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伶马连良——首倡改良舞台适合时代化
——首倡改良舞台适合时代化
采访人：秀华
在舞台口，有一位歌喉妙曼悠扬、表演敏活自然、风度潇洒流利的须生角色，只要他一出台，便会使台下的听众格外兴奋、愉快，他所主演的剧，是要使各个人都能了解而适合听众的要求。
这个人是谁呢？便是本刊创刊号上的《伶工特记》中最末一段所说：“循着美化的趋势，利用旧有的程式，发展自擅的天才而成为现在剧场最需要的一个骄子。”——一代伶人马连良先生，也就是本篇访问记所要记载的主人翁。
也许有人说：“哦，原来是他，不过一个天才的艺人、舞台的成功者而已！”不错，马连良先生是一个富于演剧天才的人，他在舞台上算是成功了。但这并不算什么了不得。我们所要说的是在这个世纪中——中国固有的舞台艺术，几乎被一般所谓高尚的人物唾骂、轻视、讥笑到被淘汰的地步时，又一个大胆的艺人，不顾一切艰难与同行守旧思想者的讥诮，振臂而起，立誓以身作则，从事改良中国旧剧的污点——无论是剧本，是前台，还是后台。几年来的努力，使他得到同行及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同情。使中国的旧剧，渐渐地走上了被人重视之途，虽然不是马先生一个人的力量，但说他是一位戏剧的革命者，总算可以吧？
趁着马先生未露演的时候，得一个机会去访问他，他很客气地接待访者，精神蛮好，健谈，善于辞令，都和舞台上没有两样。
记者先恭贺他上次赴沪的成功，并且问他上次有没有灌片，据说原打算灌全部《清风亭》，但是因为离返京只有一星期的工夫，恐怕来不及而没有灌成。“那么来北京灌片不可以吗？”记者问。“因为灌片公司各家都有其地方的权益，所以上海的公司是不便到这里来的。”
谈到舞台的改革，不由说到北京的新新戏院。新新在北京这些守旧的戏院中，是唯一的新式剧场，舞台大，座位多，时代化的建筑对于听众们爱美的观念，是很有关系的。我们曾经听到许多在北京向来不听旧戏的人论调现在是这样的：“除非到新新去倒还可以坐得住。”这样说起来，这功劳不能不归于马先生，因为新新是他一人所计划成功的。
马先生说：“外界不知道敝界人的思想是守旧到极点了。我时常对人说，虽然是旧剧，也应当有时代性，应合时代的潮流。比如谭老先生（鑫培）当初演戏的时候，有许多地方，他老先生如果认为不好，就自动地改良起来，于是在那时比谭老先生更老一辈的戏剧界人，便大骂谭老先生。到我们这也是一样要求进步，所以思想稍微新一点的人，如果对戏剧上有什么改良，便一定会受人非难，老先生们都话为：‘毛孩子，懂得什么！’但是自信所做的事，是不出乎规矩的改良，是向善的，所以也顾不得人家的批评了。”
“马先生所排的新剧本，都是自己所编的吗？”
“所谓新剧本，有时候是失传的，有时候原来的剧是全部的，渐渐被人摘其中精彩之一节来演唱，现在我们又重新整理，把人家已不演唱的头尾再联起来，完成一个全部剧。但这种工作，并不容易，因为头尾往往失传不可寻，自己当然不能凭空捏造，遇到这时，我便和诸位文学家、戏剧家共同研究，参考许多旧书，然后才编纂起来。”
“先生每编就一个新剧本，就排演露唱吗？”
“我每次都是编好两个新剧本才开始排戏，同时露演。比如最近所编的新剧本如《春秋笔》和《串龙珠》是同时的；《全家福》与全部《盗宗卷》是同时的。”
“先生既然把许多失传的剧本重新整理，这种精神是人人佩服的，但不知先生对于自己所独会的剧，抱如何的态度？”
“我国人有一种习气，便是自己所会的不愿传授给大家，在戏剧界这种习气尤其厉害。剧本的失传，自然也是这种原因。拿我个人的意思来说，是绝对反对的，虽然我并没有许多了不得的独有脚本，但是我愿意把我会的，使大家全会。说到这里，我来讲一个笑话：当年余先生（叔岩）有一次打算学某戏，这出戏很短，只有两位老先生会，余先生已经得到其中一个人的同意，便请他去和那位商量，谁料那位说：‘得了吧！咱们带啦走吧！’所谓‘带啦走’，就是带到棺材里去，结果这出小小的戏，算是失传了。”马先生说到此处，不住摇头叹息。
我们把话题又转到舞台上去，谈到外国人对中国戏园子的憎恶，马先生说道：“在从前，我晓得外国人来中国戏园子看戏，最多不过两刻钟便返身而出，他们不是因为不懂戏，实在是因为不习惯戏以外的种种，如建设的不合卫生、听众的不知礼貌、通天的锣鼓响等等。所以十九外国人回国去以后都向人表示说：中国实在好，处处都好，唯有戏园子给人的印象太糟。试想这对于戏剧界的人是怎样难为情呀！说起我改良舞台的动机，还是在前七八年英国萧伯纳先生来京。有一天我在华乐演《借东风》，他也曾去看，第二天，我去拜访他，请他批评中国的戏，他说：‘我很不客气地问您，我昨天所看的戏，那吵人震耳的锣鼓声是表示什么？还有台上站着许多和剧中人所穿的不同的衣服的人表示什么？’第一个问题，我回答他说：锣鼓不是每出戏、每场都有的，也如同西洋影片中的音乐，代表喜怒悲乐，比如打仗或事情很紧急时，便大敲锣鼓，以示紧张。第二个问题，我惭愧得很，实在没有法子答复人家，那些站闲的人是表示什么了。受了这个刺激，我决心改良舞台，尽自己的能力。中国戏剧的本身是很好的，他不是单为娱乐、消遣，同时也是辅助社会教育不足的一种工具，所以我们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要随时求进步与改良的。以我拿扶风社来作比喻，扶风社演剧时，台上绝对不许站一个闲人，‘饮场’与夏天的‘打扇’，一定不许要；戏中人甚至跑龙套的，不许穿便鞋上场，冬天不能穿大棉袍外套戏衣。但是请他们脱棉袍穿戏鞋也不是容易的事，总之，处处都要以善言开导的态度对他们，俗话说‘搭班如投胎’，现在应当反过来说，因为身为一班之主，才像投胎一样难呢！”
我们的谈话，已经占去很长的时间，健谈的人也会感到疲劳的，便要求为马先生家庭摄影留念。于是马太太、马老太太和他的五男二女——其中第五子崇智因为在富连成学戏未能赶回，共摄了一个全家福，马先生的公子除了特别嗜好戏的外，其余都入学校，有好几位在育英中学念书，功课都很好，加之夫人贤惠，家庭之乐融融，是他人所不能比的。
（原载：1939年3月15日《华文大阪每日》）