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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父亲和蔼和温暖的表情，就首先与布有关。

我这样一说，也许读者觉得很突兀。什么布？就是用来做衣服或者缝被褥什么的布嘛。布也叫衣料，主要是棉布、绸缎、呢绒等材质。将布按照不同的尺寸和要求裁剪缝纫好了，就叫衣裳或者衣服，穿在身上遮蔽身体和御寒。衣食住行（穿衣、吃饭、居住、行走），在日常生活中，穿衣是排在第一位的，可见其有多么重要。翻葫芦倒马勺地说来说去的，父亲这种和蔼和温暖的表情，到底与普普通通的布有什么关系？各位看官，这就是不可思议之处。就连作为儿子的我，当时也是莫名其妙。说来话长，得容我慢慢道出。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作为一条汉子，却始终有一个与众多汉子不同的嗜好：买布。父亲对布的痴迷程度，甚至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牧业大队部距离我家有二十里的路程，徒步一个来回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因为途中必须翻越大大小小十几道沙梁，很是累人。大队部坐落在沙漠深处的一片开阔地上，用一圈土屋子围出一个四方形院子，开南北两个大门，仿佛古代官兵们戍边的驿站，平时由几个大队干部轮流值勤，人烟稀少，冷清寂寥。早些时候，距离大队部不远处有一座寺庙，晨钟暮鼓，几个喇嘛，香火袅袅；“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从巴彦浩特城（当地的旗政府所在地）来的一帮所谓的红卫兵三下五除二地拆除了，据说连一根木头都没有留下，完全彻底，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一年四季，也就是六月末和年底的两次社员大会，大队部能够热闹那么几天。为了方便牧民的日常需求，大队部设有代销店，有一个代销员一年四季蹲守着。除去到分销店进货的那几天，这个代销员差不多天天都在。店面不大，两间土屋子而已，熟门熟路熟人，用不着小题大做地挂什么招牌。货架十分简陋，和城里的百货商店没法比，天上地下。因陋就简，泥砌的土台子上搭几层木板，上面摆着货物，无非是针头线脑、香烟糖果、烧酒砖茶、煤油蜡烛什么的，当然还有布匹，而且占的份额很大，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前台也是泥砌的，台面照例是一块长而宽的木板，涂了厚厚一层红色的油漆，很亮，能照见人的影子。台面上放着一把算盘、一把尺子、一把剪子。剪子通常不用，像个摆设。因为这个代销员经验丰富，将布的尺寸量好后，两手捏着量好的布，大拇指对在一起左右一扯，布就刺啦一声扯开了，干净，利索，清脆，声音很好听，裂帛似的，引人入胜。天大地大，牧民居住分散，来一趟大队部并不容易。来了，就要眉毛胡子一把抓，办许多事情，包括到代销店购物，走的时候一条褡裢撑得鼓鼓的，脸上是一种满足的喜悦。高寒地区，酒风很盛，尤其是当地的蒙古族牧民，对烧酒情有独钟。酒的蒙古语叫爱勒克，在我听来也是蛮有意思的，似乎有一个热乎乎或者火辣辣的爱字在里面，连发音都相同，暧昧得很。他们盛酒的容器大都是十几斤或者几十斤的铜鳖子，要么是与之容量相当的塑料壶。这叫一次购得，多次消费，驮回家慢慢享用。因此，代销店里除过布匹，最显眼的东西，就是垛在墙角那几只硕大的箍了三道铁圈的铝合金酒桶。偶尔一瞥，这冷冰冰的几只酒桶，仿佛竖着的几颗重磅炸弹，难免让我心惊肉跳，产生一种莫名的警惕。牧民们隔三差五地来，代销店里便隔三差五地飘出一股股酒香，然后弥漫在不大的院落。汉族牧民则逊色多了，每次买烧酒也就两三瓶，逢了娶媳妇嫁女儿这样的喜事另当别论。父亲也是，对烧酒不感兴趣，尽管他的酒量正经不错。父亲不会像蒙古族牧民那样，对这种无色透明却又让人迷醉的液体出手大方。需要表明的是，我这样进行对比，毫无贬低他人的意思。事实是，我的少年生涯也是受到了蒙古族牧民的生活习惯乃至他们的独特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那种善良、宽容、淳朴、豪放的性格和品质，至今令我敬佩不已。蒙古族牧民普遍信仰佛教，十分虔诚，对家里的老人尤其孝顺敬重，而且越老越尊贵，被当作佛一样供奉着，有什么好穿的好吃的，先紧着让老人享用，不让老人受委屈。这一点，我们汉族牧民是比不了的，是问心有愧的，我们应当认真反思，向他们好好学习。

父亲的注意力，集中在代销店货架上的那些布匹上。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国人实行的是供给制，作为这个大家庭的成员，牧民自然也不例外。买布，就得有布票（好像没有酒票，至少在我们生活的牧区是没有的，这也许是政府对牧民的特殊照顾）。我家的布票就掌握在父亲手里，家里的其他成员包括母亲都不能轻易染指。每次去大队部，父亲贴身的衣兜里，必定装着一沓花花绿绿的布票，印得很精致，乍一看像粮票，从几尺到几寸不等，似乎比钱都要金贵。父亲一去，时间或长或短，这要看是什么情况，如果是驮粮买面，来回一天；如果是开社员大会，五六天不等。父亲一去，家里就会出现一段空白。这一段空白，就由我们几个半大不小的儿子进行填补，主要是我和三哥，类似于上墙揭瓦、掏鸟捣蛋，搞得家里乌烟瘴气、鸡犬不宁，惹得母亲唉声叹气，惹得尚未出嫁的姐姐们怒目呵斥。她们制止我们的最有效手段就是信誓旦旦地恐吓我们，将我们的不轨行为告诉父亲。我们都怕父亲，尽管父亲平时并不怎么发火。我们对父亲的怕，是源于骨子里的敬畏，或者感恩。从记事起，尤其是从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启蒙教育开始，在我们的意识里，就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男权社会的传统观念，父亲就是天。母亲又将这种传统观念进行了通俗而直白地诠释，我们吃父亲的，喝父亲的，可不敢惹得父亲心生烦恼。父亲塌了，就是天塌了，全家人的日子就没法过了。母亲言传身教，在日常的生活中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母亲对父亲，必定是言从计听的，尽管母亲比父亲大三岁。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光灿灿的金砖没有抱上，倒是人丁兴旺，生了三女四男，我们兄弟姊妹七个，而且个个无病无灾、生龙活虎，香火绵延不绝，像一棵大树一样，枝繁叶茂。大概对于一个寻常百姓家而言，这就是抱金砖的原本内含或者延伸之意吧。在我们这个人口多、生活并不宽裕的家庭，父亲享有许多特权。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父亲的特权根深蒂固，无人能够撼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每天早晨，父亲的碗里要多出三样东西，打成絮儿的鸡蛋、黄澄澄的酥油和溶化了的白糖（有时候是红糖。在我的记忆里，红糖很稀罕，只有坐月子的女人才可以享用）。父亲这样的早餐，几乎雷打不动。直到我大哥结婚生子，父亲有了第一个孙女，他的早餐依然如故。这当然是母亲坚持的结果。有趣的是，父亲每天营养还算丰富的早餐，后来终于被他的孙女分得一杯羹。每天早晨，爷孙两个分坐在小炕桌两边，一老一少头对头地吸溜着香甜的鸡蛋白糖酥油茶，其乐融融，而且乐此不疲。每每至此，大嫂也乐得满脸开花。爷爷和孙子，隔代亲嘛。这是后话，不提也罢。

父亲每次从大队部回来，肩头必定搭着一些从代销店买的布。

布的颜色有青有蓝有灰有白。青的蓝的灰的是斜纹布。白的是市布，缝衣服缝被子时用作衬里的那种布。偶尔也有花布和红布，是给姐姐们买的。后来家里有了大嫂和孙女，偶尔也给她们买。有时是十几尺，有时是几十尺，最多的一次竟然是十丈。一丈十尺，十丈就是一百尺。不同颜色的布匹垛在一起，共同散发出那样一种特殊的气息，让我们惊叹，也让我们感觉到日子的温暖和厚重。母亲将这些布一一展开，用手仔细地捋过一遍，再按照原来的样子重新叠好。这些在原野上经过阳光雨露（棉花），在工厂里经过千丝万缕（纺织），在路途中经过千山万水（运输）的布，终于来到我们家里，带着父亲的执著和母亲的手温，整整齐齐地码放进屋门背后靠墙的那只大木箱里。这些布到了母亲的手里，便能够由母亲自由支配了。母亲是欣慰的，安详的，心里对父亲充满由衷的感激。这样的感激，我们能够从母亲似乎是不经意的眼神里觉察到。当然，父亲的意思，母亲也是再明白不过了。穿衣吃饭是居家过日子的基本需求。一个人如果连裤子都穿不上，那便是真正穷到家了。缝缝补补自然是母亲的事情。母亲就用父亲买回来的这些布，把我们全家人从里到外地包装起来。后来，父亲通过我城里的大姐，想方设法买了一台上海生产的飞人牌缝纫机，作为聘礼送给了大嫂。大嫂进门，裁裁剪剪、缝缝补补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交到了她手上。此后，家里便隔三差五地响起缝纫机转动时发出的那种轻盈欢快的嗒嗒声，感觉生活很美好。其实，那些年月里，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低下，应该说还很贫穷，距离美好相去甚远。据说连住在北京城里的毛主席他老人家，一日三餐都不吃肉。那么，父亲这种买布的举动，就有囤积的意思在里头，也算是有备无患，想得周到。

人要衣装，佛要金装。人配衣裳，马配鞍。在那些年月里，我们一家人就没有穿过打了补丁的衣服，走在别人面前就有一份摸得着看得见的光鲜和齐整。至于别人是不是嫉妒，会不会说什么闲话，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再光鲜的衣服也总有穿旧穿破的时候。衣服穿破了也很好办，拆散了一层层地糊成袼褙做鞋底子，物尽其用，一点都不浪费。俗话说，马瘦毛长，人穷志短。这是常态。但是，马瘦了还有一身乱糟糟的毛遮丑，人要是没有衣服穿了，就要光屁股露肉，丑陋得一塌糊涂，门都出不去的。即便是讨吃要饭，也不能光着自己的身子吧？人穷也有志不短的，那就得加倍承受生活的种种磨难和压力，其中不可或缺的是跑生计跑活路，费心思费力气的同时，也格外费鞋子。穷人费鞋，是很有一番道理的。这样说来，布与鞋子之间，就理所当然地形成了一种符合逻辑的依存关系，并且完全能够经得起反复推敲，就像一个路人的鞋子不断地叩响大地。你想啊，有了布，才能够有衣服穿；衣服穿破了，才能够用这样的破布做出鞋子。当然，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穷人的逻辑，与富人无关。因为富人可以穿皮鞋，可以穿裘皮之类的衣服，皮草是也。问题是，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而且贫富不均的世界上，历朝历代总是穷人多。穷人最大的闹心事，就是穿衣吃饭没有保障，讨吃要饭伤害自尊。

当然，在囤积布匹这件事情上，父亲也闹出了笑话，如同经验也会过时。这与时代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似乎是怨不得父亲的。也正是这个原因产生的诱发作用，我才觉得自己获得了一点灵感，觉得有必要写一篇与之相关的文章，权且叫作小说。

伴随着父母的逐渐衰老，伴随着我们儿女的逐渐长大，时世也不可逆地发生了变化。所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既然势不可挡，就要毫不留情地碾碎一些东西，包括一些传统的落后的观念。时世的变化，体现在老百姓的家庭和个人身上，就是生活逐渐地变好，人们的穿戴也紧跟着发生了变化，色彩和式样变得丰富了起来，不再是过去那种单调的青蓝灰白，以及千篇一律的中山装、列宁装和农村装（大襟棉袄、大裆裤）。于是，轻车熟路的父亲，终于遇到了一件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就是，父亲多年来处心积虑囤积下的那些布匹，开始受到冷落，尤其让我们几个儿女不屑一顾，真正成了压箱底的陈年旧货。根据我们的估计，父亲囤积下的那些布匹，全家人还能穿十几年，穿到儿孙满堂。在这个问题上，一向很有主见的父亲开始不那么自信了，只是以沉默的方式保持着一种不愿服输的自尊。我们都心知肚明，也故意不去说破，同样以沉默的方式维护着父亲曾经的自信。可是，这样做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父亲的心病，这是其一。其二，这么多的布派不上用场，继续压在箱底不见天日，终究不是个办法。时间长了，这些布是要瓤掉的，变得一文不值，岂不可惜？这样一来，浪费和损失可就大了，真正是得不偿失。

父亲几乎不喝酒，也反对我们儿女喝酒，认为酒后误事不说，还容易伤身体，划不来。有一天中午，父亲让母亲用珍贵的胡麻油炒了两颗鸡蛋（他们爷孙俩各吃一半），主动喝了一点酒，酒后不软不硬地发了一顿脾气。不软不硬，说明父亲心虚，在囤积布匹这件事情上理不直气不壮，也找不到有效解决的办法。父亲是这样对我们儿女表示的，压了箱底的那些布就不要再计较了，既然我们都看不上，他们老两口就当老衣缝出来准备好，到时候从头到脚、里三层外三层地穿穿戴戴、铺铺盖盖地带进棺材里去，省得让儿女们再花钱置办。父亲说这番话的时候，大嫂、三哥和我在家。母亲当时正在灶台边做饭，听了父亲这番阴森森的话后，大惊失色，手里的捅火钳子哗啦一声掉在了地上。谨小慎微的母亲，责怪父亲酒后失言，青天白日的，竟说出这种不讨好不吉利的话。然后，母亲开始安慰父亲，意思是他们老两口背井离乡，从甘肃农村老家走到千里之外的内蒙古阿拉善牧区，受了那么多的苦和累，生儿育女，总算站住了脚，多活几年也是应该的，阎王爷也会手下留情。母亲一向怕父亲，顺从着父亲，夫唱妇随地习惯了，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母亲却很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让父亲多说什么。事实是，母亲的话后来或多或少地得到了验证，父亲享年七十二岁，母亲享年八十一岁，这在当地的牧区，可以认为是比较长寿了，至少让我们儿女们不会觉得十分遗憾。在母亲的制止和劝解下，父亲好长时间不再提起有关布的事情，看样子是那些压了箱底的布，谁愿意拿走就拿走，愿意送谁就送谁。如果送不出去，就让它瓤掉去。那只盛着布的箱子从此不再挂锁，有顺其自然的意思。父亲因为自己囤积布匹而酒后发脾气的时候，我的几个姐姐已经先后出嫁，在距离我家几百里外的城镇定居生活，过起了相夫教子的日子。大哥和二哥也不在家。大哥在一座盛产湖盐的小镇当装卸工，主要是往火车皮上扛盐包。小镇每天往返一趟火车，拖着一长串车皮，把品质上乘的湖盐送到祖国的四面八方。据说小镇的湖盐还被加工成精盐，进了远在北京的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呢，这无疑是一件让小镇的人们倍感自豪的事情。二哥高中毕业后当民办教师，不期然地赶上一次十分难得的招工，成为一名维护长途线路的电信职工，骑着一辆绿色的幸福250摩托车，在连接城镇和牧区的公路上来回穿梭。

他们偶尔回来看望父母，住不了几天就走了，对那些压箱底的布不但不感兴趣，而且还时不时地给父母买几件衣服。对儿女们这份养育之恩的回馈，父母客气一番后，当然只能接受，不能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