉碎……
父亲说出买收音机这句话，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很不真实，信口说说而已。这让我对父亲暗下里心生不满，我甚至怀疑父亲突然被一个神秘的东西摄住了灵魂，然后灵魂出窍。
父亲生气了，提高声音说，难道你们都没有听明白吗？
我说，听明白了。
父亲说，啥？
我说，收音机。
最先响应的，当然也是我。
这样一来，父亲依然好端端地坐在炕上，而我开始灵魂出窍了，一个蹦子跳得老高，跳下炕，欢欣鼓舞地跑出去，围绕屋子跑了好几圈，直到满头大汗，同时觉得世界突然比往日明亮了，阳光格外充足地照射着空旷的大地。当我回到屋里，那原本有些冷清的屋子也顿时温暖了许多。
当然，此时此刻的父亲，也比任何时候都和蔼，都温暖，都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