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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台收音机,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家的宝贝,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得到了精心呵护。
事实是,母亲也是接受了收音机的。只是母亲不像我和父亲那样,逮住什么都听,至于能不能一如既往地听下去,另当别论。母亲接受的节目比较单一,她不爱听雷打不动的全国各地新闻联播,也不爱听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不是不爱听,而是很多内容听不懂,既然听不懂,勉强听了又有什么意思呢?白白浪费时间,还不如不听。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不应该也不会指责母亲的。相比正儿八经的新闻联播什么的,吹拉弹唱之类的节目很热闹。母亲就听歌曲,皱着眉头听那些铿锵有力却单调乏味的歌曲,譬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母亲听了,就嘀咕说,这像是过去老家的神婆子闭着眼睛一边抽风一边念经。当然,这样的话是千万不敢说给别人听的。后来,母亲就听京剧样板戏和歌剧,竟然记住了其中的一些唱词,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人家的闺女有花戴,还有后来的洪湖水浪打浪什么的。听得遍数多了,母亲也跟着有情有调地唱上几句。有时候,母亲会在无意之间串词儿,将风马牛不相及的唱词掺杂在一起,听着倒也有趣,别具一番风味。我先是悄无声息地听,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放肆地大笑起来。听见了我的笑声后,母亲才回过神来,自己便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母亲听着收音机的时候,手上是不闲的,总得有活做才行,否则就是一种奢侈,这样的奢侈就是一种浪费,浪费是有罪的。母亲或者坐在靠窗的炕上缝补衣服,或者纳鞋底,或者一条腿搭在另一条弯回去的腿上挎着炕沿,用红柳杆儿和废牙膏皮熔化后自制的陀螺捻毛线。那陀螺在母亲的手里像风车一样旋转得十分欢势,洁白的羊绒就一丝一缕地拧上了劲,然后缠绕成线团,留待织毛衣毛裤用,包括我们冬天穿的袜子。牧民和城里人不一样,没有戴口罩的习惯,认为戴口罩是一种华而不实的矫情。牧民如果戴口罩,恐怕连口罩都要用这种自产的羊毛线编织了。我不知道母亲这一生中,有没有感到自己孤独和寂寞的时候,譬如后来我们个个离家而去,长久地不在身边。我想还是有的吧,或多或少,或长或短,母亲只是不愿意说出来罢了。这样一想,收音机的确是个再好不过的好东西,要不然母亲在儿女们个个离去之后,该怎样打发漫长而寂寥的时光。父亲是个沉默的人,平时很少说话,加上大部分时光在外面操劳,不可能经常和母亲有语言方面的交流。
母亲针对收音机也生发过一些感慨,说是就这么个只有枕头大小的木头匣子,里面竟然盛了那么多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说有唱,有打有斗,有哭有笑,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像藏着一群我们凡人看不见的精灵古怪。母亲这样一说,就又惹得我大笑不止(绝无嘲笑之意)。母亲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识几个字,但母亲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朴素而至真地表达了对收音机的一种敬畏和亲近。时间一长,母亲实际上有些离不开收音机了,像是家里的一个活物,同样洋溢着生命的气息。还是那样的,母亲只听音乐,在想哼唱里面的词曲儿时,记住的也就那么几句。父亲呢,闲下来的工夫,倒是愿意听一听新闻什么的。不过,那时候的新闻千篇一律,而且火药味儿很浓,批批斗斗的事情不少,批《水浒传》,批孔孟之道,批师道尊严,似乎是什么都要拎出来批一批斗一斗。更像是那个时候,到处都是坏人,坏人也不叫坏人,一律称之为阶级敌人。不批一批斗一斗,这个世界是无法太平的。听了一些时日,父亲对收音机就不大感兴趣了,往往是吃了晚饭倒头就睡。在外面劳累了一天的父亲,惬意地躺在被窝里,很快打起了同样惬意的呼噜。那呼噜三长两短,其间稍事停顿,紧接着又两短三长地呼出声来,很有节奏感。收音机反倒被冷落了,如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寂寞地坐在那张油漆剥落的小炕桌上,无奈地听着父亲的呼噜声。这种时候,母亲是不打开收音机的,不是不想,而是打开了也不怎么管用。屋子太小,父亲的呼噜声太大,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就像关公战秦琼,令人啼笑皆非。母亲于是不听收音机了,端坐在炕上,凭借一盏小煤油灯发出的昏黄光亮,伴随着父亲的呼噜声,一针一线地纳起了鞋底。鞋底就是将我们穿破了的衣服拆开来,裱成袼褙一层一层裁剪粘叠,然后用麻线密密麻麻地纳出来。这样的鞋底很耐磨,就其硬度而言,可以成为一种适手的武器,足以砍破恶狗的脑袋。我第一次穿皮鞋是十六岁考上大学那年秋天。穿惯了土布鞋,初次穿上皮鞋,连路都不会走了,脚下很不踏实,有一种虚空的感觉。这就是说,母亲用一针一线缝纳出来的土布鞋,像小小的舟船,让我平平稳稳地渡过了少年时代。
当然,还有我家那台收音机,也是功不可没。
从初中到高中毕业,每逢我假期回到家,母亲晚上不听收音机的规矩才会被打破。那时候假期作业很少,没有什么压力。每次带回家的几本小人书,也经不住反复翻阅和琢磨。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我都要听收音机。不听不行,不听,就浑身不自在,抓耳挠腮,不知所终。在这个问题上,父亲是宽容的,并不横加干涉,有时候也会躺在被窝里,很认真地听上那么一阵子,时不时地发表一些与时世有关的看法,主要是对批判孔孟之道和师道尊严表示不满。天地君亲师,孔子是万世之表,孟子是亚圣,他们从古到今都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圣人啊,怎么说批就批了呢?譬如“性相近,习相远”就是孔子的话,“人之初,性本善”是孟子的意思,这些话究竟错在了哪里?真是让人想不通。张铁生交白卷,黄帅给自己的老师贴大字报,不懂规矩,无理取闹,简直是笑话。师道尊严有什么不好?不让老师好好教书,不让学生好好念书,岂不是误人子弟?整天批批斗斗、打打杀杀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不是这么个培养法吧?更何况人在做天在看,头顶三尺有神明,他们这样胡搞,也不怕将来遭报应。父亲的这番话,我听了都害怕,身上不由自主地起鸡皮疙瘩。这些话要是传出去,被居心叵测的人听到了,再汇报给上面,后果可想而知,全家都要遭殃。但是,我又不敢制止父亲,这说明我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当然,事实证明是我多虑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父亲只是晚上躺在自家的炕上和自己的被窝里,给我说说而已,在外面守口如瓶。我同时也明白了,类似于打黄牛惊黑牛,父亲这是在刻意地敲打我。可我心里隐隐地不乐,觉得伤了自尊,就没有主动回应父亲。不过,我得承认,我在学校办墙报的时候,抄过大字报,却并非我所愿,是班主任老师安排的任务,说是我的毛笔字写得好。再就是,我那时正在争取加入光荣的共青团组织,不积极表现能行吗?办墙报抄大字报,就是一种在政治上思想上要求进步的,也是最积极的表现。后来,我如愿以偿,终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像只鸵鸟一样将头擩进被子里,屁股露在外面,自娱自乐地兴奋了半晚上。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也随之落了地。因为划分阶级成分的时候,我家是中农(牧),连下中农(牧)都不是,更不是贫农(牧),说明还是根不红苗不正。据说,中农(牧)的阶级立场有问题,摇摆不定,和城里的小资产阶级一样,不是依靠的力量,只是属于团结和争取的对象。这样的阶级,稍不注意自身的改造,就滑到反革命的阵营里去了。
接下来,父亲就对我说,收音机也不能白听,总得听出一些名堂才好。物极必反,大乱就要大治,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然后,父亲才避虚就实,将矛头直不愣登地指向我,严厉地警告我,坚决不许我跟上疯子扬场。作为对父亲这种有伤我自尊的小小反抗和不满,我假装没有听懂父亲的意思,就大着胆子问,什么叫跟上疯子扬场?父亲当然非常不满我这种装疯卖傻的态度,就非常严肃地说,我给你从古到今、从上到下说了半天,还没听明白?我只好继续假装老老实实地坦白,没有听明白。父亲说,一个胎毛都没有褪干净的学生娃娃,就像趴在草窝里还没长出毛的大肚子黄嘴雀,知道个天高地厚、饭香屁臭?给老师贴的啥狗屁大字报,犯上作乱。别人怎么闹,让他们闹去,害人害己的事情咱们不能干。
再接下来,父亲就会重复他曾经对我们说过的那句很经典的话,只要你们好好念书,老子就是砸锅卖铁也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