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瑞谈到“清官”戏

传统剧目中有两位能给老百姓申冤除害的著名人物，一个是宋朝的包拯，一个是明朝的海瑞。由于他们的刚正不阿、不畏权势，做了不少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事情，所以大家把他们叫作“清官”。他们在老百姓当中是有着相当深刻的印象的。然而，麻烦的事也就出在这里。有人说：“清官”不也是官吗？只要是“官”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就不会与人民利益没有矛盾。意思是说，既与人民利益有矛盾，官就不可能清。照着这种看法推下去，那么“清官”肯定不会存在了。我的理论水平很低，遇上这类问题可是喜欢捉摸，不捉摸不行，因为我在舞台上常常扮演“清官”，而且这还牵涉到许多剧目保留与否的问题。封建社会的官大都是出身于上层门第，即使也有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但是在封建社会里，读书人唯一向上爬的途径是中举做官。做了官，给皇帝办事情就难为百姓分忧，这个道理是明显的。不过，我觉得这只是一方面，还得看另外一方面：读书人做了官，离开了老百姓，以至于直接参加剥削，但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他们和最高的封建统治者、专制帝王或其他的封建官僚之间也会产生一定的矛盾与冲突，而对老百姓又不是绝对不能理解或同情的。因此，有的官也可能办出一些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来。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即人们在戏剧里表扬“清官”，很可能有微言大义存焉，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像包拯之流不必说了，就连陆炳那样的坏家伙都给他戴上“忠纱”，恐怕也寓有希望他这样的官儿能够从“鬼”变成“人”的意思吧。我们可以从这种复杂的情况里看得出来，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是多么尖锐，所以，对“清官”问题不能简单对待，不应该由于“清官”也是官就一概否定。评价文艺作品要看它对人民的态度和有没有进步作用，我觉得也可以用这个尺度来对待传统戏里做官的。历代流传下来的剧目，写“清官”的是挺多的，例如元代杂剧就很表扬王翛然、张鼎和钱可，当然还有包拯。明清以来，包公的名声越来越大，可是又出来个海瑞，以“南包公”的牌号和他分庭抗礼。一般说来，大家都认为海瑞不像包公那么有群众基础。其实不然，据我所知，海瑞也很有些群众拥戴。明代有位木石山人编了一部传奇，叫《忠孝节义海忠介公金环记》，就写的是海瑞，这部曲子我没见过。明末清初朱素臣的《朝阳凤》和朱佐朝的《吉庆图》也写的是海瑞，这两部曲子我都见过。明代李春芳编了一部《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把许多聪明智慧的传说故事都算到海瑞的账上，正像写包公断案的《龙图公案》一样。后来的《海公大红袍全传》和《海公小红袍全传》也多少有和《包公案》竞赛的意思。也许由于我是演老生而不是演花脸的缘故，在这两个“清官”当中，我是特别喜爱海瑞的，因此也就特别注意海瑞的戏。单拿京剧来说，就我所知道的，有关海瑞的传说戏就很多。这几年来，还从其他地方剧种移植过来的《生死牌》和《海瑞背纤》等剧目；新创作的有《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当然，从剧目数量上看，海瑞比不过包公。这也很容易理解，包公是北宋的人，海瑞是明代中叶以后的人。因此，海瑞在民间传诵的时间较包公短好几百年，故事的积累和发展还很不够。但是，这也不是没有好处，在海瑞身上就没有沾上包公的“日断阳来夜断阴”的阴阳怪气和神话人物的色彩，这也是我特别喜爱海瑞的另一个原因，所以我才把《五彩舆》改编成《大红袍》，来表现初出茅庐的淳安县令海瑞；也才欣然接受了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至于怎么能够更好地把典型人物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出来，我还得用功，还得要求观众多多帮助。

（原载：1961年6月23日《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